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书评来自Marty Sulek，本期翻书党主要为读者们介绍他对慈善的逻辑：《艰难时期的远大期望》的评论。该书由Mohan, J.和 Breeze, B共同写作，围绕着英国慈善事业和非营利组织的主题，他们致力于指出并消除大众对慈善的一些常见误解。Marty Sulek认为该书具有一定开创性，但同时也指出了许多不足之处，例如没有深入挖掘政府资助慈善所存在的弊端，没有为数据和概念提供充足的背景知识，缺乏对宗教捐赠的研究等，并为未来研究指出一些可行方向。
据称，温斯顿·丘吉尔曾因为二战中盟军将军混淆使用英语词汇而打趣说，“英美是被同一种语言分隔开的两个国家”。如果丘吉尔的确曾做出这一评论，可能是因为在军官之间出现了这样一种困惑：英国指挥官遵循议会传统用语，将“to table”理解为“提出考虑事项”，然而美国同行们以他们的常用用法将其理解为“搁置一旁”（丘吉尔，1948，p. 609）。【如果上述属实，丘吉尔这一观点很可能是来自于萧伯纳（1906/1930, pp. 208-209）的，而后者又可能是在转述王尔德（1887/1891，p. 94），这至少说明了该观点在英国知识界精英中是普遍存在的。】
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美国的加拿大人，我曾经认为自己相当精通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然而，在读John Mohan和Beth Breeze的《慈善的逻辑》一书时，我发现自己和那些盟军将领有着同感；也就是说，用相似的术语描述人们熟知的概念时，它们却有相当不同的引申含义，导致了轻微的混淆。以“慈善（charity）”一词所代表的概念为例，正如它在标题中的突出位置所表明的那样，它构成了该书的讨论框架：在美式英语中，长期以来，慈善（charity）更多地与捐赠的宗教方面相联系，尤其是犹太教和基督教对穷人施舍的宗教要求，而公益（philanthropy）最初用于描述促进人类追求卓越的捐赠，近来则被用于描述慈善捐赠这一整体。与之相比，Mohan和Breeze主要用“慈善”描述以公共为目的的私人捐赠这一总概念。不过，就像作者自己承认的那样，可以从对英国民众认为的“慈善”含义的调查中看出，英籍人士对该词有着相当大的混淆。
作为一个自认为的英语文化圈公民，我认为这本书十分吸引人，但有时很难读。尽管英国是英语国家中最古老的公民社会，并在很多方面为它们的历史发展提供了模型，但综合介绍全英国的慈善机构与非营利部门的书籍仍然十分稀少。这种匮乏可能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慈善与非营利部门（或者公益和公民社会）的综合性学术研究在英国相对较新，尤其是与美国相比。话虽如此，由于这篇评论是针对学术期刊的，我觉得有必要对这本书采取一种带有批评的立场，希望这样会激励慈善与非营利方面的更多、更大的努力。
该书的主要读者应当是一些不熟悉英国慈善机构和非营利部门的多种目标和规模的公共政策制定者、决策者和领导人。大多数学术研究已经表明，富人是慈善机构提供的公共物品的主要受益人，然而英国政策制定者和大众有着同样的误解，他们错误地倾向于认为“慈善”的主要作用是造福穷人（想想看：慈善交响乐相比于慈善厨房），Mohan和Breeze对此感到十分惋惜。为了消除这一普遍的误解，他们收集并分析了大量关于英国慈善服务地区分布的数据，指出慈善服务明显更集中于较富裕社区，而较贫困社区则存在着“慈善沙漠”（pp. 62-66）。
这种普遍的误解，即认为“慈善”的主要受益人是穷人或应当是穷人，可能是由于非学者倾向于在传统基督教中使用“慈善”一词的背景之下来理解慈善，这并非是错误的，但该词在传统基督教中主要强调的是对不幸之人的宗教义务。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研究者遵循美国的主要用法，即将捐赠更广泛地描述为“公益（philanthropy）”，可能更加合理。无论如何，尽管Mohan和Breeze专注于解决对慈善的常见误解可能对一般的读者有用，但由于慈善领域的学者早已解决了这些问题，这对于他们来说就不那么有趣了。
Mohan和Breeze花了大量精力解决的另一个常见误解是，在当前财政紧缩的环境下，慈善可以弥补政府从公共服务项目撤出的直接资助。这种误解最近在“大社会（Big Society）”政治意识形态中得到了体现，“大社会”最初由保守党在2010年大选中提出，并在2015年当选后重申。这里的用语再次模糊了人们的理解，尽管语气较轻，但“大社会”一词让大多数美国人想起，约翰逊总统在20世纪60年代以“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的旗号大规模扩张福利制度。
相比之下，英国保守党的大社会理念认为，“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来支持和鼓励自发行动”，从而帮助提供那些被政府取消资助的服务项目。然而，形成这种意识形态的基础是一种在部分政府官员中尤其普遍的严重错误的概念，即认为慈善捐款可以代替政府资助，以及一种互惠的概念，即那些接受政府资助的慈善机构应当“专注于他们的工作”而提供服务，而非从这个主要任务分心去游说政府（p. 39）。在这方面，英国保守党的“大社会”意识形态与里根在20世纪80年代初实行的“经济复苏计划”十分相似。“经济复苏计划”对美国非营利部门的挑战是即使面对政府削减，也要扩大其提供的公益服务。与之相结合的是90年代中期的Istook修正案，该案也试图限制非营利组织的政治演讲和游说活动，尤其那些接受政府资助的组织。
正如Mohan和Breeze在他们对相关统计数据的评论中所表明的那样，英国的慈善机构同英语文化圈的其他地区一样，其绝大部分运营收入来自政府合同和服务收入，而相对较小的一部分来自慈善捐赠。此外，那些主要服务于贫困社区的慈善机构往往比富裕社区更依赖政府的支持，而后者享有更多的慈善捐款。最后，通过广泛的定性研究（在我看来，这是本书最有力的方面），Mohan和Breeze表明，捐赠者的主观利益只是偶尔与政府决策者“客观定义”的公共需求保持一致。因此，认为在财政紧缩时期，增加慈善捐款将在某种程度上弥补政府开支削减，这种想法被证实是错误的。
然而，在阅读该书时，我发现自己希望作者能用更多的时间来思考政府资助慈善机构的一些潜在弊端，而不是仅仅提到“功能失调的状态”（p. 44）。当然，政府的权限（或权限不足）给他们合理资助和管理非营利部门的能力带来了压力，但Mohan和Breeze本也可以考虑这种不对称关系所固有的其他缺点，例如政治家可能将政府对慈善机构的资助和监管用作一种获得政治支持并惩罚政治对手的方法，这种情况自然会导致权力滥用。
此外，对于不熟悉英国非营利性税收环境的非英国读者来说，Mohan和Breeze对政府政策的讨论有时会使人困惑。例如，“礼品援助（Gift Aid）”是布莱尔政府领导下税收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旨在鼓励更多的慈善捐赠（pp. 6, 16-17）。然而，在缺乏先验知识的情况下，本书没有为读者提供足够的信息以确切地理解这些慈善税收优惠是如何发生作用的。
不过，该书最缺乏可译性的地方是英国慈善机构和慈善捐款的数据。其所提供的大多数数据由一个或至多两个数据点组成。这可能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英国对慈善和非营利部门的学术研究相对较新，因此缺乏美国（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加拿大）学者现在几乎认为理所当然的基本历史数据。如果把英国的情况同其他国家，特别是同它历史相近的英语国家的情况进行比较，就可以很容易地弥补这种历史背景的缺失。此外，我还希望Mohan和Breeze能花更多的时间来追溯英国慈善机构的法律框架及其宗旨的历史，而不是简单地提及1601年的《慈善用途规约》和2006年的《慈善法》（pp. 7-8）。
Mohan和Breeze于英国慈善机构和捐助者上所呈现的大部分数据来自于一系列先前的研究，且主要是为了促进讨论公众对慈善部门的误解，慈善沙漠中存在的不平等，以及目前接受政府资助的慈善机构承担大规模责任的能力（或能力不足）。因此，他们提供的数据往往与其他国家进行的对慈善事业和非营利部门的更一般调查无法比较。这种不可比性的一个例外是，一个简短的数据显示，英国家庭收入中用于慈善事业的比例通常约为0.5%（p. 31）。在缺乏历史趋势数据的情况下，为了给这一数据提供必要的背景，作者本可以指出美国和加拿大的对应比例，分别为1.43%和0.61% (Giving USA Foundation AAFRC Trust for Philanthropy, 2009; Lammam, MacIntyre, & Ren, 2014)。
Mohan和Breeze也有些忽视了宗教捐赠的问题，尽管从许多理由来看这都对他们的论点特别重要。正如他们提供的数据所显示的那样，2009年至201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宗教团体从筹款中获得了14.2亿英镑的收入，使得他们成为慈善捐款的第二大接收方，仅次于收入14.4亿英镑的社会服务（Social Service）（p. 25f）。根据我的估算，在2009至2010年的81.8亿英镑的总慈善捐款中，英国的宗教团体获得了其中的大约17.6%。
当然，这一数据并未显示出，在过去半世纪里，英国教会在宗教捐赠方面发生的许多重大变化和长期趋势。考虑到加拿大和美国的教会目前接受的慈善捐款所占比例（前者为42.6亿加元，占总慈善捐款的40%（Turcotte, 2012, p. 26）；后者为1060亿美元，占总捐款的35%，（Giving USA Foundation AAFRC Trust for Philanthropy, 2009, p. 4），人们可能认为英国过去的宗教捐款比现在要高得多。在过去几十年里，宗教捐赠在美国慈善捐款中所占的比例也有所下降，而且在近期，加拿大宗教捐赠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比例都有所下降。
这一更大的历史和国际背景对于Mohan和Breeze的论点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他们普遍观察到，最近的出生世代与此前世代相比，慈善捐赠的参与率普遍降低；只有现有捐款者增加捐款额，才能抵消这一下降趋势（p. 116）。与较年老群体相比，年轻人在宗教认同和公民参与方面有着下降趋势，这与美国数据也一致（Smith＆Cooperman，2016; Wilhelm，Brown，Rooney，＆Steinberg，2008; Wilhelm，Rooney，＆Tempel，2007）。
正如慈善学者所熟知的那样，宗教参与是衡量一个人是否向宗教和世俗慈善机构捐款以及捐款多少的最大的正向指标（Jansen，2011）。考虑到英语圈其他地区目前的趋势，尽管英国政府努力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工具以增加慈善捐款，但仍存在着强有力的理由使人对英国慈善事业的未来感到担忧。该书是对英国慈善事业和非营利部门情况的开创性作品，人们可能希望，在Mohan和Breeze的未来研究以及受到该书启发的其他学术研究中，将会对上述主题进行更加详细的讨论。
作者生平
Marty Sulek博士是印第安纳大学礼来家族慈善学院首个博士团队的成员，目前他们共同组织了慈善研究研讨会。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慈善和公民社会的人文维度。
文章来源：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Vol.46(4)882-88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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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 胡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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