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整理自国际公益学院主办、老牛兄妹公益基金会支持，联合瑞士NORRAG（Network for international policies and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 and training）、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21世纪教育研究院等机构联合举办的“2019儿童教育公益行动论坛”上，億方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李北伟先生的讲话内容。
億方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億方”）作为一个资助型基金会，资助领域有些特别和抽象，因此资助的有效性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億方有三方面业务：一是资助研究者研究，再者是培养青年人才，最后是比较独立的投资社会企业。在我们的研究花费中，有三分之二是在教育支出，其中有30%左右是在儿童教育领域。我想借此机会和大家介绍一下，億方是如何看待有效性的。
首先我想通过举例的方式介绍一下有效性框架。由于资助的是资助的是研究领域，那么研究的有效性在哪里，我们开发出了一个“三加一”的模式。
第一层，研究应该有专业的能力，对一个真正的议题是从实践提炼到研究的有效性。
第二层，研究的有效报告不要停留在学者的手中，要有推到实践方面的有效性。报告要发挥三方面的影响力，首先是政策倡导的影响力，直接影响到政策的制定者；其次是产生行业影响力，例如我们资助十方缘这样的公益组织，他不是教育领域的，而是做了一个行业标准，再者就是制定操作手册。 最后是媒体层面的影响力，在某个议题方面影响公众认知。
第三个层次的有效，我们认为由于做研究，不管是从实践到理论，理论到实践，还是政策，公众的认知，行业的行为，都是漫长的过程，反应弧很长。那么，我们在中间还看一个有效性，就是过程中对人有影响，比如说钱出去跟资助人的意志是基本一致的，对受助对象有某种程度的帮助，甚至于帮助了研究人员，提高了他（她）的专业性。
举个例子说明下，大家比较熟悉的是歌路营的“一千零一夜”项目，我们是跟福特基金会，澳门同济慈善会一起资助。我们通过第三方评估，范围是137所学校，1.7万个学生，拜访老师和家长1万个，我们为什么认为它是有效的呢？第一是按照我们的第一标准，它在科学的调研后得出了三个非常让人震惊的结论，通过对农村寄宿制学生从四个方面进行研究，包括心理，身体，关系（是否存在霸凌）和学业情况。得出结论就是有大约36%的人是受到霸凌的，其中有16%是严重霸凌，65%学生有抑郁倾向，还有一个能强烈的反映城乡差别的就是16%的人留级，其实在城市里已经很少有孩子留级了。
为什么说这个项目有效呢，因为这个项目引起了中央的关注，国务院办公室向北大要了这份报告，在那个时点非常巧合的出了一个文件，就是国务院关于整治校园霸凌的文件，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对有效性的一种反馈。
北京億方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李北伟先生
我们的痛点很多，比如说我们很多来申请做研究题目的都是专家级的，然后我们设置的内部筛选系统就是人力不够，无论是外部专家还是内部团队，但这不是我想说的。我们最痛的痛点是，我们的目标和面临的体制是内生性的矛盾。
我们的目标是做有效性的研究，推动公益行业的发展，改变社会，让社会变得更好。简单的说就是理论与实践要打通，理论要对实践有推动。但是面临的问题是二分性的，搞理论的人与搞实务的人背后的激励系统完全不一致。
比如说国内有23个高校都有公益研究院，但是他们的骨干的，能干的，年富力强的青年教师最主要的激励机制就是要评职称，他们要做的是纯理论化的paper，在C刊上发表。但实践领域的人呢，他们觉得做研究的人做的都很抽象。实践者面临两个压力，一个是快速的有结果，一个是来自筹资的压力。
如何解决这个痛点呢？有两个方法，一个是允许自己犯错误，反正这是现实我们没办法解决，我们的企业文化里有一个前瞻，所谓的前瞻就是我们可以坐冷板凳，把时间线拉长些。
二是做了青年学者资助计划，就是“菁莪计划”。每年选择10位35岁以下的青年学者连续资助他们3年，每年10万的资助，到今年已经30个人。我觉得到50-100人的时候，他们会形成自己的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本身就是通过筛选的，大约是100个人中选10个的比例，选的时候他们有较强的理论功底，同时实践的倾向性极强。
当然，我们还有一部分就是看看有没有从我们已有的资助中我们自认为有效的话，有哪些成功因子可以筛选。就是通过这两个方式来解决我们的痛点，一个是我们给自己时间，在现有情况找出最好的研究者，他们具有实践倾向，同时我们希望给中国的公益行业培养一个50-100人的青年学者队伍，叫“菁莪计划”。
对于资助型基金会而言，如何开展有效资助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需要更多的行业交流和碰撞，相信在以億方公益基金会为代表的资助型基金会的带动下，更多的公益慈善机构会以更加专业有效的方式推动公益事业的蓬勃发展，担负起更多的责任，发挥更大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