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全有能做的事情，就是在家里打电话，一遍遍地给天门市疾控中心打电话。无人接听。后来他才知道，整个艾防科室的人几乎被调去处理肺炎疫情了。
大年初三，在打了十几个电话之后——每一个电话都要避开家人注意——疾控中心终于有人接听了，对方告诉他，这个事情现在交给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一位主任来处理了。他打去电话，又不通了。他看了看自己的药。倒数计时的闹钟悬在他的头顶，还有5天。
很快他将知道，电话打通，只是过了第一关。
告 急
那种不安的感觉是逐渐浮现的。
1月23日，武汉的「封城」消息传来的时候，刘军并没有太担心。年前一周，他从工作所在地广州回湖北孝感老家的时候，他看到路上只有很少的人戴口罩。似乎是一夜之间，疫情就爆发了。他没有那么快地消化掉接踵而来所有的信息，「我不是武汉本市的嘛，再观望几天吧。」他告诉《人物》，按照他的计划，他将在大年初八回广东。他多带了两天的药，可以吃到初十。
准确地说，是三种药。身为一个艾滋感染者，刘军需要每日服药抑制体内病毒。国家免费提供的药物有8种，针对不同个体，医生通常会从中选择三种作为治疗方案。「三联」，他们都这么说。每三个月，感染者会去定点医院取一次药。
一切发生得太快了，继武汉发布停运消息后，同一天湖北省再陆续有多个城市跟随，至1月24日上午，全省鄂州、黄冈、孝感等13座城市相继「封城」。人出不去了。他慌了。治疗艾滋的药物不像粮食或者口罩，可以在市面上买到。也不是随便一个医院都可以取药，按属地管理原则，只能在关系所在地的医院取药。上海只接纳本地户籍人士，武汉则宽限至有居住证和本地学生证的人。这种定点取药规定在患者社群内早有反对声音，但难以撼动，毕竟免费的艾滋病治疗涉及到地方财政支出。
史无前例的封城，有利于抑制疫情的扩散，但也引发了一些混乱，艾滋感染群体断药是次生问题的其中一个。
但对于个体来说，这无疑于一场灾难。断药后果很严重。艾滋治疗要求极高的依从性，每天按时服药以抑制病毒数量——时间卡到分钟，很多感染者为此设了三四个闹钟。药一旦停，病毒反弹，有可能引得病发，还会令身体产生耐药性。一旦防艾体系内免费供给的药不再奏效，就需要换天价自费药，甚至无药可治。
截至2018年10月底，湖北省报告现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19166例，病例数排全国第13位，同样的麻烦也影响到了统计数据之外的人。湖北人汪树林在美国留学，家境殷实，他从来没有用过中国免费药，一直用的是「美国最好的药」，「美国保险可以报销」。按早早订下的计划，回湖北休假的他将在1月24日从湖北当时还未封城的某市去武汉搭飞机回美国。武汉封城后，他马上重新买票，改从广州飞。他需要解决的是国内这一程，某市飞广州的机票卖光了，于是他买了年后先去南京，再换去广州的票。一通折腾，总算搞定了，他感到稍稍心安。大年三十的晚上，他在打包行李时，由某市机场出发的所有航班取消了。他去不了美国，他去不了广州，他哪里也去不了。
像湖面涟漪，封锁自武汉开始，在各个湖北县市推及，很快就到了村一级。荆州的李京发现他村子唯一通往外界的那条路，被小车堵上了，只留一道缝隙，「最多能走个人，或者是骑个摩托车之类的」。没有特殊情况，人员和车辆都不得通行。天门的刘全有所在的村更彻底，所有交叉路口都堆上了土，堵得严严实实，这下，连救护车和物资车都进不来了。封村给一般人确实能带来安全感，却给这些面临断药的艾滋感染者带来了巨大的恐惧。
如果说他们的活动范围尚能在村内，那些在湖北工作的省外人回乡后，将发现他们面临严厉的禁足。何旺生自年前回到河北乡下后，作为高危对象，他和家人被要求在家进行隔离。他感到村里人对他倒是通情达理，村支书和社区医生只是反复对他强调要注意监控体温，也没有什么嫌弃与敌意。
何旺生算了下，药可以撑到14天隔离期结束，他略感宽心。他对村支书说：「我肯定会配合，各方面我做好真正自我隔离。但是完了以后的话，我是不是可以自由？」
「这个的话，不能给你确定的答复。」
武汉封城后的街道。图源B站UP主林晨同学
隐 私
从开始服药的第一天起，一个担忧就深深埋入艾滋感染群体的脑中，用武汉人王亚东的话说，「如果遇上天灾地震，或者战争爆发，还能不能吃得上药？」每次去医院都是发三个月的药，服药是终身的，这意味着，每隔三个月，倒数计时的闹钟将重新启动。几位受访者都告诉《人物》，断药的恐惧要远远大于得知感染那一刻的恐惧。
王亚东习惯去哪里，药不离身。他把几百个药片藏到书包深处，回家就锁在柜子里。除了医生开的3个月的药，他通过自己的渠道额外多买了一个月作为储备。还有最后一道保险，他的钥匙扣上挂着一个小小的金属瓶，里面有着3天的药，他怕出门忘带书包。何旺生经常出差，他永远会把药分装在两个盒子里，「如果有一个盒子遗失的话，另外一个盒子还有补救。」
身边带够药，是个根深蒂固的常识，但与春节回家发生了冲突。很少有人把艾滋感染的事情告诉家人，而过多的药片与瓶瓶罐罐容易被发现，引起怀疑。外地回乡感染者的选择几乎是一样的，预估好天数，多带个几天，剩下的留在常住地。
所有需要长期服药的慢性病患者，在封城封村之际都将面临断药的危机。相比其他慢性病患者，艾滋感染者处境更为艰难，四处寻药的同时，他们要保住这个秘密。隔离在河北家中，当村支书表示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提出帮忙解决的时候，何旺生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说，宁肯断药也不能说。
在不知情的家人面前，他们需要掩饰住内心的慌乱。大年三十那天，收到孝感封城的消息之后，刘军转向母亲，平静地问起晚饭是吃饺子还是米饭。那个问题在说出口时就已经完成了使命，他根本没有在听母亲的回答。
《人物》所有的电话采访都进行得极为艰难。担心隐私泄露，许多人拒绝了采访。愿意接受采访的人，有些因为和家人在一起，只能打字，不能语音。那位在美国留学的汪树林，为避开父母，选择去了哥哥家接听电话——哥哥是整个家族中唯一知道他情况的人。刘全有在家与《人物》通话时，审慎地选择措辞，将所有可能引发家人怀疑的敏感语句，含糊处理。刘军有两个微信，两个手机，随身携带，只用一个处理艾滋治疗的事情。
问及身份泄露的后果时，一位同性恋的艾滋感染者对《人物》记者连说了3遍「不能想象」。「你是这个（同志）身份，在普通的农村里就已经是大逆不道了，如果你再把你因为这个身份而得病的情况再说出去的话，那真的就是容不下你了。」
在当今的医学条件下，艾滋感染者外部特征与常人无异。在日常情况下，只要小心行事，这处隐私能够守住。没有人会把药物储存在原装瓶子里，都是撕掉标签，重新装瓶。王亚东买了3个黑色瓶子，这样从外部也看不出药片的形状和颜色。
有一次在机场，过X光时安全人员看到了他的药，问他是什么。「我有心脏病，这是心脏病类的药。」这是一套早就准备好并演练的回答，为此，他还查过资料，哪些药是不能漏掉的。他需要在午饭后服药，在单位，他的闹钟会准时响起。这个问题也早早解决了，他一直以来给同事「灌输了一个观念」，控制心脏病的药是属于高血压类的一种，因为高血压类的药是需要准时吃的，所以订了闹钟。
江苏大学生谢小剑服药时间在晚上，虽然室友从来没有问起他闹铃的事，一套措辞早已想好了，说自己肠胃不好。他睡上铺，举动不易察觉，他会趁着室友们打游戏的时候，把药片塞进嘴里。
身兼一个同性恋者，谢小剑明白，承认艾滋感染是一件比同志出柜更难启齿的事情。这个局面不是他们造成的，而是社会氛围逼着他们只有如此选择。他曾向他的家人出柜得到了接纳，而他曾有过恐同言论的室友在得知他的性取向后，对他也很友好。「我很难想象他们知道我是一个艾滋感染者之后会怎么看待我，会不会把我赶出这个宿舍。」
他学校与老家都不在湖北，他现存的药也够吃一个月，但在大年初一的晚上，网上关于艾滋感染者断药的求助消息传出来的时候，他哭了。他想起一位朋友，正是因为服药延误而去世。他开始一遍遍地在微博转发信息，并私信一些大V帮忙转发。但很快他发现，信息被限流了，阅读量远远低于正常数字。
「从感染到现在的经历，因为我自己对这个疾病的认识，没有觉得天要塌下来，我觉得我一个人完全能够扛得住，完全可以应对得来。」电话接受《人物》采访时，谢小剑再一次哽咽，「直到这次事情出现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在这种突发的情况之下，像我们边缘群体的需求是很容易被忽视掉的，从来没有觉得我们这个社群那么脆弱。」
天门艾滋感染者刘全有大学专业是传播，他考虑过在网上发出求助。但当他看到网友「化妆师邹俊熙」的遭遇后，打消了念头。那人与他情况几乎一样，同样是天门人，在微博求助后，民警上门核实，感染的事因此被家人得知，他还遭遇了大量的网络暴力，最后清空并注销了微博。
刘全有能做的事情，就是在家里打电话，一遍遍地给天门市疾控中心打电话。无人接听。后来他才知道，整个艾防科室的人几乎被调去处理肺炎疫情了。《人物》据多个渠道了解，湖北各疾控中心情况都大致如此。
大年初三，在打了十几个电话之后——每一个电话都要避开家人注意——疾控中心终于有人接听了，对方告诉他，这个事情现在交给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一位主任来处理了。他打去电话，又不通了。他看了看自己的药。倒数计时的闹钟悬在他的头顶，还有5天。
很快他将知道，电话打通，只是过了第一关。
变通措施
武汉封城这天开始，黄豪杰就不断接到艾滋感染者断药的求助，每天几十个。他知道他的春节假期提早结束了。作为武汉同志中心的负责人，他与湖北省疾控中心的艾防办的工作人员保持日常联系。
事实上，封城发生后，省疾控中心也意识到了问题，迅速推出了变通措施，要求省内各治疗点允许异地艾滋感染者只需填写一份领药申请，即可领药。但湖北的政令难达省外，考虑到那些隔离在外省的感染者，省疾控中心又制作了工作联系函模板，让他们请主治医生签署后，在省外治疗点寻求帮助。
这些措施是在省疾控人员的微信群组内发布的，无法直接抵达感染者社群。黄豪杰将这些消息不断汇总更新发布到了公号上。整个机构的7个工作人员和2个义工在大年初一回到了岗位。他们四散各地，全部在家办公，从早上10点开始处理个案咨询，每天都忙到晚上11点以后。
黄豪杰在微信公号上发出呼吁，标题里写道，「紧急求援，这群人的生死不该被遗忘」。相比以往的温和、谨慎，这一次他行事作风似乎有些过于大胆了，可能触碰到敏感的神经。
不像有社交需求的同志社群，再加上讳莫如深的病历，艾滋感染者的社群联结松散得多。尤其在老家，很多人更是完全切断了与附近病友的联系。「只是对自己生活的城市比较熟悉一点，对老家这边的话都已经不是很熟了，怎么去找啊，脑子里面一头雾水。」刘军说。像他一样，很多人是靠着网络搜索，看到武汉同志中心发布的消息，才知道异地取药的步骤。
艾滋治疗药物作为处方药，发放前确认病人身份是必要的。黄豪杰告诉《人物》，曾有大批艾滋感染者的身份信息泄露并遭到勒索威胁，自那以后，出于对隐私权的保护，中国疾控部门调整了对艾滋病人的信息管理权限，异地无法查询。
新规在落实的过程，也发生了某些变形。比如，本意是为了解决滞留省外感染者领药问题的工作联系函，在湖北省内一些市区领药时，却变成了一个同样必要的文件。某些地方还加上更多的要求，比如确诊报告。但新规确实也解决了大量的问题。在美国留学、从未在中国领过免费药物的汪树林在某市领到了药。
被卡住的人也不在少数。孝感的刘军卡在工作联系函上。在新规尚未推行时，本地疾控中心给他答复，需要请治疗地广州的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或者主管医生打电话来证明他的身份。他打过广州一个市级和两个区级防治机构电话，无一接通。
新规推行后，刘军领药的门槛反而变得更高了。之前，他只需要找到主管医生打个电话，现在，他不仅要找到他，还需要他签署一封盖章的工作联系函。
「他无非想要证明你的身份，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很多方法，挂号记录、医院的电子检查报告，上面是有姓名的，你再凭身份证一对照片。没必要搞得这么繁琐，难道一个正常人，谁还拿了这个药去吃啊。」
在河北的村里，何旺生告诉自己，按着流程一步步走，尽量先不去想最后要解决的问题——取药，因为不止是他，就连家人也无法迈出屋子。他倒是顺利拿到了湖北开出的工作联系函。但他发现，再往下就走不下去了。本地疾控中心根本打不通电话。
即便走到最后一步的人，也可能像湖北武穴的两位感染者一样，被医院告知药不足，要优先供给本地。他们需要的是克力芝——国家卫生健康委颁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版本中，已指出克力芝可试用于新型冠状病毒的抗病毒治疗。艾滋病治疗药物由省疾控统一下发给各个城市，本身就是限量供应。克力芝在免费药中属于二线药，一线药不起作用后才需使用，使用人群有限，储备量更少。
1月26日，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了《关于保障异地滞留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免费抗病毒治疗药品的通知》。黄豪杰略感欣慰，「因为有国字头的单位，既然文件下发下来，就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嘛。」但他也担忧，正如湖北省疾控中心推出的措施一样，「在底下怎么落实，怎么去传达这个东西，其实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他知道，很多人还将拿不到药，需要回到社群去求助。
药品克力芝。
社群自救
民间迅速在行动。一个个药物支援群相继成立，病友以快递或者同城交付的方式借出药物，去解救面临断药者的燃眉之急。在官方渠道之外，药物流通起来。
早在2018年，为解决出门在外的病友临时缺药问题，网友「HIV松鼠哥」在全国多座大中型城市内安置「急救包」，交给值得信赖的病友保管——他称之为「守护者」。这一次，许多曾被援助过的病友与「守护者」受到他的感召，成为援助者。山东青岛一名医生「李辉时空」发起「借药公益组织接龙」，重庆、新疆、广西、深圳等全国各个地方的20家机构加入，公布求助方式。
免费药急救包。图源HIV松鼠哥微博
武汉同志中心也建立了药物支援群。在这个50多人的群里，除了工作人员，大家都改了群内称呼。「辽宁-舒发泰」意味着人在辽宁，可借出的药物是舒发泰；「武汉-依非」意味着人在武汉，可借出依非韦伦；「鄂州-替依拉」意味着人在鄂州，可借出替诺福韦、依非韦伦、拉米夫定——这是最常见的三联组合。
1月26日，在武汉同志中心获得基金会批准，可报销病友之间的借药的快递费用后，随后就发现，湖北的快递系统几乎瘫痪了。打了多家电话，即便客服总台表示可以寄送，揽件的网点没有人上班了。揽件成功也不意味着可以发出，「这些快递在我们的站点都已经积压了很多天了，我们的车离不开武昌。」随着时间推进，情况越来越糟糕，EMS之前还可以寄，到了1月26日的晚上这条路也堵上了，武汉的所有网点关停，到下级县市更无可能。顺丰倒是可以空运，但不寄药物。
在这种情况下，命运的沙盘发生了反转。原来形势似乎最严峻的何旺生——他困在河北农村的家中，反而更早得到了救助。由于物流并不受阻，河南一个病友向他寄出的药已经在路上了。
另一方面，武汉同志中心组建了「爱心车队」，运送武汉市内的往返医院取药的艾滋感染者。所有网约车在大年夜就全部停了。到了年初二，出租车也被政府征用了。每个社区内分配到三四辆，运力有限，就连接送医务人员的需求也只能部分满足，因此武汉各区都涌现出了志愿者车队。黄豪杰没有向他们求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别人不一定愿意去送艾滋感染者这样的一个社群。」「爱心车队」里全部是同志或者艾滋感染者。
解决了车的问题，城内道路封锁的问题却是无解的。你很难分辨，哪些信息是可以信赖的。汉口、武昌、汉阳三区将各自封锁的消息是一早传出来的，腾讯实时辟谣平台辟了谣。但行驶在路上会发现，封锁正在变成事实。1月27日，「爱心车队」的司机王建国只在白天时遭遇了盘龙城大桥的一次封锁，晚些时候那座桥就解禁了，但到了1月29日，汉口去往盘龙城区的所有桥都设置了卡点。
想通过卡点，有时需要一点运气，只监测了一下体温就放行了。有时需要几句谎言，他会说车上坐的人是慢性病患者，对艾滋感染者的身份守口如瓶。有的卡点网开一面就放人了，有的卡点不管车上是什么人，只看有没有通行证。
除非持有公务员或者医务人员的通行证，跨区运输已无可能。但就算把活动范围设置在区内，也会时不时遇上封锁。有时是某条主干道，有时是二环与三环之间。昔日便捷的手机导航失效了。变化时刻发生，靠着群内传递的消息，并不准确。有一次，王建国在接到一个取完药的感染者后，才发现原路已无法返回，他只有把感染者搁置到那人在城中的另一处住所。
严格来说，他的车开在路上是违规的。武汉自1月26日起实行除特定车辆之外的所有机动车禁行，违反者从严从重处罚，直至记12分。但根据防控指挥部的解读，「对禁止通行的机动车通过手机短信形式提前24小时告知车主，未接到短信通知的机动车可以通行」。除了是「爱心车队」的司机，王建国也在接送医务人员的志愿者车队里。两个车队没有人收到过短信。
在1月底的时候，他所在的接送医务人员的志愿者车队暂停了服务。协调员在群内发了通知，有人已经被扣了12分。「我们做公益没有办法保证自身，再看后续的政策再决定我们要不要继续做志愿工作。」他说。
最后一步
随着时间的推进，城区断药的情况大部分得到了解决。刘军最终也没打通广州的电话。但通过武汉同志中心的协助，他的个人信息以省疾控中心对接的方式，得到了确认。他骑着电动车，取到了药。
湖北省内村里的情况完全不同。公益机构能帮的忙都帮了，但快递无法抵达，村被封了，附近也找不到可以借药的病友。相应的文件备齐了，到了取药的最后一步，每个人只有重新各自为战。
天门的刘全有发现自己正在尴尬的处境里。他的村子在两地交界处。他的路似乎比别人多了一条，既可以去A县，又可以去天门。两个地方的医院都承诺可以给他药。
但一条路也行不通。公共交通都没了，有病友确实通过步行3个小时拿到了药。他查了地图，他距离天门的取药点有100多公里，走过去要9个小时，即使排除人生地不熟而发生的迷路以及路上拦截的关卡，一大早出门到了那里也下班了。更不要说，这么长时间出门在外，如何向蒙在鼓里的家人解释。
距离A县的取药点倒是近，只有6公里，只隔着一条江。渡轮停了，跨江大桥上设有路障。早在年初一他就知道行不通了，他的舅舅想过桥去探亲，被拦回来。因为涉及到跨区，需要通行证。
他不死心，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去了跨江大桥。这次出门，也是冒着风险的。他向家人撒了谎，说去隔壁村探望一位姑妈。其实两方只要一问起来，谎言就戳破了，他想，如果再问，就说路上遇见了老同学。
走到桥边，对话几个回合就结束了。「我要去医院。」「你什么情况？」「我家里的亲人病了。」「不行，不行。」他不敢再纠缠下去。
他再给A县的疾控中心打电话，请求对方送药上门。「这不现实的，一两百个这样的人要服务，不可能我挨家挨户给你送吧。」
在湖北农村，类似刘全有这样的例子很普遍。荆州的李京成了其中的幸运儿。他告诉《人物》，他能够拿到药，是因为恰好地符合了几个条件。本村封锁不是太严，没有挖沟，没有填土，有物资车来往。他的邻居是村干部，正好在这辆车上，能够帮助，他只是告诉他，「有个东西很急，在县城里」。县城里他有个亲戚，可以去取药，交给这位村干部。
针对农村面临的棘手情况，在武汉同志中心的工作人员群里，讨论紧迫进行着。他们想到了终极解决方法，报警，请警察开车带去医院。如何向警方解释呢，大家展开讨论，可以称自己有抑郁症，也可以说有糖尿病。为此，他们还查了相关资料，准备了一套话术，「青年糖尿病的并发症很快，给他讲一些比较严重的数据」。
确有感染者用这个方法，成功取得了药。但刘全有对这个终极解决方法很排斥，「这个理由感觉好像有点牵强吧。万一他觉得我是编造的呢，又怕乱讲搞得更麻烦。」
年初四，一个更糟糕的状况发生了。村里出现了一名确诊患者，是在武汉卖菜的菜农。找借口出门更难了。「坐立难安，心态都崩掉了。」刘全有对人物说。
倒计时的闹钟不等人，药只有4天了。终于，他做了那件原本以为他根本不敢做的事情，报警。
领药流程图。图源武汉同志中心微信公众号
闯 关
他没有隐瞒艾滋病人的身份，除了个人信息，在电话里，刘全有把他的情况如实陈述了。
那个电话只是一个开始，他进入到一个复杂的迷宫里。110建议他跟检疫站指挥中心联系，检疫站指挥中心又让他去找交通部门。交通部门电话不通，他又打回110。110让他打派出所电话。找到派出所，对方告诉他，通行证是必要的，让他联系卫生院。兜兜转转，好不容易找到卫生院的电话，对方告诉他，可以开具通行证，但权限只在天门市，无法去A县。他再去找110，对方态度还是很好，又经过再一次内部的反馈，最后回答他，不好意思，确实帮不上忙。
他又打电话天门信访局，对方说可以开证明让他去A县，但需要他带来身份证复印件，原件都不行，「那里不能复印」。这意味着，他还要先找一个复印店。「这是村里面，我到哪里去找复印的地方？」
当他查看了信访局所在的位置后，他哭笑不得，去到那里，和去到天门市医院的距离差不多了。
他再次给天门和A县的疾控中心打了一轮电话，寄希望于可以托人代领，对方说，必须本人到场，抽血确认。
他用了整整两天时间打电话，每一次电话，都要把事情来龙去脉讲一遍，每一次电话，都要冒着极大隐私暴露风险。最终，他发现自己回到了起点。
刘全有发现，他什么也做不了了。他不能在没有任何计划的情况下贸然闯关，见机行事，因为光是出门这件事，「都要找很久的机会，要想很多的理由」。一旦失败，「有很大被发现的风险」。
「太难了，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可以帮助我。虽然我就离疾控中心只有6公里的距离，我现在跟隔个天堑一样。」他说。
只有等着断药了。还有两天。
截至1月底，武汉同志中心接到近500宗断药求助，其中80%已找到解决办法，未完结的，是最困难的。有个案例是，当事人因发烧被隔离了，「除非跟自己的父母摊牌，更没有办法去领药了。」
1月31日，武汉同志中心的公号转载了一篇名为《当前不可抗力因素下造成服药中断时该如何处理》的文章。黄豪杰没有第一时间转发，而是拖了几天，他内心里并不希望把它发出来，多少会传递处悲观的情绪。但这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
那些看似与断药危机还很遥远的人，也会突然陷入恐慌。那位江苏的大学生谢小剑，将自己的药借了出去。他信誓旦旦地告诉对方，不用担心他，他的药够吃。但很快，他就看到家乡所有客运班车无限期停运的消息。他所在区域疫情并不严重，也早有通知2月3日会上班，他根本无法预料到变化的状况。现在，他回不到取药地，而剩下的药不足10天。更令他沮丧的是，寄出的快件经过3天才抵达省会南京。他援助的那个人，马上要断药了。他让自己陷入危险，却可能没有改变对方的结果。
「无力感、绝望感」，「卑微」，「脆弱」，「边缘群体」，「被遗忘的人」，在《人物》对艾滋感染者的采访中，类似的表述在采访中一再出现。「短期内不好解决，因为它是一个体系的问题。切断交通，切断物流，并且没有一个很好的应对机制，各方各面都出现了问题，只不过对某一类人群而言，问题比较凸显。」黄豪杰说。
一位志愿者告诉《人物》，目前能够被他们听到的援助请求，几乎都是来自习惯使用社交网络、有着大学学历的青年人，可能不过是冰山一角。而中老年群体、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民工群体，「不知道怎么去发声」。
在记者截稿前的最后时刻，刘全有发来消息，事情突然有了转机。完全出乎他的预料。在还有2天断药的那个晚上，在B市医院当医生的父亲告诉他，B市疫情严重，医院派出救护车接送在外的医务人员回去上班。他抓住机会，说想去A县看望在那里的母亲，请求父亲捎带上他。于是，混在救护车上，他通过了关卡。
* 除黄豪杰外，其他人名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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