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王慧
编辑 ▏宋厚亮
“今年上半年的筹款基本是0。”
谈及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的基金会筹款，北京市戈友公益援助基金会（下称“戈友基金会”）副秘书长黄毅向《社会创新家》坦言。
戈友基金会发起于2008年的玄奘之路商学院戈壁挑战赛，大约90%的筹款都来自各所大学EMBA学员。疫情之下，企业的发展乃至生存面临挑战，原协议商定的捐款项目停滞，严重影响了戈友基金会的筹款目标和项目运营。
戈友基金会遇到的困境并非个例。新冠肺炎疫情已持续近半年，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社会停摆”后，公益行业所受冲击越来越严重。
疫情之初，餐饮企业西贝董事长贾国龙等企业家对外表示，现金流撑不过3个月，引起公众、政府对疫情下企业生存的关注。此后，国务院及各地政府均出台了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系列优惠政策。
相较而言，公益组织受疫情冲击的程度尚不为公众所了解。
2020年过半，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然而，秋冬季就要到来了，整个社会都要准备抵御可能发生的又一轮冲击。公益行业需要深刻了解自身困境、预判形式，在此基础上，各自探索，相互扶持，谋求突破。为生存，也为发展。
根据基金会中心网发布的《基金会绿皮书：中国基金会发展独立研究报告（2017）》显示，83.28%的基金会2015年总收入在1000万元以下，87.93%的基金会2015年公益事业支出在1000万元以下。这些“中小型基金会”并非行业的全部，但确是行业的“主体”。
相较于资源调度能力更强的大型基金会，中小型基金会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尤其是需要自主筹款的中小型基金会。近日，《社会创新家》采访了多家机构，希望能深入了解持续半年的疫情对它们造成的冲击和影响。（注：文中绿芽基金会2019年年收入、麦田基金会2019年年收入和年支出略高于1000万。）
1
现在想的是“活下来”
企业捐赠资金的缩减，线下筹款活动的中断，让“筹款难”成为最直接影响。
做乡村教育的广东省麦田教育基金会（下称“麦田基金会”）2020年的筹款目标是1200万元。但截至6月，麦田基金会的筹款只有300多万元，其中100多万元还是为抗疫筹集所得。
一些长期的企业合作者中断了资助，有的是因为已经为抗疫捐出了大笔资金，只能缩减其他公益项目支出，有的则是企业自身生存都已经遇到困境。
麦田基金会有30%左右的捐款来自地方志愿者的自主项目筹款，往年，各地都会开展义卖、徒步筹款等活动。今年，活动纷纷取消。“这也是我们今年收入下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麦田基金会秘书长詹敏告诉《社会创新家》。
“不能说比较严峻，是非常严峻。”接受《社会创新家》采访，谈及目前的境遇，北京心目助残基金会（下称“心目基金会”）秘书长郑晓洁表示。2003年，郑晓洁在北京发起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下称“红丹丹”），为残障人士提供服务，后又在此基础上于2018年成立心目基金会。NGO和基金会的筹款都主要来自企业。
作为一名资深公益人，这不是郑晓洁第一次经历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当时红丹丹的筹款并未受影响，反而稳中有升。与当时不同，这一次，郑晓洁明显感觉到，企业受到冲击更大，周围的企业家处境很艰难。
“他们也在力保自己的生存，让他们捐款的概率是比较小了。”郑晓洁说。心目基金会原本计划今年筹款200万元，但加上为抗疫筹集的款项，截至6月的筹款也只有20万元。和企业家一样，郑晓洁现在想的也是“活下来”，“已经没有再让项目有大发展的想法了。”
相较于心目基金会主要依靠企业筹款，广东省绿芽乡村妇女发展基金会（下称“绿芽基金会”）的筹款渠道更加多元。它的筹款中，有三分之一来自基金会，三分之一来自企业（包括企业基金会），三分之一来自公众筹款。对于基金会和企业的资助态度，绿芽基金会秘书长邹伟全也有更细致的感受。
“企业受到的冲击可能更大一点，一些项目资助打了折扣；基金会相对稳定，原有的合作基本可以延续，但新的合作伙伴就比较难找。”邹伟全介绍，虽然今年也有新的合作项目在谈，但整体并没有之前额度大，基本都是小项目。在筹款上，绿芽基金会也只能筹到原定筹款额的五分之三。
2
节流，开源，寻求公众筹款
筹款大幅下滑，各家机构开始了“自救”。
“节流”是首先必须做的。为了缩减支出，几家基金会负责人坦言，基本不会再招聘新员工。也有基金会无奈地透露，为了维持机构运作，综合考量后，已经在法律范围内对员工适当降薪。
除了控制机构运营开支，基金会也在通过调整项目形式节省开支。黄毅介绍，戈友基金会已经暂停了培训课程的升级研发，而是沿用了之前的初级课程，把工作重点放到扩大初级课程的服务人群。培训课目前都转到了线上，在互联网工具的帮助下，这是一种边际成本更小的做法。
也有基金会尝试说服资方调整善款用途。疫情以来的四五个月时间里，麦田基金会各地的项目执行完全停滞。麦田基金会鼓励新的资方将善款用于机构运营，而不是项目本身。“当下机构的生存比项目执行更为紧迫。”詹敏认为，在这样的时刻，和资方的沟通就显得十分重要。
积极“开源”则更为关键。戈友基金会的捐款方以企业家为主，根据这一特点，戈友尝试开办了知识分享公益沙龙，邀请金融、财税方面的专家为企业家们进行线上授课，企业家们可以自愿打赏，打赏所得归为戈友基金会的募款。沙龙目前做了三期，受众正在慢慢积累。
资金渠道的多元化在当下更显重要，受访基金会中，不乏有基金会将目光投向了公众筹款。
黄毅透露，戈友基金会正在和中国扶贫基金会等多家公募基金会讨论合作，希望开发公众筹款产品。他介绍，戈友基金会前两年就已经意识到公众筹款的力量，也看到了教育筹款产品与公众筹款的契合度，但一直没有大力推进。疫情一定程度上加快了这一进程。戈友基金会考虑，未来把原占比10%左右的公众筹款比例提高到60%，甚至更高。
心目基金会也有同样的想法。疫情发生以来，郑晓洁把心目基金会的人员和红丹丹进行了整合，交出了一些执行性工作，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宣传倡导，其目的，也是为了筹款。他们目前考虑的形式是直播。
公众筹款成为大家都想抓住的“稻草”。北京沃启公益基金会（下称“沃启基金会”）秘书长付涛在接受《社会创新家》采访时表示，这种选择固然可以理解，但中小基金会也需要注意其中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
付涛认为，项目是否适合公众筹款、机构有没有能力做相应的项目执行、公众筹款与面向政府和企业的筹款存在哪些差异，都是中小基金会需要考虑的问题。另外，在大环境变差的情况下，公众筹款是否也会缩减，也尚需观察。
他指出，公众筹款的“马太效应”存在已久。在公众筹款上，中小基金会的品牌影响力相对处于下风。
郑晓洁同样在采访中透露了这种担忧。心目基金会主要的筹款形式都是面向企业家的线下筹款，在公众视野中十分低调。这让郑晓洁担心，“没有影响力，公众筹款很难做。”
在采访中，沃启基金会是鲜有的一家筹款暂未受到太大影响的基金会。沃启基金会专注的领域偏向围绕重点议题开展知识生产和行业支持，比如科学公益的研究和倡导、反家暴信息平台的搭建、青年公益人赋能等等。付涛介绍，沃启基金会已经和长期关注这些议题的资助方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合作，今年的项目基本在去年就已经确定，这使得沃启基金会受到的冲击较小。
但这并没有让付涛放下心来，在他看来，公益行业处于社会资源的下端，受到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各家基金会情况有差异，疫情的影响可能到明年会暴露得更明显。
这也意味着，在前路不明朗的情况下，中小基金会更不能坐以待毙，而是要多方发力，积极应对并不乐观的资金情况。
“如果中小基金会可以基于机构使命，在自身专注的议题内，设计出有特色、同时又能够满足专注议题的资助方或者捐赠者需求的创新筹款产品，也许可以占得一定优势。”付涛建议。
3
项目执行：线上线下相结合
除了筹款这一最直接的冲击，对于需要密切和人打交道的公益行业来说，大部分项目执行也遭遇了困境。
项目线上化，成为大多中小型基金会的选择。但对服务对象为乡村妇女儿童的机构来说，这样的转化依然存在阻碍。
绿芽基金会的“绿芽乡伴”项目主要是支持乡村妇女，进而推动乡村社区发展。但因为乡村妇女对在线化工具掌握程度不高，各地农忙时间又不一，所以线上会议和培训基本无法开展。
麦田基金会也面临同样的境遇。其面向乡村孩子的课程近半年已经完全停滞，除了因为课程需要实时互动，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乡村孩子没有稳定的网络。
在多数人享受在线化便利性的同时，面向偏远地区弱势群体的在线化支持，还需要更多关注。
不过，相较于在筹款上的无奈，借助互联网工具，各家基金会对项目的调整相对还是更为灵活。
戈友基金会的项目主要集中于偏远地区中小学校长与教师能力培训，以及校园安全教育培训。从3月开始，戈友基金会就已经将这些培训项目转为线上，与当地教育局合作，由教育局发布培训通知。
沃启基金会的“大陆与台湾青年协作者互派实习计划”受疫情影响接近停滞，在和资助伙伴讨论，并且做了需求调研后，他们进行了调整，将现阶段的项目重点放在了实习生和实习机构的社群建设上，计划在线上开展实习生行前交流、个人经验梳理、实习机构接待经验的分享会等活动。
“面对疫情，对项目进行动态调整，既考验机构的变通能力，同时也与资助方的信任、默契以及对问题的洞察高度相关。”付涛提到，沃启基金会的城市社区垃圾分类项目，也是基于与资助方——万科公益基金会以及在地伙伴的默契和沟通，做出调整，将垃圾分类和社区治理结合，最终让面临停滞的项目重启。
虽然向线上的转化是被动的，但在线化的优势却意外凸显。
一方面是执行成本的降低。在原来的项目执行中，差旅费等是一笔不小的支出。通过互联网工具，这些费用完全可以节省。
另一方面则是覆盖人群的扩大。互联网工具摆脱了对地域的限制，原来只可以面向特定地区的线下项目，可连接的范围猛然扩大。对此，郑晓洁感受很深。原本，“心目电影院”每周都会在北京线下为盲人放映、讲解电影。疫情之后，这个活动改到线上，各地的盲人朋友都可以加入。借此机会，本来交际圈就比较闭塞的盲人还可以在线上交流。“这是我之前没想到的。”郑晓洁说。
当然，线上活动也有其局限性，包括不能满足人与人的直接连接、项目效果打折扣、项目评估容易有偏差等方面。
付涛建议，如果线下活动确实无法开展，中小基金会在进行线上转化的同时，要特别注意针对性的补充，以弥补线上活动的不足。以项目评估为例，当实地评估无法完成，转为线上评估时，就要求评估者重新设计评估流程，对项目执行过程有更为充足的了解，其中又涉及为评估者补充更为详实的、基于项目管理和过程监测所取得的项目资料和信息等等。
中小基金会的线上化包括两个层面，其一是纯粹将互联网作为工具，弥补线下活动的缺失；其二则是将线上化融入基金会的项目设计，改变项目形态。当下中小基金会的线上化尝试多属于前者，但已经有基金会意识到，线上化对于应对公共危机的重要性。
黄毅提到，戈友基金会在疫情下的一点反思即是，过去太偏重于线下活动，忽视了这种模式在公共危机事件下的抗风险能力。他透露，未来戈友基金会在项目设计中，将有意识地提高对在线工具的应用。
长期来看，线上线下相结合，也许将是这次疫情后，中小基金会在项目设计上的调整方向。
4
“危”“机”并存，个体困境需行业支持
每次挑战背后，都是“危”与“机”并存。
付涛认为，疫情带来总体公共服务投入压缩的同时，也催生了新的服务需求和议题。无论是在筹款还是项目执行上，能否从开源（拓展新的资源方）和顺应（回应新的需求）两个方面出发，去识别、挖掘、回应这些需求和变化，可能是中小基金会乃至行业面对的核心问题。
他提到，以疫情应对为例，在疫情形势最紧张时，在地非组织化的志愿者和公益行动发挥了更灵活的作用，打通了外部资源和服务对象之间的“最后一公里”。这也让公益组织去反思，不同组织形态对于危机应对的优劣和多元协同的重要性。
疫情常态化的当下，一些救灾之外的议题价值显现，包括社区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建设与社区治理等。一些老议题，如低碳环保，在社会变化带来的反思中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而政府力主推动的一些议题，比如垃圾分类，也会在资源投入上看到增量。付涛介绍，沃启基金会一些关注垃圾分类议题的在地伙伴，已经开始寻找政府购买中的机会。
他还注意到，出于线上操作的便捷性，疫情以来，知识共享作为行业议题，得到了突破性增长。这为以往忙于快节奏项目执行的从业者，都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机会。
“疫情虽然会有冲击，但可能在项目创新、回应问题的机制上都有积极变化。”6月北京新疫情又加重了疫情的不确定性，付涛提醒包括中小基金会在内的公益机构，不能再坐等疫情结束后回到之前的状态，而应该提升专业性，把握趋势，回应新需求。“某种意义上，需要以疫情的不确定性为常态，这就考验机构的动态反应和弹性。”
经济与政治环境的影响，加之疫情的重创，使行业内悲观情绪愈加显露。邹伟全透露，在和同行交流时，有从业者因为施展空间受限，表露了离开公益行业的念头。
不过，包括邹伟全在内的几位负责人心态都比较积极。虽然资金上存在困难，但几家基金会都保有一定的资金积累，维持一年的运转基本都没有问题。项目执行虽然受困，但转变方式，依然可以做事。
邹伟全介绍，绿芽基金会本身就是一家偏重执行的基金会。在项目执行中，资金并不是唯一影响要素。在资金面临困难的情况下，绿芽基金会也在考虑，寻找资金以外的社会资源，多发展轻资金型的项目。
前两年，绿芽基金会已经做了一些尝试，疫情将加快他们在这方面的摸索。比如，他们正加强对在地组织的培育，为未来它们承接在地工作做准备。长远来看，这也有益于乡村妇女议题的生态打造。
“行动就是有价值的，公益本来就是日拱一卒的做事，能做就先做一点。中小机构的好处就是，因为贴近基层和一线，总有可以做的事。”邹伟全说。
被一些人称为“黑天鹅”的新冠肺炎疫情，无疑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付涛观察到，从国际上来看，疫情导致的威权主义上升，其实已经造成了非营利部门的空间被挤压。
一方面，疫情加重了边缘人群面临的困境，造成了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割裂，这有悖于公益行业想打造的一个更美好的社会，需要公益行业去回应；另一方面，公益机构自身也面临资源缩减，尤其是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更低的中小型公益机构。
在这样的困难时刻，付涛提出，一方面我们关注个体公益机构的命运，同时还应当从整个行业生态的角度去关切。在国际上，已有这样的行动。6月，福特基金会就宣布，将大规模发行社会债券募集资金，为NGO“输血”应急。
付涛建议，国内公益行业也应有所回应。除了援助支持，对相关议题的调研、对行业走势的观察，也应该跟上。“后疫情时代，（公益生态和行业支持）这个问题，就变得更为突出。”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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