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李小云
一带一路农业合作学院-中国南南农业合作学院院长
唐丽霞
中国的发展实践在西方发展理论框架中一直被作为是一种“地方性”的发展实践，这样一个地方性发展实践中所形成的一些具有知识性的认识也被归为所谓地方性知识。这样一种划分，主要是在以西方为主体的工业化的知识体系主导全球化过程所形成的。我们一般认为工业化的知识体系属于全球性的知识体系。
中国发展的地方性实践正在逐步由局限于中国本土范围之内拓展到世界各地，这也是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在域外活动的主要背景。一方面，随着中国在域外活动的不断扩大和深入，中国地方性的知识也自然会出现所谓的知识漫游， 因此也就出现了所谓中国地方性知识世界化的讨论。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也在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地推动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心，加上由于替代性发展知识供给不足所导致的国际发展体系对于中国发展经验的支持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中国地方性发展知识逐步进入主流性和支配性的国际发展知识体系中。
中国的发展是全方位的，但从其与全球的相关性和对其争议性角度讲，尤其是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相关性来讲，农业的发展和减贫构成了中国发展知识中争议较少的内容之一。这一领域实际上也是近年来与国际主流和支配性发展知识体系交流最多的领域。因此，理解中国农业发展与减贫是否具有更广泛的国际意义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发展知识的全球意义非常关键。
在过去十多年中，无论是中国政府推动的，还是国际发展机构发起的或者是由很多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大多数的中国发展经验的交流与分享活动都涉及到了农业和减贫，各方面达成的一致是中国以7%的耕地养活了22%的人口，同时贫困人口减少了7亿多。既然中国可以在短期内取得这样的成绩，那么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应该可以。 当然，从比较发展研究的角度讲，这样的学习逻辑过于简单。我们这里不对此做基于条件决定论的讨论，而希望在资源禀赋和人口与经济社会转型的框架下来讨论一下中国农业与减贫发展经验的更为广泛的意义。
我们在坦桑尼亚进行了三年的农业与减贫的实地示范工作，这一工作是简单地“输出技术”，我们称之为“平行经验“的分享。这一工作的基本假设是：坦桑尼亚是一个土地相对丰富，人地比例较高的国家，在这样一种条件下，坦桑尼亚很多地方的小农都形成了相对粗放的农业生产模式，也就是说，由于劳动力相对土地稀缺，导致了农业生产的粗放化和低集约化，以至于产量很低。以普通小农户玉米种植为例，很多农户户均土地都在10英亩以上，但是，每英亩土地有很多收获250到500公斤。
所以一直以来，坦政府都希望通过发展灌溉和机械化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但是，主要的问题是通过灌溉以及农业机械的投入，虽然可以大幅度提高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但是，这需要资金。坦桑尼亚商业银行贷款利率高达25%，资本的严重匮乏限制了发展资本密集型的劳动替代性农业技术体系。据此，我们提出了在资本严重缺乏的国家中，土地资源的丰富对农业的发展不具有及时的实际意义，除非通过投资发展大型商品化农业，但这又无法解决小农的发展问题。
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把自然禀赋下的人地比例调整到社会经济条件下的新的人地比例，即我们假设示范村的农户土地相对性稀缺，从而展开了在坦桑尼亚实地示范劳动力密集型农业技术的工作。这一工作的主要内容是每户种植一英亩玉米密植田，从整地、选种精播、密度由通常的6000多株/英亩提高到15000株/英亩，增加了间苗除草等环节，经过3年的示范，参与示范的农户玉米产量普遍由每英亩150-250公斤提高到500-1000公斤。按照通常农户每户每年种植2-3英亩的玉米，每英亩产量在150-250公斤计算，种植一英亩集约化玉米的收益明显提高。
劳动密集型农业技术是中国农业发展知识体系中最为成熟的内容之一，这一体系是在人多地少的环境中发育出来的。实际上，这样的技术体系并不只是中国独有，在亚洲很多国家都很普遍。我们在非洲的马拉维也发现与很多人想象的非洲人比较懒，不适合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业技术不同的情况。
马拉维与坦桑尼亚在人地关系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玉米也是马拉维的主要粮食作物，其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传统的小农玉米种植技术从整地到垄作以及除草等环节与中国山区旱作玉米种植技术极为相似，由于现代投入品的缺乏以及土地的相对稀缺，迫使马拉维农户玉米生产呈现出劳动力比中国更为密集的特点。
据我们的估算，一亩玉米种植由于需要整地，起垄，除草等用工量高达20多个，但产量可以达到每公顷1000多公斤。马拉维小农玉米旱作技术基本上是在完全依靠农户自己的资源运行的。 无论劳动生产率还是土地生产率也几乎达到这种传统技术体系所能达到的较高的水平。按照这样一个水平，在人口不增加的条件下基本上可以维持家庭成员的主粮消费，所以说，这个小农体系应该是高效率的。
这与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农村维持低水平食物安全的情况是相似的，但是坦桑的情况则不太相同，我们从事研究的地区的农户玉米的产量在同样是旱作的条件下要远远低于马拉维很多地区的农户的玉米产量。在我们研究区域的坦桑尼亚农户玉米种植的密度基本上在6000-7000株，而马拉维的农户的玉米种植密度可以达到12000株。这样一个比较说明了在人口不大规模增长的情况下，通过劳动力密集型的农业技术即便没有大规模的化肥和灌溉投入，依然可以解决较低水平的食物供给，也就是说食物性贫困问题。
通过对于中国的特点、坦桑尼亚的特点和我们在坦桑的示范以及马拉维的案例的简单比较暗示了不同的地方性知识的世界性意义以及中国发展的“特殊论”的质疑问题。各地方的地方性实践的相似性同时暗示了相关“技术输出”伦理的合理性。
当然，我们需要认识到将中国成熟的农业劳动力密集型技术与马拉维这样的国家所实践的劳动力密集型技术分享到其他类似国家也会由于基本劳动分工的变化从而引发相应的社会秩序的变化，如我们在坦桑尼亚的示范中，由于妇女是农业的主体，用工增加导致了原有的劳动分工模式的变化，妇女负担加重等等。
但是这个分享过程显然不是在基于建构性知识的权力和技能完全不对等的条件下发生的“发展干预”，而是我们反复说的“平行经验”的分享。这一个比较也说明并不仅仅是西方和中国这样较为发达的经济体才可以向发展中国家传播知识，相反，发展知识的分享实际上也应该是多方向的。
当代发展研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悖论纠结“，一方面我们希望通过各种援助和支持来改善贫困群体的生活水平，但同时，我们又接受了很多后殖民主义的批判发展思想，造成了对于发展实践的扭曲。
中国发展知识体系中有关小农和减贫的另一方面的经验是突破收入约束的路径，或者我们称之为的农村改革。坦桑尼亚的案例说明，在人少地多的情况下，小农对资源的利用既不高效，也无法实现甚至低水平的食物安全，而在马拉维这样一个情况下，小农相对来说是高效的，但小农则是贫困的，这就是所谓的“高效而贫困”的困境。
非洲国家和国际组织对于中国如何突破这个困境非常关注。中国的小农在人多地少的条件下，实现了土地高度的集约利用，土地生产率很高，但是，中国过去的人均农业劳动生产率一直是比较低的，这与人口的增长和土地有限有关。中国长期以来被看作是一个农业发达的穷国（不是指现代意义上的农业发达）。
后期中国农业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是在两个条件下发生的，一个是在工业化的条件下，国家通过灌溉、农业科研、农用工业的投入大幅度提高了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二是非农产业，尤其是农业发展之后乡镇企业以及劳动力的流动和城市化等，大幅度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所以，突破收入约束的路径主要是工业化。而推动这个过程的主要机制则是国家发展主义的逻辑。这是目前有关中国发展知识国际化讨论中最有争议的。
林毅夫一方面倡导“有位政府”，另一方面将其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付诸于在非洲的实践。值得注意的是埃塞俄比亚工业化的进展也显示了发展劳动密集工业化的可行性以及非洲发展型国家的实践，这也是平行经验在工业化领域的实践。
无论是农业还是工业化方面的知识在域外的漫游都意味着基于中国在场性的发展知识正在具有一定的世界意义，实际上中国的知识从来也没有脱离过世界。与这些正式的“输出”不同的是，中国真正的“发展使者们”如漫游域外的商人，投资者，外交官，援外专家和学者等等都在其日常生活中“输出”中国的发展知识。这就是英国知名的发展学家Ian Scoones 说的“正在出现的令人振奋的新的发展叙事”。
这一过程不可能重复殖民和帝国的繁荣叙事，但是我们也需要有足够的政治警觉性避免新的文化霸权。新国际发展研究的使命可能也在于在推动代替性发展实践的过程中把握这个新的互动中的伦理与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