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是每年中国公益氛围最浓烈的月份，从中华慈善日到95公益周、99公益日，“全民公益月”的热潮刮遍线上、线下。今年，在各大基金会、慈善组织卯足了劲推出公益活动、呼吁筹款的同时，来自社区的基层公益组织——社区基金会也加入了筹款的队伍。
社区基金会是近几年才在中国兴起的根植于社区、旨在解决社区问题的慈善团体。虽然从2013年中国才有了第一家社区基金会，但5年来，社区基金会发展势头正猛。目前，全国已经有100多家注册的社区基金会，其中74家在上海，覆盖了上海市1/3的街镇。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社区基金会还是一个比较新的名词。社区基金会，就是以“社区”作为主体，调动自身资源解决社区问题的公益组织。在西方，社区基金会已有百年历史，1914年，世界首家社区基金会“克利夫兰社区基金会”在美国成立。
中国的社区基金会起步较晚，2013年，上海成立全国首家社区公募基金会——上海洋泾社区公益基金会。虽然起步晚，但社区基金会在短短数年间在中国发展迅猛，目前社区基金会在上海已经覆盖了上海1/3的街镇，专为解决社区特殊困难。
记者在探访中发现，上海的社区基金会有关注扶贫帮困的，有指导家长如何对付“熊孩子”的，还有教白领做饭的……
上海美丽心灵社区基金会成立于2012年，是上海首家非公募社区基金会。创始人马莉2007年就开始开展针对患病孩子与家属的心理咨询服务，5年后成立这一公益慈善组织。据了解，基金会每年入户探访和困境家庭关爱超过200户，发起“螺蛳壳儿童空间改造项目”，改善了社区困难家庭的儿童生活空间。
“凌云街道有很多老年人，带来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隔代教育，我们就做了一个叫‘玩具吧’的项目，在社区的开放空间，打造儿童友好的环境，培训社区里的全职妈妈、奶奶，把他们变成早教老师，再教新手爸妈如何教孩子。” “玩具吧”项目负责人徐启智向第一财经记者介绍。
位于徐汇区凌云社区的社区基金会去年4月刚成立，这个刚满一岁的社区基金会为解决社区“熊孩子”问题找到了不错的路径。
大桥街道社区公益基金会在大桥社区29个居委中随机抽选出30~40位流动家庭的儿童，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改善流动儿童的生理、心理的发展障碍，提升流动儿童的社区适应能力和社区归属感。
“我们发现在大桥社区还是存在不少这样的弱势群体，他们缺少社会资源，缺少和外界的沟通渠道，较低的收入也无法给予孩子教好的教育环境，发起这样的项目，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在家门口感受爱的温暖。” 大桥街道社区公益基金会项目负责人说。
嘉定区工业园区最大的问题是有很多外来人口，很多人没时间吃早饭。为了解决社区居民吃早饭的问题，来自上海嘉定工业区社区公益基金会组织社区糕点师发明了“三分钟营养早餐”，为忙于生计的年轻人带来社区的安慰。
上海新力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吕基成认为，社区基金会最大的特点是精准定位社区需求，“很多社区基金会是街道、居委会发起的，工作人员基本上是专业的社工，或者来自居委会、街道，所以他们特别了解社区，居民也会向他们把自己真正的需求讲出来。”
据统计，截至2017年底，上海社区基金会累计开展公益项目600余个，公益支出达2000余万元。72家社区基金会服务社区群众50万人次以上，极大地丰富了社区居民的服务生活，也带动了社区居民之间的互动融合。
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要求“不断拓宽城乡社区治理资金筹集渠道，鼓励通过慈善捐赠、设立社区基金会”。
下一步，上海市将争取推动全市211个街镇的社区基金会全覆盖。
钱从哪里来
目前基金会自己筹款的比例还是比较低，占30%以下，大部分还要靠国家公益性投入。
“我们还是希望基金会能够发挥作用，激活社区内的居民和企业，进行筹款。” 漕河泾社区基金会项目负责人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漕河泾社区基金会去年3月才成立，目前只有2名工作人员专职做基金会。
“玩具吧”项目的成本大约为每个月3000元，资金来源也是的政府支持和基金会筹款。徐启智说：“我们向参加的家长筹款，小朋友捐款后，会绑上‘我不是熊孩子的丝带’。”该项目现在的基金会筹款情况比较乐观，徐启智认为按照现在的情况，基金会明年就会实现自给自足。
美国社区基金会的资金通常来源于富人和社区居民的自发筹款。社区基金会的工作者有丰富的慈善基金会操作经验，相比银行的信托基金能够更好地完成公益项目，同时社区基金会也提供了比私人基金会更为宽松的政策，包括捐赠人可享受更大幅度的减税、不设最低捐赠额、减少对捐赠对象的限制等。
中国的社区基金会才刚刚起步，面临着发展初期资源匮乏、专业化程度不高、影响力有限等短板。今年，上海市领导在调研上海社区基金会培育发展工作情况时指出，社区基金会目前还处于“儿童阶段”，不仅需要政府“扶一把、推一把”，还要倡导社区基金会运作体现“自治”。
目前，社区基金会的资金还主要是靠政府拨款。据统计，上海市社区基金会由政府投入的总额达1亿余元，撬动了0.6亿元社会资金参与社会治理。接下来，如何依靠自身力量筹款，养活自己成为摆在社区基金会面前的第一大难题。
吕基成认为，中国社区基金会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三个：第一，公众的认知度比较低；第二，人员配置不齐；第三，筹款能力有限。
吕基成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其实归根到底是筹款的问题，因为筹款本身有宣传的功能，在筹款过程中，公众就会加深对社区基金会的了解，筹款能力提高后，人员配置自然会提升。”
目前上海74家社区基金会中，只有一家拥有公募资质，大部分社区基金会都处于“囊中羞涩”的状态。为了增强社区基金会的筹款能力，从今年3月开始，“新力杯”首届上海社区基金会创投大赛正式启动，吸引了上海60%的社区基金会参加，最终评选出69个优秀项目。
吕基成表示，“新力杯”好比一场社区基金会的选秀比赛。通过公益界大咖导师的集中培训，激活社区基金会的筹款能力，养活自己。
在99公益筹期间，近50家社区基金会也首次亮相上海5大商圈——杨浦百联又一城、虹口壹丰广场、徐汇绿地缤纷城、浦东金桥国际、普陀长风大悦城，拿出自己的项目，进行“劝筹”，增强筹款能力。
除了增强社区基金会自身的筹款能力，政府也需要为捐赠人提供更宽松的捐款环境。吕基成补充到，新的《慈善法》出来后，企业捐款可以转接，个人捐款也可以抵扣个人所得税，希望政府在这方面要做更多的宣传，也让抵税的过程更加简化。
专业化是方向
对于中国社区基金会未来的发展方向，上海交通大学第三部门研究中心副主任卢永彬认为，专业化将是中国社区基金会的努力方向。
“目前社区从业人员的专业程度不高，行政化色彩比较浓，往往是社区的人来兼任，而实际上，社区基金会是独立的法人，需要有独立的财务和运营。” 卢永彬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如何更有效地找到适合社区的项目，在日常工作中，进行跨部门的协调、协作也需要社区基金会有更专业的能力。
首先，社区基金会可以更有效地撬动社区活动，带来更多的资源和人员。区别于传统的跳舞唱歌类社区活动，社区基金会的活动项目往往更有活力。
其次，在“熟人社会”的概念随着现代化发展日益淡泊时，社区基金会可以起到熟人社会的再构建，建立遗失的熟人社会关系。有助于邻里互助、共享，共同解决冲突。
最后，社区基金会有利于向社区居民传播专业慈善概念，鼓励慈善捐款，并培养居民日捐、月捐的习惯。
上海是全国最早推出社区基金会概念的城市，社区基金会在上海的发展速度也很快。但卢永彬还是认为，社区基金会在上海以及全国的推广要因地制宜。
“在还不确定某个城市是否有条件做社区基金会的时候，我们当前的做法是做一家、沉入一家，先做试点，试点好了再全面铺开。” 卢永彬说，“但我不认为每一个街道都要做社区基金会，街道要非常有需求而且条件满足才能做，不要为完成指标来做。因为这样做不能产生效力。”
社区基金会虽然在美国等国家已经有漫长的历史，但卢永彬还是认为，中国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的机会不大。“美国遇到的问题和中国的问题不一样，比如中国和美国的养老问题在制度、体制上就不一样，可参考的经验也比较少。中国社区基金会的未来之路必须根据自己的环境做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