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2020年6月9日，在北京市社会组织管理中心的指导下，由北京市社会组织发展服务中心（简称：中心）及其运营方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简称：北京协作者）和北京春苗慈善基金会（简称：春苗基金会）联合发起的“公益1 1——疫情下的困境儿童发展论坛暨公益1 1项目启动发布会”顺利举办。
主办方邀请了多位嘉宾，分别从政府、基金会和社会组织等多角度探讨由政府提供政策指导，基金会提供资源支持，支持性组织提供专业支持，社会服务机构专注于服务行动的“公益1 1”全新公益生态链模式，并分析了疫情对困境儿童及其家庭带来的挑战以及应对建议。
本期云公益对论坛发言做了摘选整理，与大家分享。
论坛主持人：刘倩/协作者项目总监
在北京市社会组织管理中心的指导下，中心及其运营方北京协作者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推出了“公益1 1”资助行动，希望打造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基金会提供资源支持、支持性组织提供专业支持、社会服务机构专注于服务行动的公益生态链，从而倡导资源共享、伙伴共生、价值共创的公益新风尚。今年五月初北京市春苗慈善基金会加入到“公益1 1”中。
今天我们将正式启动发布“公益1 1”资助项目，并邀请嘉宾就疫情下的困境儿童服务发展问题进行研讨。今天的活动将以在线直播的方式进行，目前莅临直播现场的领导有北京市社会组织管理中心温育梁主任，高学东副主任，服务发展处牛方杰处长、柯哲力副处长。
论坛发言嘉宾有北京春苗慈善基金会崔澜馨秘书长，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李涛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法学院副院长、国务院妇儿工委专家陈涛教授，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儿童福利和保护处孙先礼处长，北京市社会组织管理中心社会服务机构处杨志伟处长，北京市社会组织管理中心基金会处唐晓明处长。
1 “公益1 1”启动会
一个极具共享理念的公益行动
——在“公益1 1”资助行动启动仪式上的致辞”
温育梁/北京市社会组织管理中心主任
各位社会组织同仁，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参加今天的“公益1 1”项目启动发布会，社会组织在扶贫济困，服务民生，促进社会治理等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资金缺乏一直是困扰着社会组织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为此，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市社会组织管理中心，提出了“让北京的基金会支持北京的社会组织的发展”的号召，希望能够发挥基金会资源筹集与配置的功能，对接社会服务机构的专业服务功能，实现双方共赢。
近年来，在市社会组织管理中心的指导下，北京市社会组织发展服务中心一直致力于打造“公益1 1”资助行动，经过多方努力，与北京春苗慈善基金会达成了合作，共同开展 “公益1 1——困境儿童抗疫关爱服务项目”。入选的项目不仅能够获得春苗基金会的资金支持，还将获得中心配套的技术支持，这是一次极具共享理念的富有创新的公益行动。本次行动为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建设首都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构的伙伴共生关系，起到了重要的引领示范作用，值得大力提倡和推广。让公益组织找到急需的资源，让社会资源找到优秀的公益项目，这是“公益1 1”资助行动的初衷，也是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的号召。
今天我们迈出了第一步，我正式宣布“公益1 1”资助行动正式启动！在这里我要感谢北京市社会组织发展服务中心及其运营方北京协作者，还有春苗基金会，对促进首都社会组织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我希望全市社会服务机构积极参与“公益1 1——困境儿童抗疫关爱服务项目”的征集工作。同时我也希望更多的基金会加入到“公益1 1”资助行动，政府出政策，基金会出资金，平台出技术支持，社会服务机构专注于服务行动，实现合作共赢，从而真正发挥社会组织造福社会，服务民生，共同发展的作用。祝项目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2 “公益1 1”论坛
议题一：为什么合作发起
“公益1 1”困境儿童抗疫关爱服务项目
崔澜馨/春苗基金会秘书长
对于春苗来说，我们不是一个资助型的基金会，也没有做过资助，但是这次疫情救助项目，让我们真正变成一个资源与社会组织链接的平台性基金会。在项目前期我们做了一些调研，了解到北京的社会组织现在面临着复产难、资金不能及时到位、服务难以开展等困难，但更多的社会组织在原有的基础上仍坚持服务，这意味着大概半年之内百分之七八十的社会组织都面临着比较大的挑战。于是，春苗一方面和捐赠方沟通，希望针对北京的社会组织做资助性的支持，另一方面找到北京市社会组织发展服务中心和北京协作者，希望加入“公益1 1”资助行动，在沟通之后我们迅速地组建工作组并开始落实项目工作。
对于春苗来说，我们是来自于民间的创始者，我们了解社会组织筹款中最难的是人员经费，以及向捐赠方募集经费。而这次春苗就负责提供资助资金，包括项目所产生的费用、活动经费以及人员工资等。我也希望这笔资金更多用于为我们服务的群体筹集物资，或者筹集一些企业资金，我们愿意支持大家可持续发展，希望大家团结起来度过困难的时期。
我在此呼吁北京更多的基金会加入到“公益1 1”资助行动，我们从困境儿童开始可以做更多多元化的活动。因为春苗这些年一直在做儿童领域，所以我们这次主要定位在困境儿童上，但相信未来包括儿童、老人、垃圾分类以及环保等议题都能够得到有资源的基金会的支持，这是我希望和大家一起见证的。
李涛/北京协作者中心主任
协作者在运营北京社会组织发展服务中心的过程中发现，社会组织最缺的就是资源。我们想发挥好平台的资源配置的作用，在2018年提出了“公益1 1”资助行动的设想，希望搭建资源聚合与配置的平台，鼓励基金会、企业等资源方和社会服务机构合作。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周折，总结了两个经验：凡是说钱不是问题的资源方，都是钱有问题的资源方。而像春苗基金会，经常说钱是个大问题的机构，关键时刻反而能够拿出真金白银来做事情。第二个经验是，资助不仅是钱的问题，更关乎对公益发展路径的选择问题，即理念。因此，要寻找志同道合的资源方。所以我们对合作伙伴的要求是，不只是为了自己的组织发展，还能够以推动行业发展为己任，这样的伙伴才是重要的。
社会组织之所以分为基金会、社团和社会服务机构，就是因为三类组织的功能优势不同，社会分工不同。这些功能必须互相协作，才可以形成一个良好的公益链条。比如，基金会在组织属性和角色合法性上，具有筹资的优势。毫无疑问，无论从角色合法性的角度，还是公信力的角度，公众更愿意把捐款给到冠以基金会名称的社会组织，而非冠以社会服务机构的社会组织。但现实当中的公益生态环境其实是非常的初级的。
目前全国有7500家左右的基金会，大概只有1%是在做资助。基金会本应起到资源第三次分配的作用，但现在不光它没有完全起到这样的作用，反而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社会服务机构募集资金的通道。这背后的原因比较复杂，一是基金会本身的定位问题，一些基金会虽然叫基金会，但本身缺乏筹资能力，勉强维持生存。二是管理成本的问题。资助他人比自己亲自去做，对管理技术和质量的要求更高，这也是我们平时说的，赋权增能比直接给予要求更高的问题。而基金会的生存压力也非常大，缺少人力和技术，担心资助的组织和管理成本过高，所以宁愿自己做项目也不会委之于他人。三是生态环境的问题，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构还没有建立起强信任度。疫情期间更加加剧了社会组织资源匮乏的问题，我们在这个时机恰好与春苗基金会有这样的机缘，促成了“公益1 1”的合作。
“公益1 1”是为了发挥资源聚合和配置的作用，一方面吸引有资源的基金会加入到“公益1 1”，一方面找到扎根社区、踏实做事的社会服务机构进行对接，各发所长，共同发展。作为中心的运营方协作者有两个优势，一是懂实务，包括社会工作实务和专业支持实务；二是有跨界合作的经验和网络，因此中心在其中发挥资源整合和增值的作用，通过提供支持性监测评估、能力建设和品牌传播等服务，降低合作成本，提高资助质量。
我们希望通过“公益1 1”实现三个目标：一是让社会服务机构找到急需的资源，让社会资源找到优秀的项目；二是提升资助方资助质量，支持社会服务机构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提出了“一个前提，两个明确，两不限，两鼓励”的资助原则，即在确保合理有效的前提下，协助资助方明确资助方向，明确服务对象；面向社会服务机构发布资助项目，不限定服务方法、方式，不限定资金用途；遴选优质服务伙伴，鼓励自主创新，鼓励可持续发展。第三个目标是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倡导社会组织伙伴共生、价值共创的公益新风尚。
孙先礼/北京市民政局儿童福利和保护处处长
首先我为“公益1 1”的形式点赞！我们都知道协作者和春苗基金会在首都公益界很有影响力，尤其是协作者的专业支持与多年积累的服务经验都可以在其中发挥很好的作用。两者的合作是一种优势互补、强强联手的关系。
而“公益1 1”的重大意义就在于把资源的提供方——基金会的资源优势，与公益活动的实施方或者说资源的需求方，通过协作者把它连接起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广大的困境儿童，包括生活、心理、监护方面，还有各种其他实际困难都能得到很好的解决。这对政府来说也有助于解决困境儿童保护服务方面存在的不足。从这个角度上讲，“公益1 1”是一个多方共赢的好项目。此类社会组织的公益行动也再次提醒我们政府部门，社会蕴含着巨大的公益积极性和力量，应该更好地把它们利用起来，这是对政府工作的有益补充。
关于社会服务机构和基金会的合作，传统的方式有以下几种：第一种形式是发起成立基金会的企业和个人同时也发起成立了社会服务机构，是一体合作伙伴。第二种形式是通过我们社会组织的圈子进行一些个人的关系交流，在沟通后进行信息互换从而有了合作关系。第三种形式是基金会在自己的网站上、公众号等媒体上发布他们的信息，社会服务机构看到了之后就去申报。
但是这三种方式可能都有共同的问题：第一就是公开性问题，在这过程中并不是公开统一发布的。第二就是制度化问题，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形成制度化的项目对接与管理？第三是专业支持的问题，提到专业支持可能很多时候都带着随机性，或者我们说的“熟人社会”的特色。在这三种问题背景之下，基金会和社会组织进行的合作，可能会存在一些风险。
“公益1 1”，我觉得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探索和突破。同时我也觉得社会组织资源配置从理念转化到实际行动是非常有意义的。
“公益1 1”中重要的一方是基金会，另外一方就是从事儿童保护或者儿童领域的社会服务机构，中间这个“ ”是我们社会组织发展服务中心这个平台，同时还有我们运营方协作者。但我觉得如果我们把“1 1”再来一个延伸理解的话，“1 1”中“ ”这一横线就是我们这样的平台，然后支持下面的社会组织，有了平台的存在也就能够保证社会组织之间资源对接的制度化，同时它也能面向整个社会公开发布项目。
另外一方面“ ”的竖线是协作者。从一开始的筹备到今天的发布会到后期项目审批与执行，这一切都是贯通的。刚才李涛老师提到发挥他们的优势，包括专业方面的优势、实践方面的优势，我觉得这些经验都会应用在“公益1 1”的项目对接中，从而避免或解决各种问题。
唐晓明/北京市社会组织管理中心基金会处处长
“公益1 1”为基金会与社会服务机构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合作平台。今天协作者与春苗慈善基金会履行疫情防控的社会责任，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提供资金支持，与专业团队合作，共同发起“公益1 1”第一个资助项目——困境儿童抗疫关爱服务项目，对这种方式我们表示敬意和认同。
下一步我们将加强对项目的指导，及时发现和总结一些好的经验，引导并号召动员北京市的基金会更多的发挥自身资源优势，提供资金的支持。把这种值得推广的活动做得更有意义更深入，让项目得到更专业的支持，让资源和服务需求精准对接，达到资源和需求平衡的最佳效果，让我们的公益慈善服务成效更加突出。
陈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法学院副院长、国务院妇儿工委专家
我认为跟踪研究“公益1 1”的模式应该是非常好的案例。这次项目和以前有很大区别，以前社会服务机构在一线提供服务，它的优势不在于提供物资，而是更接近服务对象，贴近社区，扎根老百姓；但你让它把精力放在别的地方干着别的事情就影响自己的专业发展。为什么我们现在与社会服务机构合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最接近我们的服务对象。基金会虽然也有直接运作项目的机会，但是你跟这些散布在各地的社会服务机构相比，这方面还不是强项。
而这次是一个全面的合作，我们要通过支持性组织把这些社会服务机构和基金会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公益组织链条体系，这是以前都没有过的。它和原来模式相比，专业化程度更高，分工更细，这就是“公益1 1”资助行动的优势。
为什么基金会直接面向社会组织服务机构有它的局限性？因为如果它不通过行业性的、支持性的组织，基金会的操作成本非常高；它需要一个个去面对服务管理并且还要解决工具的问题。但有了支持性组织在这里，就可以给你做一个保护层。
为什么以前基金会直接去跟社会服务机构搞联合不是长久之计？因为这并不是基金会的长久安排，甚至公信力长远来讲也会受影响。可以有一次性的支持，比如说地震的时候，我为你的救援抗灾提供支持；但长期来讲，这是不可持续的。
所以这样一个全新完整的公益运作组织体系构建，也说明我们的公益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的专业化分工越来越强。同时从这背后体现出，“公益1 1”不单单是为了我们行业自己，这背后折射出的是我们面对社会问题时形成一种整体性的响应机制，能正面的反馈和解决社会问题，这也是政府的首要责任。怎么把公益组织运作体系构建好，我觉得这才是真正可持续性的概念，也是最有效的应对社会问题的一种方式。
议题二：疫情之下，困境儿童及其家庭
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如何提供支持？
论坛主持人：刘倩/协作者项目总监
我们的嘉宾从不同角度谈了对“公益1 1”资助行动的看法，让我们对于“公益1 1”资助行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认识。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特别是需要我们各方力量相互协作，整合资源，才能够更好的发挥各自的优势，我想这也是发起和实施“公益1 1”资助行动的目的。
在疫情之下，困境儿童及其家庭遇到了哪些困难和挑战？社会组织如何去消除和减少疫情对于困境儿童及其家庭的影响？接下来请各位嘉宾就这两个问题和大家分享看法。
崔澜馨/春苗基金会秘书长
对于春苗来说，从2011年创办到现在，我们一直在做两个部分的困境儿童的救助支持。一部分是被遗弃的孤儿，他们主要面临着来京医疗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医疗差距比较大，在来京医疗时面临着手术前手术后的过渡性休养时间，还有医护陪伴的过程。第二部分就是我们针对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医疗资源支持。我们希望对贫困家庭给予除医疗资金的支持外，还有医疗资源信息的支持、资助方的信息咨询支持以及医保报销的政策信息的支持。然后告诉家长，除了自己要承担的那部分资金之外，其实有很多社会资源支持、政府资源支持，他们不是孤独的。
所以救助是需要家庭自己的支持和社会组织的支持，以及政策各个方面的问题；这些都不是谁能凭一己之力解决的，它是需要多方面联动。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很多原本有收入的家长因为疫情原因没有工作和收入，这时候来京看病面临的不仅仅是医疗资金的问题，可能连生活都无法保障。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给他们一些生活方面的补贴，哪怕补贴两三千块钱，在北京求医期间协助找到便宜的住宿地方，帮助找到可以临时工作的地方。这些就是我们要引导家长用自身的优势视角去自主自立自强。
春苗这10年来，我们曾经资助过的一些孩子现在已经工作了，都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月捐捐赠者；也有很多家长也会参与进来，甚至还有些人在当地也做了小型公益行动。这些都是因为我们有非常专业的理念，在过程中我们不是金钱的搬砖者，而是把它变成资源的推动者；并且把资源整合之后，用一些专业的方法让受众群体自立自强。我们也希望有同样理念的社会组织与我们一起，帮助更多的困境儿童。
我们也特别感谢这些捐赠方对春苗的信任和支持，我们也相信会把这份善款用好。我记得李涛主任和高学东副主任有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你们就做好这些社会组织的资助就行了，其他所有工作都是我们来承担。”其实说心里话，做资助这种事情成本是蛮高的，如果你想找到靠谱又优秀的社会组织，真的是需要火眼金睛。春苗自己也是从社会组织生发出来的，我们也申请过无数的基金会，无数的资源方的支持，我们也知道在申请的过程中也是要过五关斩六将的。后来也了解到原来这些组织在选拔和资助中也要投入非常高的成本。所以现在通过这种方式，政府以及李涛老师为我们的捐赠人节省了大笔的成本，我们也特别的开心能有这样的项目启动，希望有更多高瞻远瞩的基金会也可以加入进来与我们共同探讨。最后希望能够通过困境儿童抗疫关爱服务项目，能够带动北京甚至是全国更多的社会组织发展，希望通过我们的行动可以让社会变得更美好。
李涛/北京协作者中心主
协作者在1月22号启动了农民工抗疫救援行动，主要面向困境农民工家庭，尤其是有孩子的家庭开展救援。得到了北京三一基金会、广东千禾基金会、银杏基金会、爱德基金会的支持。同时我们吸引和动员了27家组织和部门，通过不同形式加入进来，例如捐赠口罩等。当然我们的资金量很小，可能连春苗的百分之一都不到。除了针对农民工的子女之外，我们也承接了北京东城区民政局的委托，对北京本地建档立卡的低收入家庭孩子，以及成年孤儿进了救助。
我们建立了一套动态的需求监测评估系统，发现疫情在不同的阶段，对困境儿童及其家庭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在早期的时候，重点表现在对防护知识、防护物资和情绪抚慰方面的需求。随着疫情的发展，3月底4月份的时候开始转向生计和子女教育。到现在，流动人口就转向了对未来发展的信心，一些家庭开始对城市化的信念产生了动摇。
具体回到困境儿童的角度，有几个方面的困难：首先是信息获取的困难。该群体的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原本就非常脆弱，尽管有手机，但朋友圈很单一，信息识别能力也很弱，所以信息救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二个影响就是家庭关系紧张。因为长期封闭在家中，本来生活压力就很大，这时候生活空间又很狭小，容易产生家庭冲突。
第三个影响是儿童教育的压力。困境儿童在线教育的资源，无论是硬件设施还是网络资源都非常匮乏；在线学习还需要大量的家庭辅导，而他们的监护人本来就有缺失或是课业辅导能力比较弱，导致家长与孩子在教育方面压力非常的大，由此产生的影响可能在未来会慢慢的显现出来，这半年对于不同阶层的孩子，其实差距拉得非常的大。
第四个影响是生计压力。生计压力对孩子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很多病患儿童的医疗和照顾没有办法得到保障。另外一个是营养的问题非常突出，我们在需求评估中发现：有的幼儿两个多月都没有喝牛奶或奶制品，还有的孩子两三个月都没有吃肉，因为非常的贵，这些都会给孩子的身心健康带来很大的影响。
第五个影响是最容易被忽略的，我也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能让参与项目申请的社会服务机构重视这点：儿童视角严重的缺失。我们了解到几乎没有家长专门跟孩子去沟通过疫情对孩子造成的影响，孩子对疫情的看法是什么？孩子的声音是听不到的，没有人去从孩子的视角去关怀他。我们看到很多关爱服务，无论政府还是民间，很多时候儿童其实是单方面被救助被关爱的。但是缺失了以儿童为本的参与视角，这样对孩子的心理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希望我们社会服务机构在设计项目时把儿童视角加入进去。
为什么会这样呢？结合能力与脆弱性分析框架来看，在认识层面上，我们长期以来把儿童服务看作是是教育的事，甚至是哄孩子的事情，而没有把儿童服务看作是社会发展的事情，是个社会治理的问题，这个是严重缺乏的。
在物质层面上，大多数儿童服务机构其实资金技术都是严重缺乏的，人力资源也是不平衡的。
从组织层面上看，儿童服务需要系统性的介入，但现在的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不够的。所以，从长远来看，做好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协作者有以下几个想法：
第一个是从服务的角度，我们要在直接服务上做系统性的救助，包括教育救助、健康救助、生计救助，还有贯穿于其中的支持系统的建构。我们计划在东城区开展多方参与的困难儿童保护体系的试点工作，试点成功之后，管理中心就可以向全市甚至全国去推广，在服务上一点点去突破，积累本土经验，培养本土人才。
第二个是在研究倡导方面，我们需要研究跟实务结合。因为儿童服务对专业的规范性要求特别的高，我们虽然制定了一些规范性的标准，但实际上还是很匮乏，在这方面要去加强政策与技术规范的研究。
第三个方面是专业支持，包括我们今天的“公益1 1”，就是一个典型的通过资源链接辅助于技术的支持。另外我们下一步还会开展针对儿童服务类社会服务机构的助力计划，培育助力儿童服务类社会组织的发展。
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去年开始组建儿童保护与服务资源联合体。我们希望把与儿童服务相关的，无论是资金、人力、甚至不同专业领域的力量能够整合到一起，因为儿童服务会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当某个组织遇到自己无法回应的问题的时候，就可以有效去寻求支持，实现服务转介以及资源共享。
孙先礼/北京市民政局儿童福利和保护处处长
疫情来得非常的突然，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深刻而广泛的，这期间对儿童影响更大。这主要是由于儿童自身的特殊性增大了我们的工作难度，他们本身就是社会弱势群体，非常的脆弱，是疫情的易敏感人群。
从总体来看困难儿童存在着很多的困难，在疫情的防卫方面能力不足，防护的知识和物质的储备不足，导致他们受疫情影响会很大。所以今年上半年我们工作的重要方面就做好困境儿童的疫情防控。我们防护的重点包括两方面：一个是各种福利机构中的儿童；还有一个是生活在社区家庭中的孤困儿童。
今年，我们在关注，疫情给儿童带来的困难有哪些方面？如生活困难、监护缺失的风险等。有些孩子的父母可能因为隔离或治疗等，会导致孩子暂时面临着没人监护和照顾的情况。针这种情况我们上半年也出台了一些政策，比如对于那些受疫情影响的孩子，要做到先救助后确认，对于临时无人照顾的儿童，我们通过福利机构给他们兜底照护。同时还要帮助解决儿童的心理问题。有些孩子因为疫情在家会产生一些心理问题，但是很难发现，或者在很多时间才会慢慢地显现出来。再比如疫情期间有很多病残儿童需需治疗，但很多医院看病方式都发生了调整和变化，并且伴随感染的风险，这对他们的看病产生不小的影响。最后，疫情已经降级，孩子们纷纷上学。但由于家庭条件的限制，前期网上上课对很多孩子来说影响很大，这可能是学习成绩分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现在我们“公益1 1”把第一个项目放到困境儿童疫情防护方面，非常好。目前很多社会组织在儿童工作这方面都要在积极行动，在这面有两点建议：
第一点就是大家在做这项工作的时候，首先要有针对性。儿童工作是一个共性的概念，而每个儿童的问题都千差万别。有的是因为没有监护人，有的是因为家庭贫困，有的是自身病残，有的是流动儿童，有的是留守儿童，情况各不一样。每个孩子心里在想什么，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们需要什么？我们在做每个困境儿童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把我们所联系的社区家庭中的儿童具体情况摸清楚，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个性化服务。
第二点就是要做好配合。社会组织有专业性优势，我们工作人员有热情和爱心，但在做工作的时候，也一定/跟我们基层儿童工作部门做好配合，争取到他们的支持是很重要的。如果有儿童主任帮助引导的话，也更容易建立起家庭、儿童与我们工作者之间一种信任关系，所以他们的支持非常重要。
最后，非常感谢大家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人力优势和爱心，共同来做我们困境儿童的工作，这对我们工作是很大的帮助，我在这里感谢大家，也希望“公益1 1”项目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
疫情发生以来，我们了解到有大量的社会服务机构，包括儿童类的社会服务机构和社区服务机构都积极地投入到疫情防控和儿童保护当中。刚才崔秘书长和李涛主任也介绍了各自组织在做的事情。这次疫情以来，我们社会组织的所作所为和发挥的作用，再次印证了一个观点：就是社会组织在整个社会治理，尤其是基层社会治理和对特殊人群的救助关爱领域，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说到儿童的保护，尤其是困境儿童的保护，我觉得有两个层次，第一个是民政部门，包括我们的各级党委政府，对于整个困难群众的救助保护，这也是这么多年以来民政工作中非常重要的工作。从整个困难群众救助来说，市里面从96年的低保到医疗救助再到低收入，到这些年一直在推困难群众的精准救助。实际上儿童保护已经从市区、街道乡镇和社区构建起了一整套的困难群众精准救助的工作体系。政府对于困难群众困境儿童的保护来说，我们的工作体系和制度政策的构建比较完善，这是第一个层次。
第二层次就是在困难群众基本救助体系中，我们有很多的社工机构参与其中，到各区还有很多社工机构也承接了街道和乡镇这一级困难群众的救助工作。他们在承接这项工作的过程中，做的很多工作就有点类似于“公益1 1”中社会服务机构的角色。在经过区域摸底后发现存在什么需求、困难，并且除了政府各项救助政策之外，它还有什么特殊性困难。所以我就想到“公益1 1”项目在困境儿童的保护层面，怎样和困难群众精准救助的这套体系、和困境儿童保护工作体系结合？这个可能是所有社会组织都有很大作为的地方。
因为有这样的需要，我们也有大量实践基础和实际工作。但是怎样更进一步地与分散在每个街道和社区的社会组织进行对接？我们要把以社会服务机构为主的这些组织，链接到我们平台上，用更好的体系支撑这种对接和介入，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把我们的困境儿童、困难群众服务做的更加得精准，真正地发挥各自不同的这种优势。所以通过“公益1 1”在困境儿童领域上的探索，我们也想一想下一步怎样把现有的工作体系能够衔接起来。
唐晓明/北京市社会组织管理中心基金会处处长
刚才我们分析了疫情各阶段社会和公众对抗疫的需求，目前，我市进入常态化的疫情防控时期，第一个方面，疫情防控知识的宣传还要继续做好，下一步“公益1 1”项目开展实施，要针对常态化疫情防控特点，进一步做好防控知识的大力宣传。
第二个方面，对困境儿童家庭来说，疫情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都封闭在家里，一些心理方面的问题需要疏导，通过我们或者专业的队伍，对他们进行专业的辅导。
第三个方面，部分困境儿童身体患有疾病，这样的家庭都比较困难，需要在治疗和康复方面支持。
从我们基金会处来说，疫情对困境儿童及其家庭造成的影响，只靠儿童自身和家庭来解决是比较困难的，政府的救助也是有限的，还需要社会服务机构和基金会提供专业服务和资金支持。下一步我们将动员更多的基金会参与这样的公益活动，让更多的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帮助。
陈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法学院副院长、国务院妇儿工委专家
首先由于疫情影响，我们通过专门调查、媒体曝光了解到很多情况，包括政府的各种支持工作。首先对家庭贫困的这些孩子来说，疫情对整个家庭生计造成了影响，从而影响到儿童的日常生活，例如基本的营养健康、学习问题等，对于这些原本就贫困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同时，我们也看到社会组织、政府部门和机关单位、社区都加大了对困境儿童的关注，都做了很多事情。
我觉得现在特别需要关注的是边缘人，因为政策明确到的群体肯定是管到位的，只是更精细化的问题。由于疫情的影响，社区的管理运作模式跟平时不一样，但是没有触及政府责任范围的问题还有很多。其中流动儿童、留守儿童是一类，还有一类是政府虽然有政策，但在生活救助、医疗救助和教育救助等方面还不足的边缘儿童。从春苗基金会讲的例子来看，把精细化、复杂化的东西落实到位还是需要努力的。医疗救助是有相关政策的，但是真正到一个家庭发生这个事的时候，他不光光是一个医疗救助的事情，还有太多像父母陪伴等等问题。所以这个领域是我们社会组织的强项。
第二个建议是想通过“公益1 1”支持的困境儿童服务工作，把北京基层的儿童保护体系落实了，不能仅仅说因为疫情的特殊形势做一些服务。关键是持续推动社会组织的参与，因为我们“公益1 1”是一个联合的行动，不是只进行一次性的服务。现在政府各方面大力投入，各方配合形成了这么好的一个体系,那么我们应该坚持去做。
具体来说，第一，我们的项目要和基层监测预防、发现报告、应急处置、评估帮扶、监护干预的这套体系以及福利主任配合，有政府的协调机制支持，而不是做一个短期的项目，我们有优势做到这一点，因为春苗有这方面的专业长处，协作者有服务中心的优势，还有政府的政策来支持我们。
第二，除了基层的儿童保护体系，社会组织通过这次行动能够真正熟悉上层的架构，除了政府兜底之外，我们需要多元化的去调动资源来满足儿童需求。儿童资源联合体我觉得很重要，基层把机制弄好，上层通过这次的合作，形成除了政府体制之外的社会资源体系，双方能够建立一个很好的对接关系。
3 展望和祝福
希望在座的每一位都身体健康，希望我们的社会组织一起行动起来，让社会变得更美好。
——春苗基金会崔澜馨秘书长
每一个孩子的需求看起来好像微不足道，但是我作为一个父亲的体会是这看起来微不足道的需求，都是这个孩子对世界的一个诉求，那么我们，尤其是从事公益慈善领域的这些成年人，我们有责任，能够联合起来共同去回应这样一个诉求，让我们的世界——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的世界都可以更美好，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基金会加入到“公益1 1”，一起来行动。
——北京协作者李涛主任
我们汇聚各方爱的力量让困境儿童的未来更加美好。
——北京市民政局儿童福利和保护处
孙先礼处长
我希望政府部门和广大的社会组织，每个人怀着儿童之心来共同努力做好相关的工作，让困境儿童在挑战和困难中，更多的看到希望，生活得越来越好，让我们国家和社会也发展得越来越好。
——北京市社会组织管理中心
社会服务机构处杨志伟处长
愿“公益1 1”助力有志参与抗疫和脱贫攻坚的基金会取得更突出的成绩。
——北京市社会组织管理中心
基金会处唐晓明处长
希望“公益1 1”困境儿童抗疫关爱服务项目开花结果，能够长远地造福更多的孩子。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法学院副院长、
国务院妇儿工委专家陈涛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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