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流商业的公益潜力，也许超过人们最乐观的想象。
中国平安掌门人马明哲在2018年的新年致辞中宣布，中国平安将正式启动总公益投入为100亿元的“三村建设工程”，面向“村官、村医、村教”的三个方向，实施产业扶贫、健康扶贫、教育扶贫。
事实上，自中央政府提出“扶贫攻坚”的动员以来，一线企业在扶贫领域频频祭出大动作，其中以王健林的14亿丹寨扶贫最为有名，何享健60亿设立慈善信托的新闻也堪称重磅，在一波又一波的扶贫报道中，我们已经观察到，主流商业在介入公益时会调动巨额资本，但我此前从来没有想过，会有一家中国企业对公益慈善的投入达到百亿规模。
甚至不只百亿。
马明哲说：“我们将为全国所有贫困地区的‘村官’提供1000亿元免息贷款，将‘输血’扶贫转变为‘造血’扶贫，助力贫困村产业升级，实现根本性脱贫。”
百亿公益投入、千亿无息贷款，这些数字让人感觉好像在玩“大富翁”游戏，要知道，2016年全国社会捐赠总额也才1346亿元。为此，我特意去查了一下平安的财务报表，其2016年的财报显示，中国平安实现营业收入7744.88亿，同比增长11.7%；归属净利润为人民币623.94亿元，同比增长15.1%；公司总资产约人民币5.58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7.0%。
一家年营收超7千亿，总资产超5万亿，且有着两位数增速的金融巨头，看上去的确有能力对扶贫、对公益作出上述投入，问题只在于，其企业高层究竟如何看待公益事业，是将公益看做塑造企业品牌的一种手段，还是将之视为企业战略？是单纯为了响应政府号召，还是企业发展的内生需求？
当前的权威信息出自马明哲的新年致辞。据《证券时报》的解读，马明哲每年的新年致辞是这一年的序曲，是解读平安发展的关键资料。在过去十年中，马明哲谈过综合金融，谈过科技，谈过创新，讲过服务，但凡平安的重大战略都会出现在新年致辞里。
以下为2010年以来，马明哲为平安所做的新年致辞：
2010年：马明哲提出，要“打造国际领先的综合金融平台”。
2011年：大概综合金融平台已初具雏形，马明哲强调“一个客户、一个账户、多个产品，一站式服务”的系统平台建设细节。
2012年：新年致辞重点突出“科技创新”。
2013年：大概科技创新小有成果，马明哲提出“积极探索现代科技在金融业的深化运用。”
2014年：这一年的主题是“蓄势待发，决胜新平台”。
2015年：强调“一站式金融服务”。
2016年：新年致辞提出要建设“开放式金融资产交易平台”
2017年：马明哲重点提专业和服务，“极致服务，让平安在你身边。”
我们可以看到，在此前8年的新年致辞里，马明哲都从纯商业的角度谈公司的战略，并有着相当程度的延续性，或对某个战略逐年深化，或从一个较低的维度跳到一个较高的维度，而在2018年的新年致辞中，马明哲用超过了80%的篇幅谈公益。
如果我们采纳《证券时报》的解读，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公益”业已成为中国平安集团层面的重大战略。
对此，马明哲的解释是：“三十而立（中国平安创立于1988年），我们愈发体会到，企业的发展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与社会的发展休戚与共，平安的成长，得益于国家富强，得益于社会繁荣，得益于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这也正是我们30年前从蛇口出发时最原初的想法和憧憬，是中国平安立业的初心。”
这番充满家国情怀的说辞或源自平安的“蛇口基因”。
▲ 1979年，蛇口工业区鸟瞰。蛇口的出现，捅开了铁幕般的计划经济。在蛇口开发区筹建后半年，深圳特区开始建立。
《中国企业家》在2008年曾推出一组名为“蛇口基因”封面报道，认为在“蛇口之父”袁庚的引领下，平安、招商、万科、华为和中集等著名的大公司之间存在一种精神联系：
“这种基因的最大特点是家国情怀。蛇口兴起于招商局，招商局最早是盛宣怀在洋务运动时期创办的官督民办公司。”
▲诞生于1872年洋务运动时期的招商局，是近代先进中国人为实现“中国梦”的尝试。
“特别注重私人和国家的关系。他们在国家战略和企业战略之间取得了一种的平衡，既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又保证了强烈的企业家精神——这正好是100年前招商局创始人们身上流淌过的血脉。”
▲平安保险公司打破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一统天下的局面，将竞争机制引入保险业，成为保险机制改革的一次突破性尝试。
如今“扶贫攻坚”的时代背景为“蛇口基因”提供了新的舞台，事实上，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发展又极不平衡的大国里搞扶贫，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远非有钱就可以解决问题。据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的研究，中国扶贫事业有三大困境，至今找不到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1、如何建立科学的准入和退出机制，确定钱应该给谁，不该给谁，避免扶贫产生新的不公平。
2、“产业选择悖论”和“农户市场困境”如何破局？对于旨在造血的“产业扶贫”来说，选什么产业好，选错了怎么办，农民按“计划”干了，到时在市场上赚不到钱谁负责？
3、如何避免扶贫资金在分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腐败问题？
中国平安能为这些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吗？
我们首先看看平安打算怎么花那100个亿。
按马明哲的说法，平安将启动总公益投入为100亿元的“三村建设工程”，即针对村官、村医、村教三个方向，同时进行产业扶贫、健康扶贫、教育扶贫。
村官计划——为全国所有贫困地区的“村官”提供1000亿元免息贷款，将“输血”扶贫转变为“造血”扶贫，助力贫困村产业升级，实现根本性脱贫。
村医计划——在贫困地区新建和升级1000家乡村诊所，完善乡村诊所认证标准、医疗设施，改善诊疗条件等；
村教计划——将为全国1000所贫困地区的乡村小学提供图书馆和电教室等硬件设施，改善教学条件，积极组织支教活动等。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村官”方向的产业扶贫。因为，平安是靠保险业起家的，财产保险是其拳头项目，囤积了大量的优秀人才，这些积累让平安在产业扶贫中有着独到的优势。
马明哲说，中国平安将为全国所有贫困地区的“村官”提供1000亿元免息贷款，将“输血”扶贫转变为“造血”扶贫，助力贫困村庄产业升级。
看起来，这是一个针对村官创业的免息贷款计划，聚焦有志于带领村民脱贫，但苦于没有资金的村干部，这是一种全新的资助方式，由于尚未有实质性的进展，目前不好评价，我们只能从平安已有的产业扶贫做法中一窥其运作思路。
事实上，中国平安操作产业扶贫已有些时日，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平安产险的“台江模式”。2017年9月，平安产险与贵州省台江县政府签署合作协议，一方面向当地建档立卡的贫困农户提供免息贷款，另一方面通过农业保险，为农民提供“一揽子保障”。
关注诸如“钱应该给谁，不该给谁”的扶贫困境，平安展现了两个解决思路：
1、与政府合作。锁定建档立卡的贫困户；
2、让市场选择。谁要贷款，要多少贷款，让农户与贷款业务员根据实际情况来定。
跨界合作往往会解锁全新的解决方案。在公益慈善的领域里，在面对扶贫资源给谁不给谁的矛盾时，常常要上升到哲学高度来讨论，但金融领域里，这就是一个技术问题。平安并没有尝试去解开农村里复杂的人际关系，而是针对金融需求直接给出了“贷款+保险”的方案：
平安产险通过信用保证保险，向平安银行借款5000万元扶贫贷款，加上台江县扶贫资金5000万元，共集资了1亿元，这些钱用于为农民提供贷款，银行利息如何付呢？
借款利息一部分免息，一部分贴息，贴息部分由平安产险捐赠，对这一项目的借款人而言，是免息的。
万一项目失利，农民还不上款，由保险赔付，资金发生损失也由保险、政府、银行按约定比例分别承担。
最绝的是，平安的免息贷款部分采取“见货不见钱”的模式。据说，平安产险原本打算直接把钱投给贫困户，但他们担心贫困户领了钱却不参与生产，为此，他们与当地政府商议，设立了一个公司，这个公司负责为农户采购物资，而贫困户只要领生产资料下地干活，就能获得劳务收入和股份分红。
如此做法，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官员亲戚“吃空饷”的腐败。
我们观察到，中国平安基于企业自身的专业优势设计的扶贫方案有着相当的可持续性， 100亿的公益投入亦不是一笔有去无回的“输血式”善款，或可视为一桩着眼长远的战略投资。尽管我们目前还没有太多证据，但从平安的“三村建设工程”中可以看到，无论是产业扶贫、健康扶贫，平安均以其核心的商业项目、重要的金融产品予以对接，比如“村医”项目，就用上了定位为“中国医疗健康互联网第一入口”的“平安好医生”线上平台，在这样的操作中，扶贫与商业完全可以双线并举，为下一个10年，为尚未被开发的农村市场注入潜力。
这样义利并举的做法，有望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商业的主流。
当然，平安扶贫模式亦面临着许多挑战，一个深层次的冲突是宏观上的贫困问题。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主攻信贷研究的社会学家阿科斯·罗纳塔斯有个著名的论断：“靠借钱是不能走出贫困的。”而中国的扶贫形势要更复杂一些，城市化与逆城市化的迷局、传统农业如何在互联网形塑的大市场中找到定位、农民如何跟上这个技术飞速进步、观念频繁更新的新时代等等，都制约着扶贫攻坚大业的成败。
尽管如此，但无法获取低成本的金融服务只会让落后的农村、贫困的农民陷入更深的恶性循环，纵使平安的“三村工程”无法力挽狂澜，它至少给农民提供了一个通过打拼来改变贫困现状的机会。
我们对中国平安这种做法“公益+金融”看好，期待他们能突破“产业选择悖论”和“农户市场困境”，趟出一条扶贫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