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很多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大多数的社会组织还相对年轻，可以从西方“同行”身上学到组织结构、财务、管理、战略发展等方面的经验。但“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增加了中国社会组织和外国基金会合作的难度。”
中国NGO为何“走出去”？
2017年3月1日，公益项目“免费午餐”落地非洲肯尼亚，在该国首都内罗毕马萨雷贫民窟的五所学校，1103名贫民窟儿童吃上了免费的早餐和午餐。
“免费午餐”的走出国门，由邓飞、中国红十字会基金会(以下简称“红基会”)和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三方携手发起。三方达成战略协作，结伴去非洲，共同帮助改善非洲儿童的饥饿、医疗和卫生等问题。
▲ “免费午餐”在马萨雷贫民窟的长荣希望小学。 © 邓飞
11月22日，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上(以下简称“论坛”)，谈及中国公益组织如何走出国门，红基会副理事长刘选国说：“中国红基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在于可以充分利用红十字会的国际化网络，它能够帮助我们在一两年的时间里，把公益项目做到近20个国家。（对于那些暂时没有能力在海外设立办事处或办公室的公益组织），欢迎跟红基会合作，利用红十字的国际化网络，一起去做公益项目。
“我们可以提供最大的保障，一是（将公益项目）落地，二是安全保障。尤其是一些战争冲突地区，生命安全保障非常重要。”
关于对外援助，多年来一直从事“非洲援助实地研究”的李小云教授将其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1950年至1978年间，革命与建设经验的转移；第二阶段是1978年到2000年间，改革与开放经验的转移；第三阶段是2000年至今，中国将自身的经济增长方式传向世界，这种方式的核心是基础设施建设，其标志性表述是“要致富，先修路”。李小云认为，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是中国自身变化的一个翻版，他将其称之为“社会文化的复制”。
这种“复制”也体现在“免费午餐”的非洲项目上。经过近六年的发展，“免费午餐”募款超过3.3亿元人民币，累计开餐学校近900所，聚集了大量的善款解决贫困地区儿童的午餐问题，并逐渐将目光投向海外。“免费午餐”落地非洲之初，有人质疑，“中国的孩子都没有吃饱，为什么要去非洲”？
邓飞在接受《公益时报》采访时回应说，“目前国内还有很多孩子没有吃到午餐，或者吃得很差，国内的孩子还需要帮助。我们能够理解，也在努力，加大国内免费午餐的力度。但是我们也看到了非洲的孩子，他们也需要帮助。而且，有企业愿意把钱投到非洲去，去帮助非洲的孩子，我们也会尊重捐赠人的意愿，并在此基础上做到专款专用。此外，我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执行能力，因此也想到海外去发展，这其实对免费午餐的品牌、对免费午餐在国内的发展也是一个很好的推动。”
中国共产党在最新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及“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论坛上，刘选国认为这是中国的基金会走向国际化、成为伟大基金会的契机，“要实现民心相通，它的主要的路径，就是通过民间组织开展活动。所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的智慧和力量。
“中国的基金会，跟中国的经济体量比起来，跟中国的政府比起来，的确太渺小。但是它有独到的一些视角和路径，可以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一份独有的作用。”
境外NGO难以“走进来”？
刘选国曾于2013年赴美拜访了几家基金会，惊叹于“中国的基金会离伟大还有多遥远”，其中一个“伟大”便是洛克菲勒基金会。这家成立于百年前的基金会与中国一直保持着断断续续的接触——早在1916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就捐资建设了北京协和医学院。
更早的1905年，该基金会慈善事业总策划致信洛克菲勒，热切推介其将视野望向东方，看向中国：“在世界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海岛，都真的开放了。”
德国墨卡托基金会也是一家关注中国的基金会。作为德国最大的私人基金会之一，它推动经济、教育与国际沟通，还致力于改善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推动加深相互理解，增进相互认识。
在论坛上，墨卡托基金会中国代表阿克曼致辞道，“在过去20年，中国社会组织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开始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在与国际社会组织联络与合作方面，却相对比较少。”
阿克曼认为，目前中外社会组织的合作主要有三个特点。
第一，国家政府越来越倾向于限制。阿克曼指出，与很多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大多数的社会组织还相对年轻，可以从西方“同行”身上学到组织结构、财务、管理、战略发展等方面的经验。但“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2017年1月1日正式施行)，增加了中国社会组织和外国基金会合作的难度。”
第二，目前绝大多数中国基金会是慈善性质的基金会。它们主要从事扶贫、医疗、教育等工作。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将趋缓，其他领域将会对社会组织有更大的需求，比如文化发展、科技发展、社会发展等。“现在的欧洲，多数基金会正在从事科技、生态、文化等等未来发展的问题。在这些方面，中国的社会组织也可以从其他国家吸取经验。”
第三，外国的社会组织也希望向中国的“同行”学习。阿克曼说，“中外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加强合作来发挥双方的潜力……在我们与中方伙伴合作的时候，常常感受到他们向外国学习的强烈愿望。但是，请你们也要知道，我们以及其他外国合作伙伴，也希望向你们学习。”
阿克曼最后指出，“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的强国。世界必须学习如何理解中国了，但是中国也需要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目前看来在这个方面，双方都做得很不够，政治、经济、科技领域的跨国联络是必要的。但是由于局限性，它们的作用非常有限。……最重要的，是最有效促进双方理解，是公共社会的规划。
“目前几乎没有一个基金会从事跨文化的理解和教育，因此我感到遗憾。我们欢迎中国政府倡导的人文对话项目，期待它会真正促进在公共社会领域的对话和交流，而不是在政治上展示软实力的工具。跨文化最有效的方式，是社会组织国际对话和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