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在过去60余天的抗疫行动中，身处疫情暴风眼的武汉、湖北一线的社会组织如何守卫湖北？如何与全国的社会组织协作打通一条条生命线？他们在前线的生存状况如何？下一阶段，将会开展什么工作？在湖北公益生态建设上，一线的伙伴有着怎样的思考和需求？
我们访谈了3家武汉的、1家湖北孝感的参与抗击疫情的一线公益组织，分别是省级支持型机构-武汉恩派、省级枢纽机构—孝感义工联、社工机构—武汉逸飞社工、专业社会服务机构—武汉创益无限，4家机构负责人讲述了他们眼中的战友与战场……
本主题我们将分为上下篇进行推送，上篇主要呈现一线组织的战疫行动和协作感受、经验和挑战。下篇将呈现一线组织下一阶段的工作、对社会组织协作长效机制和湖北公益生态的期待和建议。
注：内容已经受访者确认，文章仅代表受访者观点。
*本期文章是“社会组织抗击新冠疫情协作网络”（CNC-COVID19）专题的第23期，由敦和基金会组织采写。
撰文/编辑：佳 泠溪
视觉编辑：莎莎
01:我们守护了谁？与谁并肩战斗？
CNC-COVID19:是什么触动了你所在的机构展开抗疫行动？主要开展了哪些工作？
“我们花了3、4天的时间在全省范围内收集了100多家社会组织的一些动态和需求。尝试从支持型组织的角度做一些社会组织的支持”
唐明金：
我们在当地正式注册的武汉恩派，有一个办公室就是在华南海鲜市场对面。我们本身跟江汉区民政局有深度合作，江汉区发生疫情之后，春节期间就开始配合在全区战役指挥部的筹建、协助的工作。
刚开始有大量的物资，需要做对接。随着疫情的逐步扩大，我们开始计划联合一些专业的组织来开展一些具体的服务。那时候还没有特别清晰的合作对象，更多的是面向社区、街道。社区工作者，他们的负荷非常大，工作压力很大。
我们花了3、4天的时间在全省范围内收集了100多家社会组织的一些动态和需求。调研发现，当时的共性需求主要有：一、最迫切的是医院和社区的防护物资；防护服只能给那些经常外出的社区工作者穿，还只能重复穿。二、因为交通管制等原因，物资的运输和配送比较有挑战；三、希望能给志愿者一些基本的保障。比如一些交通、通讯的补贴、保险。大家普遍反馈整个服务过程中，很多志愿者冲锋在一线，每天开车、打电话、有时候吃不上饭，只能吃泡面。
我们尝试从支持型组织的角度做一些社会组织的支持。发现有很多机构忙着去做事情，顾不上筹款。然后我们就想着统一帮大家去筹集资金，哪怕是为志愿者筹集一些保险，或者是找一些物资。为一线组织在抗疫行动当中面临的交通、防护等问题提供一些支持。
我们跟联想公益基金会推进对公益组织的小额资助，一共资助了30家；
围绕社区老年人、残疾人、志愿者、儿童等弱势人群做相应的项目设计，并联合相关议题的一线组织一起行动：联合爱佑基金会及30-40家湖北一线组织，优先在武汉地区为困境儿童提供服务；联合9家助残类机构开展助残类项目；联合微笑明天上线了社区战役联盟相关的项目，目前已经联合了6、7家社会组织，围绕老人、志愿者、儿童学业辅导等议题开展项目。
“我们快速确定工作重心，在1月25日后，全省17个地市州，累计91家伙伴响应联合抗疫行动”
周文：
我们是壹基金救灾网络在湖北的枢纽机构，日常就在响应中小灾害。1月21号，壹基金副秘书长沙磊主动与我们对接，讨论湖北一线社会组织响应这次公共卫生事件的策略。1月23日，壹基金上线筹款项目，我们采取一边筹款，一边开始行动的办法，很快筹满；项目上线当天就开始紧急寻找应急医疗物资开展采购工作；24日上午，采购到11万只口罩，因物资量不大，联络了30多家机构，主要在疫情严重地区，武汉、黄冈、孝感、襄阳等地，将物资送往医院；1月25日后，我们迅速在全省17个地市州搭建联合响应平台，累计有91家伙伴响应，并确定工作重心为医护人员防护物资响应、社区困难群众保障、开展社区卫生消杀、公众在线问诊、核酸检测试剂盒筹集、病患治疗医疗设备（呼吸机、体外循环仪）筹集。
孝感义工联在一线运送医疗物资
“截止目前，共服务了4个行政区域（武昌区、江汉区、东西湖区、东湖高新区）的30多个社区、湖北省境内的30多家医院”
周英：
1月20日左右，受疫情影响，武汉医院的收治能力有限，居民内心十分恐慌，社区防疫压力很大。创益无限是一家日常在社区开展儿童素养教育的小型社会组织，与社区互动密切。结合以往资源，我们快速帮忙链接外地资源，解决了一批口罩、消毒液等防护物资。
创益无限志愿者在社区发放物资
一个社区得到了帮助，很快就有其他社区也求助，当我帮到第九个社区的时候，觉得已经超过了个人负荷，必须借助志愿者、基金会的力量才能实现需求和资源的有效快速对接。
后来，创益无限调动志愿者，与正荣、真爱等7家基金会合作进行资源、行动的对接。从社区人员需要的防护物资、生活物资到医院紧缺的医疗物资，再到社区弱势群体需要的生活物资。我们收到需求后，就快速整理、分析，对接给有明确意向的基金会。如超出基金会的资助范围，就联系个人、爱心企业，以满足特殊需求。截止目前，共服务了4个行政区域（武昌区、江汉区、东西湖区、东湖高新区）的30多个社区、湖北省境内30多家医院。
“针对当时严峻的疫情，制定了‘线上配合各级政府的抗疫工作，所服务区域的居民心理疏导、陪伴和咨询，防疫资源的链接，疫情下社会工作研究’四个方面的工作方案”
陈兰兰：
1月23日，武汉封城，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严重的疫情，恐慌与无助笼罩着这座城市。社区防控成为武汉控制疫情的重要部署。因为逸飞是长期耕耘在武汉三镇（武昌、汉口、汉阳三座重镇的合称）的基层社区，所以，面对疫情就迅速投身到“战”疫行动中，发起了“武汉社工社区支持计划”。
1月26日，我们召开临时线上工作会议，针对当时严峻的疫情，制定了“线上配合各级政府的抗疫工作，所服务区域的居民心理疏导、陪伴和咨询，防疫资源的链接，疫情下社会工作研究”四个方面的工作方案。我们的行动迅速得到了湖北20多家社工机构的响应，截至目前，参与服务或轮值的全国各地的医护、心理咨询师、社工志愿者多达2000余名，我们机构或独立运营或合作或培育孵化的线上服务群有二十多个，为居民提供病情咨询、防疫宣传、情绪解压、资源链接等服务，服务人次超过一万人次，咨询量18万+。之后在北京市银杏公益基金会、深圳市关爱行动公益基金会、深圳市建辉基金会的支持下，积极开展线下服务，给居民送菜、买药、救助困难居民等。
02:我们与战友的角色与分工
CNC-COVID19:抗击疫情的过程中，贵机构与哪些社会组织或政府部门展开协作？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开展行动的过程中获得了哪些支持？
“我们是政府力量的补充者，一线社会组织的资源整合者。虽然这次疫情，政府的整体主持力度非常大，但其实民间的社会组织还是非常非常活跃的，基本上就是从各自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去发光发热”
唐明金：
对于政府来说，我们是政府力量的补充者。我们跟政府保持好的沟通，了解政府的层面的需求，比如志愿者的招募管理，疫情前期物资的筹备等等；对于一线的社会组织而言，恩派的定位非常清晰，我们是一个资源整合者的角色，包括信息交互，分议题对相关行动资源进行梳理和整合。
我们在行动中获得的支持是内部+外部。
内部支持：恩派组织内部本身是一个非常大的网络，有30、40个团队分布在全国各地，这一次恩派全国各地的团队都在关注湖北，他们链接了各地丰富的资源反馈提供给湖北恩派的团队；整个机构内部针对疫情进行了快速响应和调整，我们组建了一个临时的大的战疫项目组，我们内部有很多分工，比如筹款、物资、信息整合等等。这些内容形成快报，给到湖北这边。早期防护物资渠道的支持，整个战役过程中，有条不紊的参与行动，这跟内部的支持分不开。
外部支持：很多基金会的心都在湖北，疫情爆发后，一些基金会主动联络我们，咨询他们可以做些什么。我们根据当地的需求，给他们一些回应。这个过程中，他们也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力量、资源的支持；
从政府和群团组织的角度，街道社区、妇联、团委等，在我们行动的过程中，他们给了非常多的支持。比如政府相关的政策信息，以及他们了解到的一些人群的需求。比如残联会掌握很多区或者全市的残疾人的生活状况。社区也会对居民反馈的问题和需要跟我们沟通交流。这些信息给到我们，也有助于我们在设计项目链接资源的时候，更好的回应需求。
还有就是一线社会组织，虽然这次疫情，政府的整体主持力度非常大，但其实民间的社会组织还是非常非常活跃的，基本上就是从各自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去发光发热，我觉得在联合行动的过程中，很多社会组织跟恩派保持了非常好的互动。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对联合行动理念的认可和行动的参与，我们可能也没办法推进，这对我们是很大的支持。
“链接全国基金会和湖北一线社会组织的枢纽平台，对接全国资源与湖北抗疫需求的资源调配集散地。孝感市相关政府部门提供了10多张通行证，让我们可以在全省封城的情况下正常通行，打通救援生命线；孝感市应急管理局为我们提供近3000㎡的物资仓库，让我们有一个固定接收、仓储、调配物资的地方”
周文：
我们主要合作对象除壹基金外，在56天的抗疫过程中，还与腾讯基金会、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广东省绿芽乡村妇女发展基金会、爱德基金会、北京新阳光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世纪长河集团、广州市拿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浙江余姚基督教城堂等基金会、企业和社会团体合作，我们机构主要承担枢纽平台的角色，协调湖北地区91家机构联合抗疫，在其中做调配及为一线组织赋能的工作，精准对接供需双方的需求，帮助基金会筛选合作伙伴，帮助一些组织对接资源，提供工作指引。
疫情爆发后的前两周，所有的焦点都在医疗机构、一线干警，有两三家基金会都是针对这个方向，捐赠的是同类物资，整体数量有限，但有很多医院都有需求，我们就会做一个资源调配，不是一次性送到一家医院，而是在定点收治新冠肺炎确诊病人的医院都投入资源，缓解各家医院最紧迫的需求，然后再想办法筹集资源解决中长期问题。
1月23日武汉封城，1月24号全省封城，老百姓的生活保障由于封锁而出现供应困难的问题，社区工作人员忙于坚守卡点、封锁风险区域、统计等大量工作，无暇顾及社区群众各类的生活需求。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等机构，开始关注社区民生保障，然后加上四川的一个公益组织，我们就开始运送蔬菜到全省，给困难群众发放近800吨的蔬菜保障困难群众生活。再到后期，是针对医护人员的慰问和支持。
在行动前期，因为封城，不能有人员流动。孝感市应急管理部门、市委指挥部很快意识到社会力量参与的重要性，给我们提供10多张通行证和3000㎡的物资仓库。当时正值冬季雨雪天气，孝感是壹基金湖北救灾网络两个运转中心之一，负责全省除武汉外的物资仓储，政府和企业先后提供的仓库让救灾网络的机构有了一个固定接收物资、仓储、调配物资的地方。通行证为我们可以在全省通行、运送物资，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确保了我们救援生命线的畅通。
“我们主要是信息对接的角色，都是先收集需求，再对接资源”
周英：
我们和一般的社会组织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不靠自我想象去给社区、医院提供服务，而是接到社区层面的真实需求后，再去向外筹集资源。最开始为社区工作人员提供基础防护物资以及刚需生活物资，疫情高发期，为医院与基金会做信息对接，运送呼吸机、血氧仪，医用隔离护目镜，防护服等医疗紧缺物资，后期为社区工作人员家庭及弱势群体提供生活物资配送。整个推进过程节奏非常稳，一直在快速调整、快速反应，边做边学习，但主营业务也没有放弃，大年初一组织并上线了线上公益课（主旨使用艺术疗育手段安抚因居家隔离产生的家庭亲子关系负面情绪。主要有绘画，手工，及绘本课。
我们机构在这个过程中，承担的更多的是信息对接的角色。基层社区、群团组织、基金会、爱心企业、志愿者都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应急阶段，基金会解决了资金问题和采购问题，因为我的资金和采购能力有限，如果基金会提供支持，就可以覆盖更多人群。
后来我们能够服务4个行政区域，30多家医院，30多个社区，就是因为有基金会的资金支持，区级或街道级政府的支持，我们才可以做到快速消化、快速反应和快速覆盖。
爱心企业主要解决隔离点、方舱的专项采购需求，如入院病人所需的保温壶、社区卡点防守人员冬日御寒所需的帐篷等。
社区主要是需求信息收集和服务递送。我们组建了十几个社区书记的服务群，社区工作人员在一线发现问题后，反馈到群里，创益无限分析问题、整理出共性问题后，向基金会、企业提需求。
“汇集各方力量，推进一线社区工作”
陈兰兰：
抗击疫情过程中，我们密切与志愿者团队、社工机构、外部专家、社区、中国社会工作协会、政府部门合作。社工支持计划参与成员，根据政府政策变化，分阶段有重点的开展支持工作。建立大群-中群-小群，区隔需求类型，匹配相应的工作手法和专业资源。大群即居民群，针对所有受疫情影响的群众，采用社区工作手法，普通咨询，简单医务指导和收集居民需求；中群即功能群，针对疑似患者，匹配专业医务社工咨询；小群主要针对重症患者、特殊照料人员，进行一对一帮扶。
03:与战友并肩战斗的感受
CNC-COVID19：贵机构与全国社会组织协作过程中的感受？协作的价值是什么？是否存在一些挑战？
“协作有助于提高行动效率，促进社会组织相互学习成长，有助于统筹需求更好地对接资源”
唐明金:
通过同一个领域或议题的联合行动，有助于社会组织相互的学习成长。在能力、资源和视野等方面，对他们而言都是很好的促进；过去大家都是各自做事情，很少真正去关注到本地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在做什么。通过这次联合，我们搭建了一个本地组织交流互动的平台，让大家可以持续的交流和学习；
这种联合行动比过去单纯做培训效果要更好，学习的效率会更高。以前做筹款培训，他们真正能内化为能力的部分很少。这一次，我们一开始就带着大家一起做，在做的过程中，通过相互的交流，他们通过实际的筹资行动来学习，成长很快；我们也会在未来更多的选择这样的学习、赋能方式。
联合行动有助于提高资源和信息的高效链接，通过信息和资源的整合，有枢纽机构牵头，大家多方参与，会比一对一的沟通、交流的更有效。另外很多一线组织的需求集中反映之后，我们会把这些需求整体打包，变成一个大项目，可以清晰呈现项目的影响力和覆盖面，从而有助于推进我们跟潜在的捐赠方谈合作，对接资源，会比单独洽谈更有效，更好的回应多方的需求。
其中也存在一些挑战，因为很多机构一起联合行动，这涉及到我们能否平等的对待每一个机构，肯定不能有私心。避免机构因为资源分配不平等等原因，激化大量的矛盾。
联合行动的组织之间，难免能力参差不齐，为了确保大家共同行动的服务品质，确保最后的品质交付，必须要去做一些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我们准备了一些相应的应对措施，比如所有的服务计划、执行安排等；
另外，目标服务对象，因为疫情期间没办法像往常那样做线下服务，多机构如何通过线上，开展有品质的服务，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我们在这些层面跟一些组织做交流和探讨。
“我们之所以能够响应得这么快，是因为原本就有救灾的应急响应机制和流程”
周文：
因为此次疫情有传染性，我们没有采用原有的方式组织大家召开紧急会议。我们上线了抖音直播，与地方的伙伴开线上会议，介绍工作策略、工作流程，物资来了如何分配，分配之后应该怎么做，到医院发放物资的注意事项等等。在以往工作机制流程的基础上，根据疫情进行了相应调整。
2016年，湖北洪灾，壹基金发掘了一批民间公益组织参与一线救灾工作。那时的公益组织，一没资金，二没经验。壹基金就给经费、做培训，告诉一线机构怎么救灾，如何提高执行力，如何管理机构等等。之后的4年，壹基金也会每年为伙伴提供两次能力建设培训，我们逐渐形成工作机制和工作群，并于2018年成立湖北省联合救灾联盟，培养了大家的默契和信任。
我们作为枢纽平台帮公益组织对接资源，既解决了大家想参与抗疫，苦于不会写项目书、难筹集资金资源的困境，也帮助基金会做好筛选工作，彼此之间有接力，专注各自的领域，更有助于整体救灾行动的推进。
湖北公益组织，没有北上广深的资源多，条件好，也没有边远地区社会组织的关注高、行动锻炼的机会多，处于不上不下的情况。所以，如果湖北当地公益不能与各方较好的协作，他们又要找资源响应需求，又要组织人员开展配送工作，但是社会动员力有限，资源难找，他们和基金会相互间不熟悉，运作起来特别辛苦，但是即使这么困难，他们还是在想办法，很了不起。
“社区、社会组织、基金会之间需要更多的信任和理解，如此社区才能表达真实需求，敢于接收物资”
周英：
在社区开展服务，只有“社区+社会组织+基金会”，才能服务更大的范围，实现资源的有效对接。整体的感受一是一定要借助政府的力量，不要动不动去挑战和质疑，需要更多的相信和理解。同时要学会收集和分析需求信息，才有可能给到基金会最准确的需求，切切实实的帮助到医院、方舱、社区。
外面看到的都是网络信息，只有我们是可以面对面走进现场，直接与社区工作人员，医院后勤人员、包括负责组织物资的副院长进行交流，我们知道一线的真实需求。而且只有这样的信任关系建立，社区才能表达真实需求，敢于接收物资。同时，合作的基金会都非常专业且保持弹性。创益无限与正荣、真爱梦想、海南成美、中国社会福利、微笑明天等基金会合作，大家都开了绿色通道，为一线人员提供工作指导，尽量减少一线工作量，反映速度和沟通效率比以往沟通提高非常多。
挑战主要出现在物资采买和物流运送上。如采购口罩，基金会给采购方也打了款，签署了采购协议，但是不能够按时交付。还有物流完全不可控，除了专门包车、整车交付是有时间保证的以外，第三方物流交付时间完全没有保障，这就会带来需求错位的问题，有些到疫情快要结束了，还没有完全送过来，把供给计划都打乱了。这个是我们在这次实际执行过程当中最痛苦的，但是这种情况不多，只遇到了三次。
“整体感觉此次社会组织协作呈现4个特点”
陈兰兰：
此次疫情，武汉社工机构与全国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是一次很好的出圈体验，以往武汉社工机构主要是在政府的领导下参与基层治理，主要与社工类机构、省内机构互动。此次扩大了实践范围，整体感觉此次社会组织协作呈现4个特点：
一、公益性、志愿性精神。全国都在为武汉加油，提供各类资源支持。因为大部分工作在线上开展，很多专家报名成为志愿者，为疫区人民提供线上服务，帮助我们梳理行动经验。在京鄂iwill专家团队的深度支持下，共同摸索出的“自下而上核心援助群模式”，已经纳入了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司等单位指导编写的《社区“三社联动”线上抗疫模式工作指引（第二版）》。
二、专业性。社会组织直面一线的问题，为受疫情影响人群提供服务，武汉处于全国关注的焦点，如何在服务的同时，保护好他们的隐私，是社会组织必须坚守的职业伦理。此次也感受到一些议题领域组织的专业性，他们在开展服务之前，就预估好服务模式、服务人群、服务流程，包括对志愿者的培训，整理成专业的服务包，提升了服务递送有效性同时也为一线组织留下了宝贵的学习资料。
三、成长性。疫情期间，政策、需求变化很快，并且因为封城，需要通过技术手段解决线下链接问题。社会组织敢于尝试，勤于总结，摸索本土最优抗疫路径。逸飞联合行动组构建的自上而下的“三群联动的专业志愿援助模式”，分类别进行线上专业援助。在推行过程中，经过行动组专家学者的不断优化、总结和推广。支持计划对接的机构大部分都有完善的组织管理、项目管理机制，线上汇报沟通方式及时有效，能够根据各类组织的专业资质、服务能力、管理调配等问题，组织专家整理线上培训课程，提高专业线上服务水平。
四、融合性。社工圈相对封闭，但此次相较以往更加开放，社工机构能够快速梳理一线需求，整理服务标准化流程，由社工主导，依托本土化优势，进行资源匹配，推动“跨领域融合”。
值得一提的是，与基金会的合作经历。基金会动员机制快速灵活，在危机状态下，能够提前评估到因疫情等造成的次生灾害影响，成为了民生保障的重要辅助力量，如城市独居老人、残障人士在疫情中的生活所需。同时，合作基金会十分理解一线组织在人力等成本上的投入，资金可以用在实处，保证项目的长期稳定运行。
04:对社会组织协作的建议
CNC-COVID19:你觉得在此次抗击疫情的过程中，贵机构与其他社会组织协作的过程中，有哪些挑战、经验和建议可以分享？
“身处一线，和一些基金会对防疫整体的需求，认知不是特别的一致”
唐明金：
合作的过程中，前期如果彼此比较了解信任，合作很快就可以达成。有一些基金会前期如果没有合作基础，可能需要长期的沟通，这次在筹款的过程中，确实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合作方，有的也是花了很久的时间，但是最后可能也没有谈成。后来发现大家对防疫整体的需求，认知不是特别的一致。一些机构他们不在武汉，他们认知的需求，可能跟我们了解的当地实际情况，还是会有一些实际的差距。
比如，我们之前跟某个基金会谈的时候，我们倡导和建议不要再继续过多的把资源投入到医院，虽然医院还是很紧缺，但是当时的状态下，我们认为社区对这些资源需求的紧迫程度，会更加强于医疗机构。因为医院确实已经很多的资源在投放了，但是当社区需求特别紧迫的时候，对方可能很难理解。这个会给我们带来一定的挑战。他们没办法想象出一线社区实际的场景，这个会影响他们对资源投放的判断和决策。这个层面上，对筹款工作有比较大的挑战。
还要一个明显的挑战在于，我们特别希望能够把一些服务直接快速，及时提供给服务家庭，但是如果通过民间的力量去获得一些信息和数据，基本上很难有这样的覆盖面，我们希望跟区、市、社区不同层面对接的时候，希望他们能反馈出来一些信息和数据，我们可以整合需求，去做服务。但整个过程中明显受限于一些政府部门不会公开任何的信息数据，这给我们在后期，项目策划、资源投放的精准度、项目执行等方面，都会较大的挑战。
比如，哀伤辅导，因为武汉大概有3000多人因为疫情不幸去世的人，我们希望能针对家庭做一些心理、哀伤辅导的服务。我们现在有一些个案在做，但是这样的服务希望大规模大面积覆盖，确实希望政府给到相关的信息，肯定也是合作基于保密原则，尊重隐私。
我们也理解政府，他们会有一些顾虑，但是如果没有这些信息，我们这个项目现在即使筹集到这些资源，在后期还是会有一些挑战。据我了解，有一些基金会已经在面对家庭发放救助金，包括感染工作者、志愿者，但后来发现这些信息很难搜集，有些人不愿意自己报，一些部门不愿意转介服务对象。这对后面一些项目的落地，还是会有较大的影响。
“重大公共事件需要社会力量的参与，志愿者也不单单有搬运物资的功能全国性的基金会需要跟地方的枢纽平台培养更多的信任”
周文：
枢纽平台是最近几年开始慢慢热起来的，很多基金会都意识到枢纽平台的在提升效率上的作用，但是在实际合作中，一些刚刚建立合作关系的基金会，还是需要磨合，充分理解双方的愿景、服务范围，建立信任。
信任关系不能仅靠注册、年检、审计报告，一线机构有很多方式方法去证明自己的工作能力、执行能力、协调能力。前提是基金会愿不愿意有这个开放度，让我们参与进来。社会是有分工的，公益领域也要有分工，才能形成有效协作。
基金会要利用他们的优势，筹集好资源，解决民间公益组织不能筹集、不好筹集资源的困境。
一线公益组织要有两个核心能力是执行能力和反馈能力，要做的是沉下心来，把这些物资递送好，把公益项目执行好。
枢纽型平台要提升自身的能力，要有议题领域的专业人员，能够为一线组织提供培训。
但现实情况中，一个全国性的基金会，如果在地方上要一竿子插到市级、县级的公益组织，自己一对一的跟一线的伙伴去沟通，这个成本是很高、风险也很大，不是基金会本应承担的角色。比如有我们做91家机构联合救灾，如果基金会一对一联系，每日了解督导每个机构的行动，报告上来了没有，这个触角就伸的太深了，分散基金会的精力。
基金会应该做的是筹集资源、社会倡导、研究，分析怎样解决社会问题才是最科学合理的。比如一家机构的研究团队，去研究病毒会在物体上附着存活多久，给出具体的数据。然后一线公益组织根据研究成果，合理安排社区防疫消杀工作的频率。
政社协作方面的挑战：此次疫情，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政府统一统筹的安排非常有必要，初衷是所有资源的合理调配。但是在一开始并未意识到社会组织是一只非常棒的力量，能够帮助支持党委政府，需要将社会组织纳入地方应急救援的体系中。比如最开始的时候，全省封城政策，没有政府的通行证，因“人员流动”等风险，志愿者不能出行，根本参与不了抗疫。
政府最初希望公益组织参与只是帮助政府搬运物资、在街上做文明劝导，但一线公益组织能做到绝不仅仅只有这些。面对大量的捐赠及物资分配需求，湖北一线公益组织甚至不具有接收物资的资格，在行动上也带来了很多风险和限制。
事实证明，重大公共事件需要社会力量的参与，志愿者也不单单有帮政府搬物资的功能。当层层工作下达时，基层社区压力很大，公益组织、志愿者可以快速自发响应。因为我们平常就在关注社区、乡镇和困难群众，为他们提供服务。一出现困难，这些人就会找到我们。比如社区的公共卫生的消杀工作，在政府发布文件之前，我们就已经有8支队伍，在42个社区协助开展防疫消杀工作。
当然，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不能一刀切，各个部门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和基础不一样，处理方式和治理力度也非常不同。
“申请的外部资金和资源要做到避免时间和功能的重叠，避免资源的浪费”
周英：
1月底，我们申请了正荣的支持，在社区层面开展工作，很快就结项了。真爱梦想是依托在地的真爱梦想社区梦想中心，匹配专业力量，帮助社区儿童开发线上课程，并提供技术指导。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是做医院医疗物资的对接。
另外，执行团队要做好调配。创益无限主要是依托我们的1700名志愿者开展各项服务。在志愿者管理上，不能让同一批人做不同的事情，专业性和管理上可能都会出现问题。我们原有教育的班底还是持续推行儿童素养教育相关工作。物资对接、社区服务都由不同的志愿者团队完成。
“抗疫工作既有应急救援的需求，也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
陈兰兰：
社工机构以往相对封闭，工作可能与社会组织之间确实存在一些脱节，主要是社工机构、志愿者组织各自的观点、工作方式不同，一类强调长期性、专业性，一类强调志愿性、应急性。但疫情出现后，社会问题涉及方方面面，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基于自身的专业性和特长紧密合作，协同配合。关于社工机构在社会组织协同中的角色，我认为应该看到抗疫工作既有应急救援的需求，也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会有很长的战线。一项长期工作既要靠志愿精神一直支撑，更需要社工机构发挥自身在专业服务、社区对接和长期耕耘的优势，成为社会组织协同网络中的骨干力量，引导资源的有效流动。
为响应中央关于“加强社会力量组织动员”的决策精神，推动民间力量安全、高效、有序地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社会组织抗击新冠疫情协作网络”于2020年2月2日正式启动。英文名称为China NGO Consortium for COVID-19，缩写CNC-COVID19。
CNC-COVID19秉承开放性、推荐制和专业性的原则，通过一线行动信息分享、一线行动专家陪伴、社会组织多元价值的传播和倡导、以及公共卫生危机响应的国际交流，在相对较长的一个响应期间，推动社会组织应急协同体系的建设。
CNC-COVID19协作执行团队：
基金会救灾协调会、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爱德基金会传一慈善文化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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