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衡量一项投资的社会影响很重要，因为测量可以帮助组织做出更好的决策、传播其价值。
2.在投资周期的不同阶段，投资人会根据不同的目标而采用不同的影响力测评方法。这些目标主要分为四个阶段：估算影响力、规划影响力、监测影响力、评估影响力。
3.执行衡量工作的最佳做法包括：考虑如何使调查过程对受访者有价值、设计激励结构、将影响力评估纳入更广泛的投资过程。
议题编辑：林夕、姚森
议题顾问：汪伟楠
作者：艾薇•索，阿丽娜•卡帕尼奥拉
翻译：曾欣
校对：Waterstill
研究影响力投资的人普遍认为，衡量一项投资的社会影响很重要，因为测量可以帮助组织做出更好的决策、传播其价值，并且财务回报应当与社会回报保持平衡。但是，这些共识的大多数都还停留在理论上，也很少有关于投资者实际用来衡量社会影响的具体做法的讨论。这也是我们《衡量影响力投资中的影响力》研究的目的。
在哈佛商学院的这一独立研究项目中，我们采访了20多位知名的影响力投资者和相关领域的从业者，他们来自“聪明人”（Acumen）、“桥创投”（Bridges Ventures）和“根资本”（Root Capital）等机构。通过这些访谈，我们了解到，在投资周期的不同阶段，投资人会根据不同的目标而采用不同的影响力测评方法。这些目标主要分为四个阶段：
投资者首先是估算影响力，在承诺投资前进行尽职调查，评估潜在的社会回报。其次是规划影响力，选择投资者用来监测项目效果的指标和数据收集方法。一旦项目开始实施，投资人和被投资方就会密切监测影响力，在整个投资周期内对其进行测量和分析，以跟踪干预的效果。最后，投资者有时会在项目结束后转而评估影响力，评估投资的社会后果，以评估投资组合的绩效和投资者的下一步措施，包括再投资。
影响力投资者为实现这些目标研发了一系列不同的衡量方法，这并不奇怪。然而，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关于这些方法之间的关系的分析，也没有发现如何对这些方法进行分类、以帮助投资者选择最适合实现特定目标的方法。为此，我们试着将这些方法归纳为四大类别。
1、预期收益法：将投资的预期收益与其成本进行权衡；特别是社会投资回报率(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SROI)，它提供了一个框架，用于计算投资的当前影响力的社会价值与投入的价值对比。例如，罗宾汉基金会（Robin Hood Foundation）的收益成本比(benefit-cost ratio,BCR)就是将一个项目的扶贫效益与基金会的成本相比，估算出一个项目的扶贫效益，以确定哪些赠款会产生高影响力。罗宾汉基金会会一直持续计算其收益成本比，在再投资或再拨款过程中，基金会可能会增加对具有高收益成本比的项目的投资，但基金会不会仅仅依据这些计算结果来做出决策。在我们所采访的组织中，以赠款为基础的组织最大程度地使用了预期收益法，但也有一些影响力投资者使用了该方法。
2、变革理论方法概述了实现社会影响力的预期过程，通常会用到逻辑模型，这是一种描述投入、活动、产出、结果和最终影响力之间联系的工具。在评估影响力时，“聪明人”使用逻辑模型来确定干预措施的变化理论中可能需要进一步审查的假设（例如，产出x真的会转化为结果y吗？）。此外，逻辑模型还有助于评估影响力风险，即那些可能危及干预措施的预期社会影响力的因素。对于他们的每一项投资，“聪明人”团队都会列出他们认为最大的影响风险是什么，然后提出可以缓解风险的策略来监控和应对任何潜在的挑战。LGT风投慈善机构（ LGT Venture Philanthropy）也使用了逻辑模型，确定投入、活动、产出、结果和影响力的具体指标。
3、任务对标方法：根据项目的任务和最终目标来衡量战略的执行情况，使用计分卡等指标来监测和管理运营绩效、组织效率、财务和社会价值等关键绩效指标。因为有价值的分析是将当前的关键绩效指标与历史基线、原始预测或行业同行的关键绩效指标进行比较。为此， 桥创投开发了影响力计分卡（Impact Scorecard）。
4、实验和准实验方法是一种事后评估方法，即利用随机对照试验或其他反事实方法，对比干预措施与未采取干预措施的情况的影响。在可行的情况下，桥创投在评估一项新的潜在投资的影响力风险时，都会借鉴以往研究的此类数据。各种社会影响力债券也采用了准实验和实验方法来评估方案的影响力，从而确定了投资的财务回报。
当然，每一种衡量方法都有其优点和缺点（我们在本文中会详细讨论），但主要的一点是，它们并不是都能达到同样的目标。如下文所示，我们通过对案例研究的分析以确定领先的影响力投资者使用哪种测量方法来实现各个目标：
基于这些观察，我们为投资者提出了一个综合模型，以此来改进他们的影响力评估措施。我们了解到，影响力评估可能需要花费大量的成本和时间，而且影响力投资者和被投资方的组织成熟度和资源水平也各不相同。因此，我们根据投资者和被投资方的成熟度，建议采用不同的影响力测量方法。
我们对现有实践的研究揭示出执行这些衡量工作的最佳做法：
· 考虑如何使调查过程对受访者有价值。这可能有助于说服被投资组织相信影响力评估的价值，并可能减轻受益者对于调查的疲劳感。采取这种方法的一个投资方根资本，将自己定位为观察和衡量影响力的增值合作伙伴，帮助农民和企业提高价值，而不是仅仅是作为一个公正的局外人出于自身目的来衡量影响力。
· 设计激励结构，例如社会影响力收益，这种方法根据对其管理下投资的社会影响力的衡量结果，来对投资组合经理进行奖励。例如，核心创新资本公司（Core Innovation Capital）将普通合伙人的经济补偿与社会影响力的得分挂钩，为普通合伙人提供了明确的激励，使其在管理投资组合时既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又能产生显著的财务成果。
· 将影响力评估纳入更广泛的投资过程。与其将影响力评估的工作分配给核心投资系统之外的专门资源，不如将考虑将这份工作与投资和投资组合管理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在LGT风投慈善机构，投资经理负责影响力评估，包括建立变革理论、进行实地考察、与受资助项目合作收集影响力数据等。
被投资方成熟度应当由影响力投资者基于被投资方的规模、影响范围、预算或者存在年份来确定。
虽然影响力投资继续保持增长势头，但不充分、无序的衡量方法可能会阻碍其最大程度地发挥作用。如果不在整个行业内建立起严格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力衡量标准，“影响力投资 ”的标签可能会有被淡化的风险，并仅仅用作商业投资者的营销工具。我们的建议可以帮助投资者专心致志，以确保影响力投资继续产生其真正的影响力。
作者：
艾薇•索（@Ivy_So，左）和阿丽娜•卡帕尼奥拉（@thatgirlalina，右）于2015年获得了哈佛商学院的MBA学位。他们以独立研究项目的形式与学院顾问阿尔诺尔•易卜拉欣（Alnoor Ebrahim）一起进行该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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