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江维（成都市民政局机关党委书记、成都市社会工作协会会长）：
“大疫之下特困人群的社会资源特别薄弱和匮乏，比如无人照护的残疾人，高龄独居的老人，还有留守儿童、事实孤儿等等，他们的社会资本相对薄弱、抗风险的能力更弱。这时候社区必须建立起对每一个需要照护的特困人员的临时监护机制，这些重点对象每一个人都要找得到对应支持的志愿者，这个机制一定要建立起来，而不能靠日常的走访看望机制，那在平时有用，在封闭小区、封闭村庄管理的时候就容易出现空档断档，这种时候一定得有相对完善的机制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
“这次疫情发生后，表面上是人们生病，治病的问题，其实次生灾害很多，尽管现在还不能预估，但必须充分考虑诸如环境、弱势群体、中小企业员工、还有疫病灾害家属等，非常多的矛盾可能都会从中产生。如果我们专业灵活的社会组织可以在此时发挥其主体作用，会是很好的助力和补充。但这也要求政府层面加大投入和购买，这个作用的发挥要建立在政府相关政策和资金的持续投入上。”
江维，成都市民政局机关党委书记、成都市社会工作协会会长。
01:灾难大考面前，
技术手段治标，人心相通为本
爱德传一基金：这些年来，四川先后经历过非典和地震的大考，在整体应急和灾害救援这方面具有一定的经验或积累。在这次抗疫过程中，这些经验或积累是不是能有一些相关的借鉴和参照？
江维：非典是在2003年，当时成都的疫情不算特别地重。我记得那会儿我在办公室做文字工作，陆续发过很多期的信息，反应村社区如何守住最后一公里，如何建立每日排查以及每日疫情报告制度等等。
这次疫情发生后，成都的社区反应很快，快到上级的相关文件还没有下发，一些经历过非典、有经验的社区书记就已经迅速做出了反应。
比如我们玉东社区的杨金惠书记，她已经做了十七、八年的社区书记了，经历过非典，也经历过地震。这次她就把17年前抗击非典的那个社区防疫流程拿出来，结合现实情况进行完善，很快地发给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以最快的速度动员居民行动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成都这些年搞社区营造，搞社区发展治理，各种培训和交流也留下了很多的学习群，全市的社区书记主任们在各式各样的学习培训交流群里一直保持互动。疫情发生后，大家就很快在这些群里沟通，有经验的社区会主动向没经验的社区传授心得，没经验的社区也会积极向有经验的社区借鉴学习，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对照和调整，比如人员如何分工、流程如何优化等等，工作很快就理顺了。
当然，政府的要求很快也传达下来了。与此同时，我们的基层实际上已经做好了相应准备，工作全部就绪，只需结合上级要求，上下一合，这项工作就平稳推进起来，没有等，也没有拖。这是这次疫情发生后，我们的很多社区表现出的一个共同特点。我觉得这还是挺让人欣慰的——这是成都社区应变能力的综合体现。
爱德传一基金：这其中，哪些工作具有相近性，哪些属于新问题？
江维：新的情况也确实是有。昨天我们还跟村上的干部开玩笑，我说地震的时候你们在应急，这个疫情也在应急，疫情应急是不是比地震应急容易应对一点？他们说完全不是，因为地震的时候谁受了伤，该去救谁很清楚；哪个房子是危房不能进，要主动避险……等等，工作目标和边界都很清晰。但这次疫情完全不一样，谁有问题，谁没有问题，该往哪个方向努力，你短时间内不可能有特别清晰的判断！工作情境和工作方式都完全不同。
但是，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把居民组织起来，成为有凝聚力的应急工作网络。应该说相对而言，我们很多的社区和村庄都有较强的应对突发灾难的经验，而这些经验在遇到新的场景的时候，我认为他们是能够比较自发自然地转化成为新的应对紧急状况的能力的。我觉得成都让人非常骄傲的一点，就是这样——没有很紧张，但也并不散漫，一切井然有序。
爱德传一基金：最近你经常去一线，你感觉成都基层社区以及农村地区群众的情绪怎么样？
江维：成都人嘛，全国人民都知道成都人以轻松、幽默见长了。再加上基层干部中有工作经验的老同志和群众沟通得比较到位，工作方式分寸拿捏得也比较到位，大家心态还是比较平和稳定的，相信通过共同努力，我们一定会战胜疫情，走出困境。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人心和秩序的平稳其实还是基于——成都虽然是2000万人的大城市，但疫情与全国其他大城市比较起来算是轻的。如果情况达到武汉那样严重的程度，也不大可能做到今天这样淡定，这是一个大前提，也是我比较客观的分析。
爱德传一基金：随着疫情发展，防控疫情的技术手段也愈加多元。你认为使这些技术手段真正有效的核心推动力是什么？
江维：仅仅凭防疫的技术手段本身其实是不那么管用的，管用的是什么？要使得防疫的这些技术手段真正有效，靠平时工作中社区、社会组织与居民之间建立的深度信任关系，社会组织的功夫真的是在平时，平时有信任、有邻里之间的爱与关怀，遇到事情的时候它就管用。
平常我们看到很多的社区自组织，很多的志愿者，经常聚在一起唱歌、跳舞、写字、画画，或者共同探讨解决社区一些公共服务的问题，看起来都是很小的点，这些团队关注的也都是很生活化极细微的东西，但正因此，通过经年累月润物无声般的情感积蓄和信任叠加，将社区工作者和广大居民联结成为一个个柔性的共同体，而这样的“共同体”在应对突发灾难的时候格外坚韧，就相当于社区是一个有免疫力的有机体，在遇到病毒时会自动触发保护自身的免疫力——我是这样认为的。
02:政府宜鼓励社会组织在抗疫期间发挥专业度和灵活性，
并给予其持续政策倾斜和资金投入
爱德传一基金：结合全国疫情发展态势，当下阶段成都市社会组织参与疫情防控的工作重点有哪些？
江维：成都社会组织参与疫情防控的重点在社区。因为疫情在社区，居民在社区，村民在社区。我们启动三社联动机制来进行社区抗疫。我是成都市社工协会的会长，我们社工协会第一时间就发出了“致全市社会工作者的一封信”，就是倡导全市社工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发挥自己的优势尽快投入到疫情防控当中。
爱德传一基金：除了文件信息的传达，在具体工作层面你们做出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江维：很多社会组织第一时间就是想办法筹集抗疫物资。后来也有人问我们说“你们为啥要去搞物资？”我觉得这种反应跟社会组织的特点是完全匹配的，社会组织从业者特别有同理心，对他人的处境往往能够感同身受，这种情况下，不管自己做不做得到，做的效果是好还是不好，他都会尽全力去做，我觉得这个其实不应该被质疑甚至被责备。公益组织并不擅长搞物资为什么还要去搞？原因只有一个，因为没有啊，一线需要啊，需要在那里，怎么能不行动呢。
爱德传一基金：理解。职业属性带来的第一情感反应。
江维：对，第一应急反应就是这样。后来大家发现，找物资我们其实并不内行，也不擅长。接下来我们就冷静地思考：这个时候社会组织到底该做什么？那就是要做跟我们专业相关并且是自己擅长的事情，比如发挥好作为枢纽性平台的倡导作用，投入编写工作指引等具体事宜。
成都社工协会和成都社区营造耕心志愿小组参与了中国社工联合会与武汉一线社工机构一起合作的《“立足社区 三社联动：在线抗疫模式“工作导引》编写，该模式通过线上微信群，由社工协调统筹，链接全国范围的心理专家和医生等志愿者，组建线上联合服务小组为社区居民、居家隔离/留观人员及家属、疑似患者、确诊患者和严重焦虑者开展相应的支持和服务，有效动员社会力量在线共同抗击疫情。民政部的政权司、慈社司、社管局联合指导并印发了这个导引，让我们感受到这份努力的价值和意义。
爱德传一基金：目前大家都劲往一块使的同时，也势必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结合你的经验和观察，接下来我们可能将面对哪些现实问题？
江维：首先，我觉得目前抗疫物资的短缺不是短时间就可以缓解的。虽然很多人认为我们恢复生产之后就会很快得到解决，但实际上中国人口基数太大了，就是全面开工，火力全开，恐怕也做不到完全解决，可能还会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物资短缺。
我们这次去村社区了解情况，慰问一线工作人员的时候问他们，“你们还有什么自己解决不了的困难？”都说“其他的你们放心，我们就是缺口罩。”
爱德传一基金：是，这是最实在的。
江维：对，这是比较严峻的挑战！当然我们也观察到，各地有很多以前并不生产口罩之类防护用品的企业已经转产生产口罩防护服了，有的已经复工生产了，我们希望能够尽快缓解。
第二个问题就是，医护人员的辛苦不言而喻，那是所有人都清楚的，其实社区干部连续作战也非常辛劳！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看到这一点。我们看到武汉抗疫一线的很多医生连续奋战14天，全国医护力量驰援武汉后，14天以后就可以换一拨人上。目前社区很多人也在带病坚持上岗，体力不支，心理情况也需要关注，而且没有人可以换上去轮岗，急需心理支持的介入。
爱德传一基金：人的耐受有限，还是要有休息调整的时间。
江维：对！所以每到一个村庄，看到有很多志愿者在各种口子上连续工作的时候，我就比较着急，跟村社区书记说“你一定要合理安排人力，不能把他们全部累倒，要能够换班。” 这不是半个月、一个月的事，要做更长时期的打算，千万别把所有可用的人耗得筋疲力尽，一定要给予合理的调休支持。
第三，大疫之下特困人群的社会资源特别薄弱和匮乏，比如无人照护的残疾人，高龄独居的老人，还有留守儿童、事实孤儿等等，他们的社会资本相对薄弱、抗风险的能力更弱。这时候社区必须建立起对每一个需要照护的特困人员的临时监护机制。这些重点对象每一个人都要找得到对应支持的志愿者，这个机制一定要建立起来，而不能靠日常的走访看望机制，那在平时有用，在封闭小区、封闭村庄管理的时候就容易出现空档断档，这种时候一定得有相对完善的机制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
这里我也要帮社会组织呼吁——目前全国各地都在出台助力中小企业渡过难关的一些政策，其实我们的社会组织不属于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所有优惠社会组织都得不到。此时，我觉得地方政府在照顾中小企业的同时，相关政策是否考虑能够同时覆盖社会组织？
当下社会组织都在主动自发积极参与抗疫，但这种应急状况不是通过购买服务实现参与的（没人预见到会出现这样一个黑天鹅事件，政府购买服务是需要规范的程序的）。这种情况下，那种小型的社会组织没有项目支撑很容易“断粮“，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抗疫非常时期也正是社会矛盾的爆发期，这种时候正是需要社会组织跟上的时候，需要它们充分发挥组织的灵活性和专业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起到拾遗补缺、帮助政府完善工作细节的积极作用。
这次疫情发生后，表面上是人们生病，治病的问题，其实次生灾害很多，尽管现在还不能预估，但必须充分考虑诸如环境、弱势群体、中小企业员工、还有疫病灾害家属等，非常多的矛盾可能都会从中产生。如果我们专业灵活的社会组织可以在此时发挥其主体作用，会是很好的助力和补充。但这也要求政府层面加大投入和购买，这个作用的发挥要建立在政府相关政策和资金的持续投入上。
03:明确自身定位，发挥专业特质，
是社会组织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
爱德传一基金：请推荐几个你觉得在抗疫期间工作模式和成果比较突出的案例。
江维：据我观察，专业社会组织在成都参与抗疫的模式其实有三种：
第一种是“无缝融入式”。像我们成都的爱有戏，他们并非单纯为社区去做弱势人群的给予式照顾服务，而是在社区做支持性社区营造。这样的组织和社区平常的工作就非常匹配。疫情发生后，这种社会组织很自然就表现出跟社区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情感，且及时融入式地支持到社区。社区需要上门排查、宣传、传播或者资源链接，我们的爱有戏、新空间、同行社工，每个机构都是安排上百个社工对应锁定若干个社区，然后全面开展协作服务。这个过程中，平时对社区的熟络程度便决定了他们的工作方式——现在社区需要什么？你的人手够不够？你的力量够不够？不够我就补上，这就是起到一个补充战斗力的作用。某种程度上，这种方式就是人海战术。
爱德传一基金：但在抗疫初期，很多东西还没捋顺的时候，这种工作模式在社区不能说完全没用。
江维：是，开头我们也许需要人海战术，但接下来更需要经过严谨和切实考量的专业发挥。第二种模式我称为“专项联动模式”。
在我们成都有一个叫“新济源”的社工机构，理事长是个90年的男孩子，他的机构一共就三四十个人，拼人手肯定不是强项，但是他们机构长于社区社会工作，他们就帮着社区梳理出一种突发公共事件干预的专项工作模式，即打破原来社区按部门条线分工的工作模式，把这次防疫工作作为一个整体专项，采取专项工作模式，整合可动员的所有资源力量予以有的放矢的分工，从而形成体系化的分工应对，如此一来，既能缓解社区人手不足的情况，也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工作效率。
爱德传一基金：比如？
江维：比如说民政部门要求你填一堆表，残联又要求你填一堆表，不同类型，不同格式的表要填，重复登记，重复记录，不同条线，平时就工作量不小，这种特殊情形下，更是难以招架。新济源就针对性地开发出这样一个模式，来应对不同主体的需要。他们有一个数据统计组就是应对所有部门的报表，而不是民政专干报民政的表，残联专干报残联的表。
还有协调指挥组、信息分析组、传播组、外勤巡查组、隔离支持组、后勤保障组等等，他们会把每一个组的工作、任务、岗位、标准，以及流程都做成工具包，甚至表和模板都做好，这样就能真正帮助和支持到社区的工作，减轻了基层工作的负担。我希望成都更多的社区都能够借鉴这种模式去推动自身工作，并且在借鉴中不断完善，增强可行性。这是通过支持社区的工作来提高抗疫工作效率的方法。
还有一种就是专业性的行业支持。比如成都的“同行社工”就是致力于行业支持，对一线的社会工作者在实务需求方面进行专业支持，他们开发了9种专业工具，例如社会工作者参与新冠病毒肺炎防控的要则、疫情服务手册、公共卫生社工服务内容、公共卫生社工服务工具包、公共疫情防控心理疏导、救助指南等等，不仅详尽全面，实用性也很强。其实我们成都的社工机构在专业性方面的工作成果还是非常令人欣慰的，还有很多可圈可点的例子，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爱德传一基金：据了解，目前成都的社区营造和社会组织体系化建设已经相对成熟。但如果你现在面对的是一些这方面工作基础相对比较薄弱，团队人手又严重不足的社会组织，它们同样担负着抗疫任务，对此你有没有一些实践性、操作性强的建议？
江维：我觉得这种时候社会组织对自身的定位要非常清醒才行，要充分认识到，在这次疫情当中，政府一定是统筹者、是指挥者、是主力军，社会组织一定是在政府的统一指挥之下起灵活的补充作用。
同时也要看到，虽然我们人少，但毕竟是专业的，我们作为社会组织，最大的专业性就是发挥组织社会的作用，链接各方资源，把居民组织起来承担社会责任、社区责任，实现人人有责、人人尽责，邻里相助共护家园，从而最大限度发挥全社会的力量来抗击疫情。总而言之，无论何时何地，社会组织有了清晰的定位才会产生明晰的工作方向和目标，形成一个健康良性的循环。
*免责声明：本站文章图文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出处所有 ，文章内容为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站。如果您发现网站上有侵犯您的知识产权的作品，请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会及时修改或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