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魏收的《魏史》是一部“秽史”，但是它的《崔光传》却有“慈善”二字出现在古代典籍中最早的记录。这里呈现的“慈善与中国文化建设”这个专题下的一组文章，是社工李勇研究古代和近代慈善文化的心得。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所谓“清谈”的表象下面，慈善可以将动乱和血腥“显影”出来，充分彰显生活文化的认识价值。所以，研究古代慈善，可普及慈善史知识。更重要的，是为“文化自信”添砖加瓦、为当代文化建设提供养料——生活文化及其视角。
一、溯源
慈善、善举、义行是行动。关于“行”，《尚书·洪范》提出“五行”说，是中国最早的行动理论。
现在，提到中华行动文化，大家就会想到明朝大儒王阳明。孙中山称：日本的旧文明皆由中国传入，五十年前维新诸豪杰，沉醉于中国哲学大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在“知行关系”上，王阳明强调：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则不能算真知，并且提出“致良知”：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其实，在《论语》中“行”字凡72见，《孟子》中“行”字凡120多见。孔子“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关于行善（为善），最著名的莫过于《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
二、知与行
王夫之(1619—1692)在《读四书大全说》（是“明遗臣”王夫之退隐后的读书心得，一共十卷）一书中批评了理学家“知先行后”，认为“格物致知亦是行”。
他批评“存天理，灭人欲”。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读四书大全说·论语》）
王夫之的知行观很有批判性。批判了理学“知先于行”，论证“致知、格物亦有行”。
“凡知者或未能行，而行者则无不知。……是故知有不统行，而行必统知也。”（卷六）
“知有不统行，而行必统知。”（卷六）王夫之论到《中庸》的“学、问、思、辨、行”时，说“若论五者第一不容缓，则莫如行。”“天下之事，……无先知完了方才去行之理”“无论事到身上，由你从容去致知不得；便尽有暇日，揣摩得十余年，及其用时，不相应者多矣。”（卷一）
“《大学》于治国平天下，言教不言养。盖养民之道，王者自制为成宪，子孙守之，臣民奉之。入官守法，仕者之所尊，而非学者之事，故《大学》不以之立教。”
“道昭著于人伦物理之间，岂难明者哉？……乃终无有发明其义，而使天下与知者，岂人之不欲明哉？我知其故在不能行之矣。” （《四书训义》卷二）“知必以行为功也”（同上，卷三）
“格致有行者，如人学羿棋相似。但终日打谱，亦不能尽达杀活之机；必与人对弈，而后择之精、语之详，而后谱中谱外之理，皆有以悉喻其故。”（卷一）
王夫之理解子夏、子张的“过犹不及”很是恰当：“二子之所造不同，然其不能用力于静存动察、精义入神，则一也。”（卷一）
行的标准，就是中庸：“〈中庸〉就教上说，则过、不及之间，尚可立一‘中’以为则。然〈或问〉已有‘揣摩事理’之语，则过、不及自就知行上见，不与中庸之显道相对。”（卷六）接着，他说行要中鹄的，并以射箭来做比喻，引孟子和程子的话。
三、名与实，“为己之学”
《读四书大全说》中提到“行道而有得于心之谓德。”（卷五）
德和圣本是名，当虚名盛行后，就产生了名与实的分野和考辨。西方人谈德福，中国人谈圣位。《读四书大全说》卷五：“《朱子语录》以有位言圣，却于《集注》不用。缘说有位为圣，是求巴鼻语，移近教庸俗易知，而圣人语意既不然，于理亦碍，故割爱删之。”王夫之引用孔子的话“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又，孔子说：“圣则吾不能”；故得出“岂以位言乎？”
《读四书大全说》中，王夫之认为读书要有落实的精神。《论语》中的“曾皙志气”不是清虚之言，而是可为之事——
儒家讲“为己之学”，所以王夫之欣赏曾皙“任乎己”。“程朱论曾皙处，须是别看，不可煞著猜卜。”（读四书大全说·论语，卷六）程朱曰：身心无欲，直得“清明在躬，志气如神”，天下无不可为之事。
在理欲之争上，王夫之驳斥朱熹：“欲者，己之所欲为，非必理之所欲为也。”“故惟一礼扑满周遍之外，更无闭门所早之车。”（卷六）把“理”学说成了闭门造车。
王夫之讲究“实”，反对释氏（如唯识学）、朱子、象山的“识”。“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论语·述尔》）《说文》：“诲：晓教也。”段玉裁注：“晓教者，明晓而教之也。训以柔克，诲以刚克。……晓之以破其诲，是曰诲。”王夫之：“夫子此三句，是虚笼语，随处移得去”而作圣事实、工夫则是“实”。
“凡‘仁义礼智’兼说处，言性之四德。‘知’字大端在是非上说。人有人之是非，事有事之是非，而人与事之是非，心里直下分明，只此是智。胡云峰据朱子解‘致知’知字：‘心之神明，所以妙众理，宰万物’，释此‘智’字，大妄。知字带用说，到才上方有；此智字则是性体。‘妙众理，宰万物’，在性体却是义礼上发底。朱子释义曰‘心之制，事之宜’，岂非以‘宰万物’者乎？释礼曰‘天理之节文’，岂非以‘妙众理’者乎？”
“沉氏之说特为精当，云涵云具，分明是个性体。”（卷一，明代士人必读的《四书大全》载沉氏云：“智者，涵天理动静之几，具人事是非之鉴。”）
四、小结
笔者认为，传统慈善的核心与精髓是文化慈善，它“证成”了中国行动文化。因为文化慈善是孔孟老庄留下来的宝贵遗产。《论语·季氏篇》：“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后人津津乐道的“君子之道”“成人之育”“为己之学”“修齐治平”都要落实到善举上来。
儒家行动文化的慈善性发展表现在丧葬方面。先秦时，墨子反对儒家厚葬。唐代，文中子王通《中说·天地篇》载：
薛方士问葬。子曰：“贫者敛手足，富者具棺椁，封域之制无广也，不居良田。古者不以死伤生，不以厚为礼。”
中国古典文献中的慈善精神在行动文化中凸显，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是“刚健有为”。文化慈善是有益于文化建设的，是古代公益人物为人所敬仰的事工基础。魏晋南北朝，儒学衰微，“九品中正制”催生了人才学，品藻人物的博物学（小）传统和修齐治平的善德（大）传统并行，影响中国古代社会建设。在这两个文化传统影响之下，中国历史上那些对社会建设发生重大作用的人才（含慈善家），是行动文化嬗递的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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