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年度盛会作为行业最具影响力的交流平台之一，择地在每年的11月22-23日举办，致力于搭建高层次的行业对话、交流、合作平台。截至2018年，已成功举办了10次年度盛会，累计6000多人次参会，2600余家机构参会，300余家媒体参与推广传播。
主题：从国际视角看基金会的使命与责任
时间：2018年11月23日8:00-10:00
地点：香格里拉大酒店 见山楼
“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有其客观规律的，当一个社会从单一结构到多元结构，从简单到复杂，它必然会面临着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变，也就意味着我们社会领域或第三部门的存在有社会正当性。”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说。
2017年，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和墨卡托基金会在中欧基金会国际交流领域形成共识，达成合作。在2018年中国基金会秘书长访欧交流项目中，我们发现中德两国在社会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方面有不少相似之处。
正如北京修远经济与社会研究基金会理事长杨平所说：德国和中国都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完成工业化的历史使命上，两国是一致的，即都要从传统的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在这过程中会面临同样的问题，相应的也有共同的社会治理的任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两国在完成工业化的道路上也是相似的，都试图用国家强制的方式来完成。
今年11月，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18年会上，墨卡托基金会、北京修远经济与社会研究基金会联合承办了一场主题为“从国际视角看基金会的使命与责任”的平行论坛，金锦萍教授担当主持，墨卡托基金会中国特别代表、歌德学院（中国区）前院长阿克曼、北京修远经济与社会研究基金会理事长杨平作为特邀嘉宾分别回顾了中德两国的社会发展阶段及转型背景下以基金会为代表的公益组织的现状与挑战、探讨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及公益组织的定位与价值发挥。其中，阿克曼提出的公益与慈善犹如“实验室”与“修理厂”的比喻让人印象深刻，也引发了参与者的激烈反响，现场互动十分积极。本文根据速记摘录了相关讨论如下，与大家分享。
平行论坛 从国际视角看基金会的使命与责任
公益与慈善：做“修理厂”还是“实验室”
杨平：我认为公益和慈善肯定是有区别的，公益更具现代性。但是在西方的语境下，公益后面似乎是公民社会，意味着要改造社会、发育社会，但慈善没有这层意思，这一点我不完全同意。我认为慈善更多的是在市场经济还不够发育，也就是现代社会还不够发育的情况下出现的一种救助，跟传统的贫困问题、教育问题更多紧密结合在一起；公益是现代市场经济充分发育之后必须用创新的方式来解决出现的大量现代问题，因为传统救助的方式无法解决像贫富分化、环境破坏、道德解体等等这类现代问题。
阿克曼 墨卡托基金会中国特别代表、歌德学院（中国区）前院长
阿克曼：我觉得慈善是公益的一部分。慈善是一个“修理厂”，在巨型变化的过程中试图解决一些毛病、起到缓和作用。目前，慈善在西方的公益里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大部分国家的资源都分给了巨型的福利机构，因为国家明白这些福利工作分给他们做比自己做更有效。公益是一个“实验室”，它不仅仅要看到社会发展变化中出现的问题，还要去考虑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欧洲的公益事业一直到二战前，“修理厂”和“实验室”的比例大概是和中国一样。从资源来说，我认为欧洲“修理厂”的资源可能比“实验室”高很多，但是关注社会创新、文化发展、科学创作等方面基金会却比纯做慈善的基金会多。我认为这是一个社会创新的结果。
金锦萍：做“实验室”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有可能会出错，有可能失败的比例还挺高。当然，有可能你实验了十次能成功一次，成功的一次，就能足以解决以后的问题。但是，中国的现代社会问题挺突出的，我们不得不去面对很多贫困问题、教育、医疗、养老等等各种问题，同时我们还要为这些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法。在这两难选择的时候，我们公益组织的能力到底足不足够？这些稚嫩的基金会们能担得起吗？
杨平：目前中国近7000家基金会中80%从事的是传统慈善，20%从事的是现代公益。在某种程度上，基金会现在更多扮演的是补充角色：政府不够，民间来补，基本上是这样的。我认为，我们的基金会可以关注更多的新问题，比如，现在的城市化快接近60%，大量的城市问题在涌现，城市的犯罪问题、失业问题、道德沦丧问题、污染问题、精神交流问题、精神疾病问题等等。
我认为今天的公益组织，尤其是基金会，要在使命和关注领域上做出重大调整，也就是说从做传统慈善转到现代公益，从关注以救助、辅助为主的传统慈善问题转到各类现代问题。即使你仍然做教育、扶贫、助残，但是在现代社会下需要赋予它们新的含义。比如说扶贫，你要从社会角度来入手，改造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所谓生存状态，还要改造他的个人发展能力，在改造个人发展能力的时候，还要遵循背后的社会分配机制……
我认为现代公益就是马克思说的，关注的不单纯是自然产生的、原初的贫困问题、环境问题，而是关注导致这种问题产生的人与人的关系。解决了人与人的关系，才有可能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平衡，这是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观点，我也认为这是我们今天现代公益的某种指导思想之一。
基金会可以“投资”还不知道结果的事情
阿克曼：在欧洲，一些资本家办基金会的要求是：基金会要和企业一样，一定要强调效率，如果达不到我想要的结果，我就不给钱了。我想中国也会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这种观点是对基金会的放弃。我觉得基金会的作用并不是在一个实验成功之后就会被国家认可，很多时候它做的事情也许政府不会认可。这又涉及到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比如我们想打造一个推动中德青年交流的组织，但是德国有关部门说：这不是你们的事，经验交流应该是我们国家来管的。我们问他们你们想怎么做，政府说我们没钱。
杨平：关于创新，最近有一个消息，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捐资10亿人民币设立了一个科学奖，不是奖励已经出成果科研的项目，而是奖励基础科研，前沿科研。（编者注：该奖项为“科学探索奖”，由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发起人马化腾，与北京大学教授饶毅，携手杨振宁、毛淑德、等科学家共同发起设立。每年将在基础科学和前沿核心技术方面的九大领域，遴选出50名青年科技工作者。每位获奖者将连续5年、每年获得60万元人民币的资金。）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非常有远见的奖励基金的设置。
金锦萍 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
金锦萍：我还想到一个创新，就是西湖大学的成立。其实西湖大学是个名牌大学，它前面有一个西湖教育基金会。也就是说，它是第一所在中国以基金会设立的大学。这个就跟传统慈善完全不一样的。（编者注：西湖大学按照“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的办学定位，以博士研究生培育为起点，致力于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培养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
所以，我们会发现，中国基金会也不完全是诸位所看到的，好像只关注传统慈善。一些有眼光的或者是有情怀、有洞察力、有历史感的资助人也在选择去做社会的实验室，也在想通过有可能会遭受失败的社会实验来实现他所认为的更好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