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政府深化社会体制变革的背景下，带有传统官办色彩的社会组织的发展转型成为目前中国社会组织发展领域备受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当下中国官办基金会转型中，都存在哪些可选择的运作机制，组织不同机制类型的具体运作表现到底是怎样的，本质性差异在哪里，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他们的方向选择？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博士后卢玮静等人在新制度主义和资源依赖理论基础上，以参与庐山地震救灾的4个典型组织为案例，叠加价值理性的视角来分析官办基金会转型中的运作机制选择。
一、理论框架
单一组织理论不足以解释官办基金会复杂的转型进程。组织是一个在理性视角下和复杂的社会外部环境进行交换的体系。所以本研究从社会互动的视角出发，在新制度主义、资源依赖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价值理性开展分析，将组织社会学理论应用于转型的具体方面，从宏观制度环境、社会资源状况、组织内在价值动因三个层面开展研究，建构出一个从外部社会制度环境，到组织与资源互动，最后追溯到组织内部价值追求的理论解释框架，从这三个理论出发分析中国官办基金会转型的动因问题 ( 见图 1) 。
二、研究方法-案例分析
单一的组织很难完全覆盖转型过程中的全部运作机制。故本研究选取的是一组现象，即典型的4家转型中的官办基金会在同一重大事件中(四川芦山地震救灾)的行为表现。本研究主要通过评估与访谈来收集一手分析资料,其中以对作为研究对象的个人或者群体进行开放式访谈与半结构式访谈为主。本研究资料分析的方法为 “过程—事件” 分析法,主要对位于不同转型阶段的基金会在参与芦山地震救灾这一事件过程中的做法进行描述和分析,用再现事件的方式来提炼其背后的运作机制、模式特征,进而分析出官办基金会转型的关键点和探析背后的深层原因。
三、转型路径
在综合4家组织在救灾事件中呈现不同的选择状态，最终其做法可以落入三种运作模式之中。
四、演变动力和约束障碍
五、结论与思考
中国官办基金会在突破了制度依赖与资源依赖之后，才有资格进入到自主追求社会化公益的阶段，这时组织的工具性目标将转变为公益人的价值性目标。最终，公益组织可以采取自下而上、更为自由灵活及更满足成员价值需求的形式，即理想的社会化公益状态。但此时对组织的非营利管理技能 (如参与动员、放开赋权情况下的非权力化管理) 的要求被提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这种管理要求实现团队作为公益人的价值诉求，达到组织重心更加向下的效果。尽管这时团队激励不再需要原有的 “胡萝卜加大棒式” 的形式，但如何将人们不同的个体社会价值整合起来，如何让人们在自主基础上产生服从和功能整合的体系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本文内容节选自卢玮静等《市场化还是社会化？--中国官办基金会的转型选择》，该论文已刊发于《中国非营利评论》（vol.20）。该文内容的转载和引用，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