（视觉中国❘/图）
多个丑闻案例表明，中国公益行业透明度有待进一步提高，否则，社会公众对公益组织乃至中国公益领域的信任度仍大打折扣。政府力推并落实执行相关政策规章，有助公益透明之路建设，但这不是万能药，还需公益行业自律以及引入第三方有效监督，方可让中国公益更透明。
三天——募集善款6亿元——3643个公益项目参与，腾讯公益发起的“99公益日”活动毫无意外地被视为中国公益界的狂欢日。
2015年是这个活动的头一年，因腾讯公益在9月9日前后为每个发起项目进行1∶1配捐，动员多方参与而备受关注。到2016年，以1.9999亿的配捐额度及企业同步配捐，更是让这场狂欢骤然升级。
只是，在2016年刚刚过去的狂欢中多了不同寻常的声音。9月7日，微信公号“益碗fun”在公益交流平台NGOCN上发布一篇题为《去年99公益日筹款八千多万，有六千万去向不明？》的文章（以下简称《善款去向》），该文称首届99公益日的929个民间组织项目中仅有73%（674个）披露了项目进展情况，投入使用的8800万元中仅有23%（2000万）可以看到详细的资金流向。
文章发布后，腾讯公益官方公开质疑《善款去向》一文数据严重失实，而两家在文中被点名的机构也作出回应。在公益圈，有人指责“此文引用数据失实、危言耸听，把极端个案想象成普遍现象”；也有人看到其善意出发点，认为中国公益界确实要反思。
突如其来的质疑
2016年“99公益日”于9月7日启动。腾讯乐捐平台承诺三天内配捐1.9999亿元，而企业配捐额度也达到1.01亿元。作为一个仅有5名全职工作人员的小型公益机构，广州市海珠区碧心公益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广州碧心）使出洪荒之力为“癌症儿童的专属伴侣”项目进行募款。他们以帮助癌症患儿为主要工作内容，寻找相熟的朋友，曾经帮助过的病友，在各大微信群里作“路演”，不间断地推荐自己的上线的公益项目。
腾讯乐捐平台上线已四年，通过微信朋友圈，将募捐信息层层转发，到达的人数在短时间内可实现指数型增长。而所谓的1∶1配捐，即是公众为项目捐款1元，则腾讯公益为此配比捐赠1元，因而在这三天内募捐的善款可翻倍，公益人为此叫好。与以往不同，2016年的新规还加入了企业配捐，腾讯配捐不定比例发放，仅活动开始第一天的上午，腾讯乐捐平台显示已募得善款八千万元。
狂欢刚过半天，广州碧心马锦洲突然接到同事转来的一篇微信文章《去年99公益日筹款八千多万，有六千万去向不明？》。令人惊讶的标题背后，其实是指出2015年腾讯乐捐平台上部分机构没有及时作出项目反馈，也无法跟踪善款去向。马锦洲注意到，广州碧心由于在8月26日一天内作出近半年报告也遭受点名质疑，认为是因腾讯“没有及时上传项目反馈的项目不得参与募捐”的新规而匆匆上线做出反馈的，另外一笔在乐捐平台筹得的12091.42元善款，却在筹款未结束时就已拨付，那结项后到账的资金又到了哪里？
马锦洲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件大事，马上就此上报给机构理事会，请示处理方法。广州碧心事后告诉南方周末，这当中没有黑幕，没有及时上传项目进程是因为实在没有人力，一时忙忘了；善款使用票据里出现项目结束前的账单，是因为患儿病重只好从备用资金池里紧急拨款，提前救助，后来募集的钱将补充回资金池。理事会对上述争议究竟是该就此噤声进而等待其他相关方及被点名机构回应，还是率先说明情况？最后，他们决定先做好自身，当晚11时发出回应《善款去向》的声明，事件暂告一段落。
腾讯公益随后也发表声明称，首届99公益日的所有项目中，有超过95%的公益项目发布了项目进展反馈或结项报告，只是发布渠道不全在腾讯平台上，有些项目用了自己所在公益机构的官网或APP等。而反馈进展的项目中有866个项目已执行完成，并提交包含收支明细的结项报告。
不过，直到腾讯公益发布声明后的数日，被《善款去向》一文点名的多家机构仍保持沉默，未予回应。该文作者韩青对机构有自身困难表示“抱歉”，但不“道歉”，“数据并未失实”，他对广州碧心的回应也表认同，那正是他希望的结果。
“心知肚明”的毛病
2016年3月15日，《中国民间公益组织透明度发展研究报告（2015）》发布，2015年度中国公益组织透明度平均得分为32.44分，相比起2014年的27.87分和2013年的27.33分分别有了进步，但与60分的及格线还是相去甚远。而且，其中最重要的财务信息一项，平均分只有2.45分，一半以上的机构得到了零分。
这项由多家基金会支持的深圳USDO自律吧出具的报告，涵盖了1738家民间公益机构，并以它们在2013年披露的信息为基础做出分析。目前的数据显示中国公益组织透明度确实比较低，其透明环境还有待提高。仅以腾讯乐捐平台上的财务透明为例，《善款去向》一文中被点名的几个公益机构给出了较为一致的答案。
“许多草根机构都还在养活自己，谈不上信息公开透明机制完善。信息公开和透明需要人力成本，这就谈到了行政费用的问题。在草根公益机构的行政费用支持上，别说爱心捐款人士，连基金会也少有。”宁夏青年社会创新发展中心的海军这样告诉南方周末。
“目前覆盖全年人员工资的主要靠两份小额基金支持。”广州碧心负责财务工作的刘日秀说，大部分购买服务项目都会限制人员工资，而用于专家及志愿者补贴的“劳务费用”反而宽松些。这在政府主导的一些“公益创投项目”会更加明确，行政费用额度会限制在5%左右，甚至没有。这样一来，一个工作人员就只能负责2-3个项目才能保证工资发放，即造成所谓的“人少事多”。
行政费用低导致公益人力缺乏，限制了公益透明度的提升，公益人对此都“心知肚明”，但一直“悬而未决”。
“表面看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但实际上这种说法也本末倒置了。”致力于公益组织财务培训的广州市海珠区恩友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副理事长冯世锋认为：公益行业透明度低，社会公众自然不信任公益组织，这才导致慈善法和各种配套法规、社会舆论对行政费用提出了较为苛刻的要求，而社会资源也就难以流向这个领域。
中国公益组织的透明度建设仍有一段路要走。（视觉中国❘/图）
更多外部防线
“筹款八千多万，有六千万去向不明”本应是一枚投入公益圈的重磅炸弹，但实际激起的不过是数圈涟漪。“没有及时公开财务状况，原因是本身没到节点上。”筹款经理海军解释款项不公布的原因时第一句话是腾讯乐捐制定的相关规范并非如此，而财务报告仅是结项时才需要。按照腾讯乐捐的规定，在“99公益日”期间所募款项需要11月才能到账，目前未到一年结项期。
这也让公众看到，除在公益组织自身制度要求之外，还有外部防线制约。一个公益项目要在“99公益日”上线，需经过公募机构和腾讯公益平台两级审核，即在公募机构完成认领和审核的情况下，腾讯公益进一步查验项目是否在平台重复发起、图文是否完整、项目是否真实等问题。
另外，所有参与的公益项目需在“99公益日”结束后继续公示10天，接受来自全网用户的监督。公示期结束后，配捐资金的发放工作才开始启动。腾讯公益告诉南方周末，发放前还需要与公募机构、配捐企业核对数据，签订合同。120家公募机构，各家有各家的规则，到账的时间也不一样。
按照2016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慈善法相关规定，必须依法取得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才可以面向公众开展募捐，否则违法。据腾讯公益相关人士介绍，经腾讯乐捐平台收到的每一笔捐款都直接到公益项目挂靠的公募机构账户，由公募机构直接接收，所以公募机构也要承担审核项目、拨付善款、监管执行的责任。
根据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公开募捐平台服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募基金会对所资助项目有监督权，但并未上升到义务层面，而民政部门则是公募基金会和公募平台共同的监管单位。此外，公募平台的行为也受到广电总局、网信办的监管。
广州认证的第一家慈善组织——广州市慈善会秘书长汪中芳认为，目前慈善法及其配套法规对于信息披露方面的要求已是非常细致，要做的是别急于批评，先实践，步步完善。
更重要的是，行业自身也在建立新的防线。
2011年，公益透明度在郭美美事件背景下被讨论得如火如荼。中华百人论坛的多位专家在无锡灵山梵宫中争论了一天，做出一份提升透明度的行动纲领，第二条即为建立自律联盟，完善自律机制。
2012年8月，我国基金会行业自律性组织——基金会中心网上线运行评估基金会透明度的中基透明指数。此后陆续有3个机构开展了针对公益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和披露的相关评估，当中也包括由深圳USDO自律吧在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等多家机构支持下做的《中国民间公益透明榜单》。
上述评估指标体系中都包括了公益慈善组织的基本信息、治理信息、项目信息、财务信息四个一级指标，让公众了解这个公益慈善组织“我是谁？我在做什么？如何才能找到我？我对谁负责”。这些榜单的运行都将通过透明度的评选步步倒逼公益机构重视透明度建设。
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执行副院长胡小军则呼吁另一种方案：组建第三方。这一方案的可见案例是成立于2013年的广州慈善组织社会监督委员。它由政府发起，由社会第三方承担监督义务。首届监委会15名监督委员分别来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律师、会计师、媒体人和知名慈善人士七个界别，没有现职官员。这种人员组成的多元化提升了监督水平，也促成了其公信力的形成。目前该监委会不仅对广州地区各类慈善组织的慈善募捐活动、慈善资金使用管理以及信息公开等情况独立进行监督，还为政府有关部门开展慈善监管、慈善组织开展活动提供咨询意见。
公益透明度的互联网时代
自1981年中国首个现代意义的公益慈善团体——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成立开始，近30年的中国慈善史当中，我们习惯了由政府权威主导的社会捐助体系，习惯了“被代表”捐款。据前USDO自律吧总干事、中国民间公益透明指数负责人丁承诚观察，社会公众与实际的公益项目之间存在长时间的纽带断裂。
直到2011年，中国公益的“问责年”，郭美美事件、中华慈善总会发票门、河南宋基会事件、中非希望工程争论等让公益慈善事业在一年内承受了连续的问责，官方慈善机构的公信力一落千丈。公众开始追问，“我们捐出的钱去了哪里？”
在这之后互联网的链接，让公众真正参与到公益项目中。网络技术带来的方便使大众能在网页上随时了解项目的内容、进展以及募捐情况。大众在捐赠上有了选择，有了对话交流。
“一个企业给我们捐了100块钱，和100个人每人捐一块钱，虽然钱的数量是一样的，但是它带动背后的社会公众对于慈善的认知、理解、参与以及公众产生的一种整体的社会影响和效益完全不同。”胡小军在一次公开的筹款分享中如此总结。
技术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益透明的成本。“随手记”公益账本在调查草根公益组织公益透明度问题后发现，公益组织面临内部员工财务专业度不高、数据披露没有统一的规范、会计凭证的合规性和真实性间存在冲突等问题。于是开发了能记录每一笔善款的支出的透明化管理工具。另一款好用的工具灵析则通过筹款、表单、邮件、短信等功能，记录流程，加强与捐赠人的沟通，轻松实现信息的利用与流转，追求智慧公益。
灵山慈善基金会秘书长王文与广州市慈善会秘书长汪中芳都认为，最难的是找不到一个衡量透明度的参考规范。这参考规范不应该只是数字式的指标，而更关乎项目绩效的考核、执行的质量等问题。
王文举例2015年的“99公益日”捐款达到1.2亿元，但捐款人数却仅有两百多万人，这个数字远远不够。他强调，“动员公众意味着你要告诉公众你在做什么，背后的价值是什么，以及你和它之间的联系是什么。”
2016年10月25日，腾讯公益举办99公益日“回归日”，重点探讨透明度建设及联合劝募话题。会上，免费午餐发起人、知名公益人邓飞在“抢钱”大法上推出了全新的回馈方式，通过“城市少年砥砺营”“公益自然探索营”等社群方式，邀请捐赠人的孩子到乡村学校实地探访，见证每笔善款带来的真实改变。
“就跟早期的保险员推销一样的。”一位不愿具名的公益人士称，她在“99公益日”前参与了一项筹款培训，主讲人强调筹款必须从“杀熟”开始，发动亲戚朋友。这本身并没有问题，只是目前的动员到了最后就只剩“捐钱、捐钱”了。她倡议捐赠人可以向受助方再更深入地追问下去：这个项目是做什么的？去年进行得如何？筹款反馈做得怎么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