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资本主义过度扩张造成的环境灾害，最终由全民买单。当我们压低整体排放量，那些前1%人们的生活品质或许会随之下降，但其余99%的人们却能得到更好的生活。
3月24日，由WWF（世界自然基金会）发起的“地球一小时”运动又一次在全球发起。全世界许多人响应号召，关闭不必要的灯光来表达对环境保护的关心。从关注气候变化，到呼应雾霾环境议题，再到倡导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方式，“地球一小时”呼吁公众关注环境问题，激励社会各界从一个小的环保行为开始，用行动带来改变。
3月28日，一场强沙尘暴袭击我国北方地区，影响范围约150万平方公里。京津冀部分地区PM10每小时浓度近2000微克/立方米，加上雾霾的双重影响，空气质量处于严重污染水平。此次沙尘暴再次给人们敲响了警钟：沙尘暴危害远未消除，由于全球沙化、荒漠化土地面积巨大，虽然部分地区经过治理得到好转，但剩下的地区治理难度更大、任务更重，丝毫不能掉以轻心。
事实上，近年来，全球环境议题日渐受到重视，在许多国家当中，个人的环境意识也逐渐提升。然而，随之而起的是越来越多的个人环保行动指南，或是绿色消费指南。彷佛改变个人的生活习惯或消费产品，就是处理环境议题的最佳途径。
但是，面对日益恶化的环境，个人的行动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发生改变，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人总是只能在他所处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我们在历史当中，不断地错过改变的机会，但是总是可以补上一些什么的。
难道没有更光明的路可走吗？
不论在气候或其他任何议题上，我们对恐惧的反应都受到了四十多年来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制约。2001年911事件过后，小布什（George W. Bush）鼓励不安的美国民众：“该去迪士尼乐园了”；当经济持续萎靡不振时，世界各国的主流媒体建议我们继续购物。因此针对气候危机，要是有人提出类似论调的解决办法，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多年来，主流气候运动者不断提倡更换灯泡、多骑脚踏车。换句话说，绿色购物就能拯救地球。
但是，仅仅实践绿色消费，改变生活方式就可以使环境变得更好吗？或者说，问得更清楚一点，究竟是谁在污染环境？
《碳巨头报告》（Carbon Majors Report）最近发现，自1988年起，全球有71%的碳排放量由100间公司所制造。这似乎与我们熟悉的气候变迁有所出入。但能源数据同样印证了这样一点。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以下简称中电联）发布的《2017年1-11月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一览表》，2017年，我国工业用电量为39473亿千瓦时，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仅为8018亿千瓦时。
▲ 世界上最富有人群碳排放量占全球五成。 © 新华社
同时，根据中电联发布的《2017-2018年度全国电力供需形势分析预测报告》，中国制造业用电量增长5.8%，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用电量持续快速增长，具有代表性的通用及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电气/电子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用电量分别增长10.3%、10.3%和8.2%，传统四大高耗能行业合计用电量增长4.0%；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用电延续近年来的快速增长势头，同比增长14.6%，随着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等逐步建成和投运，信息业用电量高速增长。
事实上，看似毫无污染的电子和技术产业，虽然表面上的污染排放量不大，实际上却是转嫁到发电业的高排放量上了。从能源结构上看，我们其实不断以污染的发电，满足不断增长的污染工业的需求，造就了一个污染的怪圈。也就是说，对污染贡献最大的，不是我们的生活排放，而是工业排放。
正如《碳巨头报告》指出的一样，世界上大多数人的消费量，都不足以对地球真正产生影响；但对那一小群真正该负起能源危机责任的人来说，“我们都没做到该做的”就成为方便的推托之词，使得我们不断反省和改变自身的行动，却只能坐视污染日益严重，生活日益困难。
▌谁为疯狂消费买单？
有人说，工业发展本质上是为了我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只要我们存在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工业发展的趋势是无法改变的。将责任归咎于工业发展是因噎废食。但是，正如法国哲学家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所说，主体是一种被召唤出来的意识形态幻念，在以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来为工业污染辩护以前，我们必须要先思考的是：是谁的需求？是谁制造了需求？
各式各样价值成千上万的生产机械，被企业家用银行贷款买回工厂，日夜赶工以期找回成本，获取利润。从元件制造厂、装配厂到商店，个个如此。为了把东西卖掉，各种营销手法层出不穷。每人一部手机还不够，要两部。两部手机还不够，要每年换。每年换还不够，要每季换。服装时尚产业，从以前的秋冬、春夏两大季，到现在几乎照着二十四节气推陈出新，只为了让消费者不停地消费。但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多东西吗？
这种为消化生产而鼓励消费、靠扩大消费来促进经济循环的逻辑，就是我们常听说的消费主义。从资源妥善运用的角度来看，鼓励大量消费去消化过度生产，根本是本末倒置。但这套消费主义却是当代经济难以动摇的根本逻辑。甚至，为了鼓励消费者消费，厂商无所不用其极。去年就曾爆出苹果公司以降频方式使手机速度下降，迫使消费者每年或每几年随苹果产品更新而更换自己的手机。
▲ 我们的生活已经被各种各样的快速消费品牌包围，他们鼓励我们不断更新换代生活用品，从中牟利。 © eeobook
随着绿色经济、永续发展被吸纳成为主流的发展策略，减碳和经济成长究竟是不是可以同时达成的两个目标，一直争论不休。这种思维困住了那些笃信经济和物质需求成长的虔诚信徒。他们无法想像除了拼命增加产量和大肆广告以刺激消费之外，我们还能有其他振兴经济的办法。他们不断重复自己最喜爱的论调：“没有足够强劲的消费与持续的经济成长，我们就无法创造工作机会，我们就无法减少失业！”所谓的自由主义成长论的思想铁三角——企业的竞争力促成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又会创造就业——来自一个糟糕的简化公式，但它却一直引导着政治决策的走向，从而进一步导致环境的恶化。
当然，在“占领华尔街”浪潮（Occupy Wall Street）和其他原住民运动者艰苦的奋斗下，情况已经有了转变，环保运动圈开始有批年轻激进的新血加入。例如为了阻挡基石XL计划（Keystone XL）与达科他输油管工程（Dakota Access Pipeline），而迫使施工的建设公司与银行撤资的行动，就明显的以集体行动为环保主义注入了反企业精神。但是，这些以中产阶级为主导的环境运动又衍生出另一个问题，谁才是“环境污染”的最大受害者。
正如气候科学家凯文·安德森（Kevin Anderson）所说，“当穷人的收入提升到足以使用大量能源时，低碳能源系统也早该完成转型了”。在消费主义的浪潮中，穷人并不是消费的主力，但以环境恶化的恶果来做比较的话，他们却是环境污染的最大受害者。
人类持续不断而且无可避免的经由自然资源与能源的撷取以及废弃物的丢弃来改变、破坏自然生态，以目前人类的数量、技术水准以及经济活动量而言，这种破坏与改变的速率已经远远超过生态体系透过自然循环系统（氧循环、氮循环、水循环、碳循环等），以及自然净化作用来解决这些废弃物与回复生态系的平衡之能力。而且，我们已经在生态体系中丢弃了大量的无法或不易被自然循环系统所解决的物质，如塑胶制品、氟氯碳化物（CFCs）、其它化学废料等。
这些废弃物要么被任意排放、丢弃，所造成的生态后果由地区、甚至全球的不特定对象来承担（Rathje and Murphy, 1992）；要么被废弃物的制造者依循最小抵抗路径（least resistance path）的原则，丢弃在特定的地点及特定人群的生活领域（Bullard, 1990），包括地理的以及文化的偏远地区（John-ton, 1995）或各弱势族群与贫穷社区。
1980年代的美国，有许多学者与民间组织相继投入有关有毒废弃物处置地、污染性工厂与垃圾处置场分布的研究，他们都不约而同的发现这些社会恶物非常不成比率的被放在少数民族以及穷人社区(Bullard, 1990, 1993a 1993b; Capek, 1993; Hofrichter, 1993 Szasz, 1994; Bryant, 1995）。
而在中国，根据《2013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地表水总体轻度污染，31个大型淡水湖泊中，17个为中度污染或轻度污染，地下水污染尤为严重，在4778个地下水质量监测点中，有大约60%的监测点为较差和极差。另据《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点位超标率达16.1%。众多的地下水和土壤污染，使农村居民承受了极大的身体健康代价。据研究显示，截止2010年有大约459个癌症村遍布全国，而农村的消化系统癌症远高于城市，癌症高发与水污染存在着直接关系。
如台湾东华大学纪骏杰教授在他的成名作《我们没有共同的未来：西方主流环保“关怀”的政治经济学》中的分析一样，由于没有其它可行方式，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穷苦人民以过渡剥削自然的方式来维持生活；而过渡剥削自然的结果是让他们变得更加贫穷。而这些并不被主流的环保运动所看到，因为城市对空间的特有配置，城市居民与土壤和河流隔离开来，因此土壤和水污染对于他们而言，并不具有切身的意义。只有城市上空的大气，无视城市对空间的安排，同样笼罩在所有阶层的头顶。因此，大气污染成为了最被关心的污染。
所以，我们被消费主义“强迫”着消费，而消耗大量的资源来生产大量其实无用的产品，环境的风险则首先被转移到各式各样的弱势群体身上，严重的环境污染，我们看不见也触不到，它们不被表征，而仅仅以一种高风险、不确定、无边界的形态，与千千万万底层民众的生活缠绕在一起，成为他们的梦魇，而这些梦魇又随着各种中介进一步地危害其他人的身体健康。由资本主义过度扩张造成的环境灾害，最终由全民买单。
▌环保运动该召唤怎样的方法论？
全球气候变化已被公认了几十年了。解决的技术方案是有的，也有办法解决财政问题。那为什么政府都不采取这些必须的步骤和措施呢？为什么他们要建议虚假的或危险的解决方案，例如页岩气、农业燃料、核能、地球工程（geo-engineering）等等呢？
答案很简单：其实大部分政府都在为跨国公司和银行提供服务的。跨国公司为了利润率，发动一场又一场利润最大化的战争，企业生产更多“故意短命”（planned obsolescence）的产品，结果消耗更多的资源。而他们使用的能源当中，超过80%是来自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减排当然对他们不利。
“绿色消费也许可以消除你的罪恶感，但只有大规模的运动才有力量改变气候危机的未来”，《卫报》（The Guardian）作者马丁·卢卡斯（Martin Lukacs）表示，“首先，我们必须突破新自由主义的思想禁锢：停止个人式的思考”。“大家真的都低估气候变迁的危险了吗？对。但我们面对的最大威胁，只有失控的气候变迁吗？不。”宾州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社会学家丹尼尔·科汉（Daniel Aldana Cohen）解释道，“基本上，真正危险的是使其他人们担负了原来属于少数富裕者的责任”。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环保已经变成了一宗生意。是的，当我们消耗更多的资源、技术和能力去生产所谓的“绿色产品”而非去反思环境问题背后的政治经济结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是主动或被动地把环保变成一宗生意。这门生意就如同16世纪罗马教廷所贩卖的赎罪券一样，我们购买它们用来沉醉在“我们参与到环保事业当中”的幻觉之中，而资本赚取更多的钞票。在这宗生意中，除了资本家，没有人因此得利。
简而言之，为了确保下个世纪不会出现更多“环境难民”，除了制定排放上限，我们能做的还有更多。以人道方式处理气候暖化并避免其变得更糟，势必意味着政治经济的大规模转型，包括改变化石燃料的主宰及减少大量的碳排放等等。这里所要提出的应对方式与许多环保人士的节约策略相反，而是提供充分就业计划、将污染者的资金重新分配给那些受污染的社群，甚至保持电力设施国有化等。当我们压低整体排放量，那些前1%人们的生活品质或许会随之下降，其余99%的人们却能得到更好的生活。
▲ 美国原住民立岩苏族部落（Standing Rock Sioux Tribe）反对兴建“达州输油管”（DAPL）运动。 © REUTERS
当然，我们仍应该保有对低碳旅行者可能的支持，因为在环境运动的过程中，当然要去对我们要怎样的生活方式提出并实践想像，透过这个过程让更多人关心环境，这是改变的基石。但同时要认知到，我们的生活品质一定程度上已经无法回头，动辄以某种禁欲的口吻去妆饰，不只短视、令人反感，也是根本做不到的痴心妄想。
环境危机的出现，也给我们一个好机会来反思现行制度。我们要来一场真正的革命。不仅需要一套平等的机制来分配我们工作的成果，还需要决定我们应该生产什么，以及如何生产——没有炒作，没有浪费。正如“全球化监察”在2015年气候大游行的联署声明中所说的一样，这是一场人类文明的改变，是要转型到一个生态平衡的、建基于团结一致及尊重环境的全新社会；一个不再由少数的剥削商人、官僚或伪专家来主导重大的管理决策的社会；一个不再由利润来决定生产和消费的优先次序的社会，而是由民众一起来做决定的、由下而上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