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勤兴奋地打开了一张PPT，上面清楚地列着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在历年全国“两会”上为尘肺病问题的建言数量：
2012年，1个代表提议案；
2013年，3个代表委员建言；
2014年，6个代表委员建言；
2015年，13个代表委员建言；
2016年，26个代表委员建言；
2017年，36个代表委员建言；
2018年，……
这是王克勤引以为傲的成就，每一个建言都有他的推动。“每每讲到这一页的时候，我觉得蛮骄傲的嘞！”王克勤对“社会创新家”新媒体说。
2018年3月1日，由著名记者王克勤发起的大爱清尘基金升级为基金会，而他个人也完成了公益理念的转变，去年正式由志愿者转为职业公益人，提出要将机构规范化、标准化、专业化、职业化的四化建设，立下“百年内彻底消灭中国土地上的尘肺病”的宏愿。
从“调查记者第一人”，到“尘肺病救助第一人”，王克勤的公益之路最大的创新点何在？
面对数百万尘肺病患者以及持续增加的趋势，王克勤在救助患者及帮助家庭的同时，他更期待推动法律法规及政策的改变，在根源上解决尘肺病难题。
“寻找良心代表委员”
王克勤的政策推动始于2012年。那年年初，他先后以在线、快递形式向国务院法制办、卫计委政策法规司提交两个建议案，不过最终都“石沉大海”。
“发出声音才能获得权利。”但尘肺病农民工本身没有发声的能力和通道，只能找人代为发声，王克勤认准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是最佳人选。于是，他把尚处于草创期的团队动员起来，找代表委员。
“王老师，我们两眼一抹黑，我们找不到哪个代表委员，你找吧！”工作人员对王克勤说。王克勤当时就傻眼了。困顿之时，打开手机，“神奇的微博”出现了。他当即发了一条微博，叫“寻找良心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无锡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第一个回应了他，接着又有好几个代表委员呼应，“我愿意啊”，这一愿意就成“网友”了。这些“微博网友”被王克勤动员起来，不仅在两会建言推动政策出台，还为大爱清尘的传播和救助工作出力不少。
这一幕与半年前何其相似，彼时正是王克勤的微博被姚晨转发带来了20万捐款，将处于生死边缘的大爱清尘“薅”了起来。
另一条轨道上，政策推动的基础工作也在扎实推进。从2014年开始，出版4本“中国尘肺病农民工调查报告”白皮书，2本“尘肺病国际治理经验汇编”蓝皮书；2012年开始，每年召开全国性专题研讨会并发布成果。
“就这一点一点的，蚂蚁搬东西一样，你做总比不做的好。”第一本白皮书发布后，由《工人日报》记者摘编成内参送达中央，得到李建国副委员长和刘延东副总理的批示，卫计委和民政部也开始主动接触大爱清尘，听取建议。
一面是“微博网友”的倡导，一面是“蚂蚁搬家”式的坚守，也不乏好朋友的助力。
2015年下半年，几篇对尘肺病农民工的报道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其中以王克勤的“好哥们”华商报记者胡国庆所报道的“婚礼葬礼同时举行”（原题：儿子含泪办完婚礼办葬礼）、“两夫夺命尘肺，第三任命悬尘肺”（原题：尘肺病的女人）最触动人心。社会各界开始行动起来，呼吁公共政策的出台。
2016年1月20日，国家卫计委等十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农民工尘肺病防治工作的意见》，从七个方面提出中国尘肺病农民问题的解决方案，标志着大爱清尘的政策推动取得历史性突破。同年6月，“职业病防治法”修订了不利于尘肺病农民工权益保护的条款，从法律层面予以保障。随后一年多，一系列公共政策陆续出台。
“公共政策DNA”
王克勤发起做大爱清尘，对公共政策的重视可谓“与生俱来”。
早在2011年4月，王克勤起草“寻救尘肺病农民工行动”项目计划时就将推动公共政策作为主要目标。2013年1月成立以知名律师魏方红为主任的政策研究中心，两年后成立政策专家委员会，由北大社会学副教授卢晖临任主任。
带领大爱清尘一路走来，已在全国28个省区帮助7万多尘肺病农民工，但面对600万的存量和每年10万的增量，王克勤深知，“靠社会组织、基金会等第三部门来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是一个梦。”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能“四两拨千斤”，让政府履行职责解决问题。
这种思路的形成和推行，用王克勤的话说，“因为我有公共政策DNA”。
回忆1980年代在兰州市委负责写报告的岁月，王克勤感受最深的是，“跑到某一家某一户去解决问题，是解决了一个点上的问题；市政府开会，市长拍板，市委书记拍板，就会解决全市所有贫困户的问题。”
后来任职《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的十年，参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课题调研和政策建议，“我的有些报告直接送到总理办公室的”，“有一部分意见是被采纳的”，这为王克勤此后游说各部委打开通道。
2005年邢台艾滋病报道，第一次将王克勤带入社会治理和公共政策中。当时为妥善处理“堆满整间屋子”的读者和网友捐赠，他召集艾滋病人成立“邢台艾滋病关爱小组”，组织他们自我治理。同时召开研讨会，通过媒体报道、社会组织动员，推动政府出台《血站管理办法》和《血液管理办法》。
政策出台那一刻，王克勤体会到“价值被放大的成就感”。“后来做尘肺病的模板就是邢台模式的放大版。”王克勤坦言。
为推动公共政策，王克勤对此前做调查记者时与政府的紧张关系也做出缓和。外界质疑他变成妥协派，他却不以为然，“为个人的名节事小，身后这几百万人的生死事大，要善于学会牺牲自己，甚至把原来的自己撕碎，只要能惠及更多的上千万的最底层的生命，我们做点牺牲又有何妨？”
“民间组织跟政府部门合署发文”
在王克勤和大爱清尘的推动下，中央政府针对尘肺病历史性地出台了相关法律法规后，地方各级政府也纷纷出台政策，落实行动，有的主动寻求与大爱清尘合作，贵州省湄潭县是第一个。
湄潭县隶属于遵义市，是“贵州茶叶第一县”，所产的“湄潭翠芽”享誉全国。茶产业作为全县支柱产业，可以把大量剩余劳动力吸附在茶叶产销的整个链条上，农民工外出的几率会大大降低。
县长李勰当乡镇长时曾遭遇过一起尘肺病死难，这对他触动很大。当王克勤到遵义给安监系统的干部职工宣讲时，李勰就拉着他讲湄潭的各种好处，想把湄潭县列为消除新发尘肺病试点县。
王克勤一看，天时、地利、人和，各种要素具备，“县长决心很大，市里也决心很大”，所以一拍即合，决定大爱清尘与湄潭县联合创建湄潭计划。为此，大爱清尘在湄潭设立办公室，专职负责。
如果5年消除新发的目标能够在湄潭率先实现，王克勤希望2020年时将湄潭经验推向全国。因此，湄潭计划的实施既是公益组织与地方政府合作，多方联动的一个范本，也使王克勤在全国2854个县“彻底消除尘肺病”的终级目标成为可能。
正如寻找代表委员建言一样，有了第一个，就会有第二个。2017年9月，同属遵义市的凤冈县成为第二个消除新发尘肺病示范县。省地两级政府也动了起来，甘肃省临夏州、湖南省娄底市先后登门寻求合作。
尤以山东省卫计委、人社厅、扶贫办与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是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的专项基金）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健康助力奔小康”之“大爱清尘”健康扶贫公益活动的通知》最为公益界人士津津乐道，“一个基金会、一个民间组织跟各地省里的职能部门形成合署发文十分罕见。”
大爱清尘的政策推进取得重大成果，王克勤并不居功，“我只是在这号召大家，动员大家，群集每一个人的优势、优点和特长，各显其能，这个事才能做起来。”上述与山东省的合作就是山东省职防院院长极力促成的，他还有另一重身份——大爱清尘山东工作区名誉主任。
这条以公众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聚合各种资源，寻求与政府合作推进的公共政策之路，王克勤走得艰难，既要面对外界的质疑，更要面对灵魂的拷问。当有人写文章批他“变得不成样子”时，他也痛苦的对镜自照：这是我吗？
“我曾经是堂吉诃德，现在依然是堂吉诃德，打法不一样了，承载的使命、承载的责任不一样了。”王克勤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