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是检验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三社联动”的绝佳时机，但关键功夫在平时
2月26日，武汉市武昌区户部巷社区，志愿者帮忙运送居民团购的蔬菜。摄影/长江日报 陈亮
博弈与合作：社会组织在社区
本刊记者/吴可言
发于2020年第2期《中国慈善家》
社区属于谁，社区能为我做什么，我又该为社区做什么？当疫情把所有人“围堵”到社区时，这些问题显得更加迫在眉睫。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两个多月来，平常不显山不露水的社区被深度卷入居民生活，任务重、压力大、人手不足等问题凸显。疫情的特殊性使得社会组织很难开展线下工作，而更多依赖线上协调、调度志愿者投入社区工作。
作为长期深耕社区工作的居民自组织“孵化器”，恩派找准了社区的痛点，也经历了磨合的阵痛，更在疫情中有了水到渠成的收获。
进入“瓶颈期”的社区治理
2006年成立的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以“助力社会创新，培育公益人才”为理念，孵化超过1000家社会组织以及社会企业，培训数万公益人才。创始人吕朝告诉《中国慈善家》，恩派在社区扎根工作多年，希望通过努力共建一个“好社会”。
2015年，武汉恩派社会创新发展中心成立。恩派公益中部地区负责人唐明金表示，经过在北京、上海多个社区的实践，他们坚信通过培育社区居民骨干，发展居民自组织才能够真正给社区赋能，提高社区自身治理能力。恩派希望将他们在北京和上海的成功经验带到武汉，常青花园成为恩派到武汉后的第一个社区合作伙伴。
常青花园是位于武汉汉口北端、三环之上的超大型社区，常住人口超过12万，与百步亭、南湖并称武汉三大超级社区。始建于1996年的常青花园一开始的规划就“野心勃勃”，规划用地4500亩，建筑面积400万平方米。目前拥有6个社区、从幼儿园到大学“一站式”的教育资源，有配套完善的生活设施和医疗机构、商超门店。
谈到常青花园的规模时，最早与社区谈合作的武汉恩派工作人员向《中国慈善家》描述，“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的多功能卫星城”。
2012年，新世界集团由于资金原因撤出常青花园，仅留下旗下的物业公司继续管理社区。《中国慈善家》在查询东西湖区常青花园官网时注意到，那一年6月，武汉市委、市政府决定将当时的常青花园新区管委会办公室整建制划转东西湖区管理，2014年2月成立常青花园社区管理办公室作为区直事业单位，赋予“社管办”与街道办事处同等的职能。
然而，资金不足、管理人员跟不上、社区服务水平迅速下降，是此后多年常青花园所面临的窘境。相比较被评为“全国文化先进社区”的百步亭，常青花园曾经的辉煌与鼎盛已无人提起。一位恩派工作人员对《中国慈善家》表示，平心而论，常青花园在2012年之后的管理中规中矩，只是社区建设“没了新意”，社区治理水平进入“瓶颈期”。
2016年，正是武汉市大力推进社会组织建设的时期，东西湖区为了快速推进社会组织孵化基地的建设，工作人员先后多次到上海考察，最终选择将区一级的孵化基地设在常青花园街道管辖范围内。
所需的硬件和工作场地条件完备，但社会组织的建立工作却不好推进。常青花园社管办主动接洽武汉恩派，表示希望能够在恩派的帮助下，发展街道内的社区居民自组织，解决现有问题，推动社区治理。
采访中，多位武汉市民向《中国慈善家》表示，常青花园虽然是民生安居工程，但居民大部分来自政府部门、事业单位或国企。一位市民坦言，在那个年代，只有“有头有脸”的人才能够住在常青花园。
恩派的工作人员在做前期调研时发现，常青花园的居民素质较高，有一定的居民社会组织基础，但绝大多数以文娱类为主，几乎没有服务型的居民自组织。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有较好居民自治基础的街道，对于他们开展社区工作大有帮助。
降低存在感“曲线救国”
一开始，恩派对于常青花园就有一个三年的整体规划，包括社区资源整合、社会组织培育，社会空间共建，以及社会基金的筹建。恩派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慈善家》，街道领导的态度很包容，也愿意接受新思路、新方式。但是对于这个三年规划，街道领导还是觉得时间有些长了。“社区治理能力建设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恩派方面表示。
通常情况下，“街道背书”是恩派与社区书记沟通的捷径。所谓“街道背书”，是指由街道牵头支持社会组织的工作，以“行政命令”的方式给社区下发文件，要求他们用完成“行政任务”的方式和社会组织合作。实际上，这种“快捷方式”不利于社会组织在社区开展工作，“行政命令”可以使社区领导做出被动改变，“社区工作”意识上的转变却需要时间。
常青花园的情况较为特殊。尽管常青花园社区管理办公室是街道级别的行政单位，但是和社区居委会一直保持着“合作”关系，很少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去提出要求，这也是常青花园社区工作的特色。
“合作式”关系某种程度上给恩派在常青花园各个社区开展工作带来一定难度，社区领导难约或难说服，是最大的阻碍。对于社会组织进入社区的意义，每个社区书记的想法不尽相同。尽管和街道达成了合作意向，甚至已经经过招投标签订了资方合同，但社会组织与社区的真正“博弈”才刚刚开始。
恩派公益中部地区负责人唐明金告诉《中国慈善家》，街道与社区的关系常常会出现脱节：街道动员下辖的社区，但如果各个社区没有达成共识，就会出现社区发展不一致的现象。
恩派的多位工作人员表示，在与常青花园各个社区合作初期确实碰到一些阻力。社区的不配合源于对社会组织的不了解。对于社会组织“外来者”的身份，社区书记通常会产生天然的不信任，对于社会组织的性质和进入社区的目的都不清楚。
恩派希望削弱自己在社区的角色，尽量不去强调自己“社会组织”的身份，而是作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运营者的身份来配合街道工作。实际上，这样降低“存在感”的方式更能够让社区接受。
对此，成都爱有戏社会发展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刘飞深有同感。在她十几年的社会组织工作经验中，每接触一个新的社区，都是弱化“社会组织”身份的过程。刘飞告诉《中国慈善家》，“只有这样做，社区领导才更容易放下戒备。有时候他们觉得外来的社会组织会影响社区日常工作。”但她也表示，信任一旦建立，后面的工作会很好推动。
恩派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慈善家》，在前期调研时，有社区书记避而不见，他们就一次次上门沟通。“尽管沟通成本比较高，但在了解我们的意图之后，他们还是愿意配合工作的。”与社区书记沟通，是每个服务社区的社会组织工作人员的必备技能。达成共识最有效的方式是了解社区的实际需要，能够抓住每个社区的痛点和发展方向，社区书记自然愿意配合社会组织开展工作。
“陪伴”居民自组织成长
培育居民自组织和居民骨干，是恩派、爱有戏等社会组织进入社区后最重要的工作。
长期从事社区治理工作的刘飞告诉《中国慈善家》，社会组织一定程度上是社区居委会和居民之间的“缓冲层”，不仅要听社区的需求，更要了解居民的情况。恩派的一位工作人员认为，这样做能够培养一支“带不走”的队伍。挖掘在地的居民骨干，培育居民自组织，被认为是社区能够可持续运转的重要方式。
这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慈善家》，很多社区领导为了能够更快看到成效，希望社会组织可以快速培养一些自组织供社区实际使用。但是，作为外来的社会组织，更希望能够“陪着社区去成长”。
3月19日，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社区，社会工作人员在居民分配鲜肉。摄影/长江日报 赖鑫琳
这种“陪伴”是指，社会组织对社区和有意愿成为骨干的居民做一些技术支持、专业性指导。一方面，恩派推动社区工作人员和居民多交流，告诉他们如何去挖掘本社区的“意见领袖”；另一方面，通过大量走访了解居民的声音，调动居民参与社区的工作，也能够逐渐打破居民对社区工作人员“不作为”的偏见。
进入常青花园后，恩派发现社区居民普遍素质比较高，有一些居民很有想法，也愿意为社区出力。如何鼓励居民骨干发出自己的声音是至关重要的。经过与常青花园社管办沟通后，恩派在2016年举办了第一届金点子大赛。在正式评选之前，恩派的工作人员走访了大量居民，他们绝大多数都是社区的活跃居民或是楼栋长，但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
陌生人社会中，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之间信任程度不高，作为外来的社会组织，想要了解居民的想法更是难上加难。因此，在社区范围内开展活动，居委会的宣传和引导至关重要，但是大部分居民对社区没有归属感，久而久之也没有参与积极性。恩派的工作人员只能拿着社区提供的“印象中的居民骨干”名单一个个去访谈、了解。
吴明鑫是一位七十多岁的退休职工，赋闲在家的日子里他开始帮社区居民免费维修家电，慢慢有了一个小型便民服务队。然而这个便民服务队做了近20年，却依然只有三位队员，不但规模没有壮大，吴明鑫反而自掏腰包一万多元用于维持服务队的运转，因为他们的服务对象绝大多数是家中经济条件较差的中老年人。
拥有6个大社区的常青花园却只有一个便民服务队，恩派的工作人员认为这是个培育居民自组织的好机会。
沟通中工作人员发现，吴明鑫对居民自组织能够发挥的力量并不了解，只觉得“做好自己”就可以，没有想过去影响更多的人。在恩派工作人员的反复劝说下，吴明鑫改变了想法，第一次写下项目书，第一次将自己对服务队的规划提交给了社区。如今，吴明鑫的便民服务队已有二十余人，服务对象依然是社区的中老年人。
恩派的工作人员表示，类似吴明鑫这样的居民自组织在街道登记备案的数量有120家左右，其中服务型组织占到30%左右，和武汉其他的社区相比，这个比例较高。采访中，多位常青花园居民均表示，作为普通的上班族，他们平常没有参加社区的活动，但有所耳闻。
在“常青花园社管办”的公众微信号中，《中国慈善家》注意到，常青花园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在2019年底成立，联合会首批会员单位有42家，组织类型涵盖了社区治理、公益服务、助残济困、为老服务、文化体育和家庭教育。
据恩派的工作人员介绍，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是一个社区迈向良好治理的必经之路。社会组织联合会能够更加有效地统筹资源，便于居民社会组织的整体管理，也为之后成立社区基金打下良好基础。
疫情中“自转”的志愿者服务队
2月11日，武汉新冠病毒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布的第12号通告中要求，全市所有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小区封闭刚开始时，大部分居民家中有一定的生活用品储备，再加上零散的外送，还勉强可坚持数日。一个星期后，居民的生活物资需求问题日益凸显。面对激增的居民团购，常青花园社区工作人员一度忙不过来。
常青花园牵头与街道内的国营大超市合作，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满足居民的购物需求。但由于超市配送人手不足，街道决定发布“志愿者招募令”。仅2月18日发布当天，就有109名志愿者报名参加常青花园志愿服务队。
恩派的工作人员当晚通过微信群线上指导，将每个社区的志愿服务队分为线上的信息统计小组和线下的后勤保障小组、物资分发小组。此后每个星期，恩派都会在微信群中指导志愿服务队的队长如何合理安排分工，理顺工作流程。一个星期后，志愿服务队就可以自行运转了。
恩派的工作人员认为，尽管参加志愿服务队的大部分志愿者都不是居民社会组织的成员，但是平日里的互相影响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志愿服务队能够快速进入工作状态，与社区对居民的信任不无关系。
爱有戏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刘飞也表示，在疫情这样的应急状态下，居民基础好的的社区更容易调动资源，居民的配合度也更高，“居民有主人翁意识，更愿意响应社区号召”。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团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此次疫情的特殊性，社会组织大多不能线下开展工作，更多的则是依赖社区工作者和居民志愿者。她分析，在大灾救援中，一般分为正式系统和非正式系统。正式系统包括政府的事业单位、各类群团组织，非正式系统则是非行政系统，这其中又分为正规军和游击队。游击队指的是冲在最前面的志愿者团队，也是此次疫情应对中不可忽略的一股力量。社区平时居民基础好，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招募志愿者就更容易。
杨团认为，从这次武汉防疫来看，社区应该要大力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哪怕是文艺团体、老人团队都可以，因为自组织有力量。而社区外的社会组织，例如恩派，可以对这些自组织加以引导，真正实现“三社联动”。
2020年2月9日，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司等单位指导编写了《社区“三社联动”线上抗疫模式工作导引（第一版）》，强调要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的联动机制协同作用，通过信息化手段将疫情防控工作做到位。此后的3月12日，该《工作导引》完善编写了第二版。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陈幽泓对《中国慈善家》表示，社区居委会从性质上来说属于居民自组织，但日常情况下则是以行政化工作为主，完成街道下发的任务，居委会工作人员的身份和居委会自身地位都是比较尴尬的，主动性较弱。
虽然提出了“政社协同”，但是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陈幽泓就认为，从历史进程来看，中国真正的社会结构建设时间非常短，在改革开放以前，政社是高度统一的，也没有社会组织的生存空间。社会组织正式开始萌芽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对于很多社会组织来说，与政府沟通的经验不足。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兼社会应急救助研究中心主任王振耀在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时表示，社会组织进入社区工作是未来的大趋势。从政府方面来说，要实现工作方式的转型，基层街道、社区的意识要加强；民间社会也要更主动一些，“哪怕碰几鼻子灰”。
王振耀则认为，当前中国绝大部分的社会组织存在“结构性缺陷”。社会组织的积极性高，也愿意投入人力物力，但“政社协同”的观念不强，也没有这方面的相关培训。“社会组织不知道该怎么和政府沟通，只是抱怨政府给的政策不足，这是不对的。”
他建议，社会组织应该引进一些咨询顾问，通过专家和学者的定期培训可以改变社会组织对政府认识上的不足，更好去沟通协同。
值班编辑：李锐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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