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每天都在消亡，但让乡村塌陷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教育从乡村撤走。
地处深山的浙江永嘉县表山小学，始建于1897年，学校占地面积5215平方米，教学硬件设施一应俱全。由于地理位置偏僻，加之人口迁移，学校学生和老师的人数逐年减少。2015年9月，学校仅有两位老师和三名学生。图为孩子们在进行跳绳测试。图片来源：东方IC
本文首发于2018年5月24日《南方周末》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王江涛
既强调要加强小规模学校建设，又强调加强寄宿制学校建设，就存在一个问题，当落实到某个乡或村时，可能面临很麻烦的选择，“村民会希望孩子就近上学，政府则倾向于建比较大规模的寄宿制学校，方便管理”。
由于乡村学生大量减少，很多中国乡村学校变为空校。截至2017年底，全国农村小规模学校有10.7万所，其中小学2.7万所，教学点8万个，占农村小学和教学点总数的44.4%，在校生数量为384.7万人。农村小学寄宿生有934.6万人。
关于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出路，大致有两种思路。一是撤点并校，“优化布局”或同时辅以寄宿制建设；二是增加政府、社会等各种资源投入，向“小而美”的方向办学，保障儿童就近入学的权利。从“村村有学校”到“撤点并校”再到办好“小班小校”，兜底教育公平，保障儿童上学权利，是目前的政策大方向。
继2012年9月6日发布《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之后，2018年5月2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为建设乡村小规模学校（指不足100人的村小学和教学点）和乡镇寄宿制学校提出了具体指导意见：“原则上小学1—3年级学生不寄宿，就近走读上学，路途时间一般不超过半小时；4—6年级学生以走读为主，在住宿、生活、交通、安全等有保障的前提下可适当寄宿”等，以便到2020年，能为乡村学生提供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使教育质量明显提升，基本实现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
5月21日，为了更好探讨乡村小规模学校建设问题，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北京举办了“乡村教育未来怎么办？”研讨会，来自科研、公益、基层教育行政部门等不同领域的乡村教育关注者，围绕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建设问题展开了讨论。
问题：乡村学生的平等受教育权
同“城市化就是消灭农村吗？”的追问一样发人深省，“乡村教育就是应该比城市教育落后吗？”
中国教育科学院研究员储朝晖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用教育城市化比例高于人口的城市化比例20%这一数据，呈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现在接近20%是绝对不正常的”，很多人为了选择学校而到城市，就说明受教育权利的差距太大了。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郑新蓉也有这样的感受，1978年参加高考的她，发现当时很多优秀的学生都是在农村读的书，但现在，连农村老师自己都不让孩子在身边读书了。
国家行政学院中国乡村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张孝德教授提醒道，现实是乡村每天都在消亡，但让乡村塌陷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教育从乡村撤走。
在乡村与城市的差距背后，既有一个发展问题，也有一个乡村学生平等受教育的权利问题，两者之间又有着密切的联系，今天关心乡村小规模学校前途命运，这是一个重要着眼点。
储朝晖认为，不解决乡村教育的问题，乡村振兴不可能得到落实，最根本的，是解决村民与市民享有平等受教育权，就当下而言，不再是在农村广建标准化希望小学了，更重要的是能不能建设村民喜欢的学校，以及村民的孩子喜欢的学校，让农村从根子上认识到这个平等的受教育权利问题。
张孝德谈到，许多母亲生下孩子一年甚至几个月就离开，把孩子扔给爷爷奶奶，进而又扔给远离家乡的寄宿制学校。这种缺乏家庭关怀的环境培养的孩子，他们的心灵将受到怎样的伤害？未来某个时间可能爆发出来的社会问题，令人担忧。
曾担任江西弋阳教体局局长的方华不赞成以同情、弥补弱者的视角关爱乡村教育，“乡村教育不是关爱，是本应该得到的权利问题”，方华讲到“就像雾霾来了谁也躲不掉”一样，大家生活在同一个社会里，“所以关注乡村学校不是关注其本身，而是关注整个社会文明和发展，所以我说它是痛点。”“乡村去教育，是中国乡村和社会重大的隐患。”张孝德强调今天中国教育的转型难题。
此次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可以看到政策层面的意图，过去眼睛往上看，更关注高端人才，强调效率，忽视公平，今天更看到每一个孩子都有享受优等教育的权利。
即使从社会发展角度来讲，后20%的学生也非常重要。方华讲述了自己在弋阳搞的教育评估改革，就是关注后20%的学生，而非优秀比例，如果那么多没经过初中教育的学生走入社会，“是一个怎样的社会？我在弋阳县做了五年的探索，25%的辍学率已减少到5%，如果我按5000个学生计算，我就挽回了1000个学生完成初中学历，请问这不比考大学更有价值吗？”
乡村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扭转现在处于弱势的局面，真正地实现城乡教育公平。方华认为，乡村小规模学校跟寄宿制学校本身不是矛盾的，但如果总想用寄宿制学校替代小规模学校就是矛盾了。
乡村小规模学校为什么不能被替代？撤并乡村学校又能起到怎样的效果？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兼职副院长王雄讲述了自己的发现，“我们在上海和北京的学校里看到一幅情景，撤并的插班生进入另一个学校，座位都是在最后面，这是被老师忽略的，我自己也曾经有这样的经历，心里有深深的痛，变成了不被重视的学生，如果把每一个孩子都作为我们的目标，这是要去解决的。”
曾担任浙江杭州市教育局副局长的蒋莉认为，不能再撤并了，“该撤的已经撤完了”，“农村小规模学校不是布点过多了，而是过少了，至少在浙江2000年前后的撤并全部完成了，当时教育厅厅长就说，把农村学校‘一张桌子、两个孩子、一个老师’这样的学校已经撤并了，基本上都是保留了乡镇只有一所学校的状态”。
蒋莉讲述的是1990年代末开始的大规模撤点并校。当时，中国在实现了“村村有小学”后，提出针对规模小、生源少、教学条件差的乡村学校，重新布局，优化整合教育资源。方华称这经历了基础教育口号从“人民教育人民办”到“人民教育政府办”的转变，有些地方，“建”的时候没有很好规划，“撤”时一阵风，“现在乡村学校之所以萎缩，是当时大规模的撤并学校导致的”。
2012年国务院颁布《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基本上叫停了盲目撤点并校。
曾参与此次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文件起草的方华说，教育部非常重视，从美国、法国、德国、英国、俄罗斯、韩国、日本等国家的驻外使节文化参赞处，把当地小规模学校经验拿过来看，当时他们提了一个“办好乡村学校”的概念，但后来文件用了“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
储朝晖也认为，这样把小规模学校和寄宿制学校两个事同时写，既强调要加强小规模学校建设，又强调加强寄宿制学校建设，就存在一个问题，当落实到某个乡或村时，可能面临很麻烦的选择，“如果是加强寄宿制学校建设，可能意味着这个地方不建小规模学校”，这样一来，各地落实这个政策的时候就有两种选择，且两种选择都是执行政策，都没错，但对村民来说，效果是不一样的。“村民会希望孩子就近上学，政府则倾向于建比较大规模的寄宿制学校，方便管理”。
对不撤并，保持小规模学校的优点，郑新蓉认为，小规模学校使得从校长到老师对每个孩子的成长环境都更熟悉，义务教育阶段在家门口上学，才能让孩子、家庭、社区三个同心圆叠加，更有利于孩子的发展，“我们从来就把教育看成是一个生产产品的地方，讲求规模，物质性太重”。
但是，如何解决教育资源，又是另一个挑战。是否撤并学校，教育理念上的问题十分关键。比如此次针对“原则上小学1—3年级学生不寄宿，就近走读上学，路途时间一般不超过半小时”这样细致的规定，究竟怎么看？
蒋莉认为，这是政府的责任，只要是生源还可以的，政府应该保证师资。但撤并也可能是因为教育标准定得太细，比如教室、操场达到什么标准。教育行政部门来督导时，可能觉得有的学校怎么也不可能弄出200米跑道，还不如拆掉。但“政府要撤校，除非先撤村。政府没有把村进行城市化就让学校先城市化，这是不合理的”。
路径：“寄宿制”与“小规模”是否冲突
在一些小规模学校，有大量问题被认为与生源数量少有关。方华承认，乡村的边缘化也是很无奈的，比如乡村教师，都说交通、待遇不行等，“大家说是说得好听，小规模学校，小班化，我想请问，一个乡村学校，长期只有两个老师，八个孩子，你去做改革，改革再好也没有人关注你，因为人是社会化的。”
5月11日，浙江永嘉县发布《义务教育阶段校网布局优化提升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提出“通过三年努力，迁扩建一批占地小、校舍破旧的薄弱学校，建设一批乡镇或片中心寄宿制学校，整合一批招生难以为继的小规模学校。特别是对县内78所小规模学校（校区），要下大决心，花大力气，在做好群众思想工作、解决学生‘吃、住、行’等问题的前提下，积极稳妥推进整合撤并工作，进一步优化校网布局，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并免费安排校网优化学校的学生住宿。这成为2012年以来，尤其是《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发布以来，规模较大的一次撤并小规模学校，同时建设寄宿制学校的行动。
专门关注寄宿制学校成长的公益机构歌路营的联合创始人杜爽，首先就澄清，“我们关注寄宿制学校，但不等于支持更多地办寄宿制学校这样的观点”。前不久，她刚在四川广元范家小学看到小规模学校也可以办得很好，好像一个国际学校放在了特别山村的地方，让人感觉走错了地方；再者，根据歌路营在全国5个县137所学校做的有1万多个样本量的调查，寄宿制学校的学生学业成绩并没有比走读生更好，更大可能会留级，心理方面、健康状况问题非常严重，有抑郁倾向的竟然有60%，将近三分之一的孩子每个月都被人欺负，睡眠情况也更差。据此，杜爽得出结论，真正把寄宿制学校办好，非常不容易。
无论小规模学校，还是寄宿制学校，问题其实都很多。王雄在贵州的一个学校就体验到，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好像有人，但一点声音都没有，看到的全是小小的眼睛，孩子用小板凳一个挤一个缩在那里，不敢说话。
对于乡村寄宿制学校建设，最有代表性的是马云的观点。2018年1月21日，马云在企业家教育沟通会上的演讲中，提出了一个乡村并校寄宿计划，认为应该在乡村再度推进并校机制，原则上将100人以下的乡村学校都合并掉，大力推动寄宿制，同时把交通、住宿、晚自修做好，“用校车礼拜五全部送回家，礼拜一早上到每个村口，用车一拉，二十分钟、半个小时，全部送到学校”，同时整合教师资源，启动乡村师范生计划等，邀请企业家在当地建设寄宿制学校，捐助校车，以解决像“冰花男孩”那样上学距离远、路途艰难等问题，还可便于提升师资水平，“因为有三百个学生，老师就愿意去”。
不过，马云公益基金会项目经理薛诚在研讨会上澄清，基金会只是对现存寄宿制学校的问题，找到一些硬件、软件、培训、管理条件等可行的办法、标准或者是经验模式，将来拿出来给有需要的学校作参考，会遵照国家政策标准、当地实际相关方以及专家意见，探索一种当地教育局、企业、学校共建寄宿制学校的模式，而不是强行推，这样的经验也可以相应用在小规模学校上，并不冲突。
执行：教育局长、县长不能不懂教育
乡村教育不仅与城市教育面临情况不同，而且各地差别较大，国务院相关文件赋予县级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规划的权限。
方华也认为县级人民政府是一个关键。他介绍自己最近做的一个统计，校长、老师出身的教育局长，在全国2800个县市区当中不到10%，绝大部分人没有基本的教育领域背景。此外，教育行政部门与学校分属公务员体制和事业单位编制，人员流动性差，不利于相关乡村教育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同样，乡村教师不足或没有的状态，恰恰也是因为流动性差，而不是流动性强。“我不赞同乡村教师终身扎根在乡村，这对教育本身和他个人都不好。换成你的孩子，你自己愿意不，你不愿意，还叫别人扎根，我认为这是不人道的。”就是应该有正常的流动渠道，“哪个县会少县长，少教育局长？因为他都是流动的。”
除了提高县长、教育局长对教育规律的掌握，曾交流到香港教育部门工作的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实验小学教师徐莉，还提出了不同利益相关方之间发出反对声音和理解对方的重要性，“香港的领导力过于分散，政策制定推行非常缓慢，我们是政策制定以后，只能单向执行，而无法开展多方的互动，对政策进行修订和优化。”徐莉坦言，有的政策让一个参与变革的人认为自己不够好甚至非常差，比如说做农村学校支持时，老师的口头禅就是“我们是乡下的”，意思就是我们很笨，什么都不懂。但真的不是这样。
在县域教育中，一些非教育因素，也有着很重要的影响。比如，在县政府布局时，“教育肯定是被其他各种所谓的经济发展叠加起来的，不是就教育谈教育，而是打着城乡一体化的旗号，最后是房地产的问题。”郑新蓉描述，由于县管学校、县管教师，一些老师的孩子不在乡村、房子也不在，就像乡村学校里的浮萍，这种撤并也有私人的考虑。
“这背后不是教育问题，包括我们的决策程序。……能不能在决策过程中尊重一下当地人的意愿？教育部2012年就讲了，决策程序必须征求当地意见。”储朝晖感慨道，实际情况往往“不是征求当地意见，而是说必须在多长时间内做好思想工作，把这个事搞定”，这个思路与国家政策“完全是相反的”。
方法：“小而美”的学校怎么建设
不撤并，不寄宿，小规模学校能建好吗？张孝德认为，“中国古代的私塾教育，两个人带四个孩子就可以完成了，山沟里都可以去。”他是主张小规模教育的。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农村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王丽伟介绍，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14所学校结成“利州区微型学校发展联盟”，共同探索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方向，资源共享、信息互通，每所学校都有自己的发展特色；平凉市崇信县从10年前开始进行“小班化教育”的探索；浙江省丽水景宁县以“小班化教育”和乡土味、小班味、家园味的“三味”教育为内容，提升农村学校的教育质量。这些“小而美”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建设的探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我学教育学40年，我学的著作里其实把教育行业比作园丁，比作农业，是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不是模仿，不是机器生产，不是配件组装，教育不是这个事情。”同时担任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理事长的郑新蓉总结说：“在我们西部农村地区，小规模学校该怎么建呢？可能还是理念要优先。”教育是一个需要时间的涵养过程，对那些小规模的学校，也许硬件上有点“落后”，有点土，要看得惯，教育者要看得到教育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