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个比方说，这就好像对一群孩子说：你们要在限定时间内跑到终点才有饭吃。在这个律令未被撤销或弱化的情况下，孩子们势必要被迫多练习来达成这一点。此时看到他们练得太苦，说要减负，但减负的结果却是这些孩子的竞争力下降，最终还得面对残酷的结果。
教育可能是现在中国家长最焦虑的话题之一。聚在一起时谈到孩子的学习，几乎没有人不在哀叹，都觉得如今孩子的负担之重，已到了连家长都叫苦不迭的程度；但与此同时，每个人又都觉得只能咬牙跟进，因为谁都不想自己的孩子输掉。中小学教育要减负的话，已喊了很多年，到现在看来似乎倒是“越减越负”，孩子的书包份量丝毫不见减轻，这到底是为什么？
乍看起来，“减负”似乎应是人们的共识，毕竟孩子负担之重确属实情；然而应该怎么减、谁来减，甚至减负到底好不好，各方说法不一。就我询问的几位身周做中小学老师的朋友来说，既有人抱怨“现在小学教学莫名的加压太多，学得太死，搞超前教育的结果是把每个孩子都当成了神童”，也有人认为“家长标准低一点就没事，学生的压力来自家长的期望值”。但至少有一点恐怕是共识：这些学习负担并不是孩子自己想要的，而是我们成年人（不论是教育系统还是家长）施加给他们的，原因是我们想让孩子按我们所期望的那样成长。
▲ 中小学生减负，长期以来一直是社会的沉重话题。几十年一直在喊减负，有些地方孩子们的书包却越喊越沉，课外负担越喊越重，休息的时间越喊越少。有数据显示，中国的小学生每天课外写作业的时间是2.82小时，时长已经超过全球平均水平的将近3倍。 © 中国网
中国的教育，就其根本而言可说是一种“结果导向的教育”，也就是说，在中国家长眼里，教育往往是一种“为了特定结果的投入”。在这种“终点计划”（destination plan）式的观念中，终极目标是很明确的，为了实现结果就必须排除中间的障碍，因而人生就像一场漫长的征途，期间任何偏离目标的举动或可能妨碍结果实现的行为（无论是看闲书还是早恋）都是不能容忍的。父母可以砸锅卖铁供孩子读书，但却会很难理解儿女的自由意志。当我的妻子名牌大学毕业后，厌倦了工作想做自由职业、在家带孩子，她父亲惊讶之余脱口而出：“那我辛辛苦苦栽培你上大学干嘛？”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为孩子设想的人生常常是一条直线：努力学习、考入名牌大学，毕业后成为人上人。我小时候，老家乡下还常有家长满不在乎地表示“不管读书好不好，总归有饭吃”，但现在这无疑会被视为愚昧。从婴儿时起，中国人就鼓励孩子立志：抓周时总希望孩子将来能有出息，最好抓一支笔；小时候问你将来想当什么，最好是“科学家”，如果是想当一名厨师或木匠，那这样平凡的志向通常并不被鼓励。这些目标通常是高远而功利的，无非是想攀入更高的社会阶层；而国家教育体制还有自己的议程，想塑造“四有新人”。这样，孩子能按自己的意志自由发展的余地自然就很小了，是成年人不断往他们弱小的肩膀上堆积份量，每一种力量都想着把他们塑造成我们想让他们成为的那个样子。
围绕着孩子教育的所有焦虑，说到底就是对结果的焦虑：考不上名校（甚至大学）怎么办？在这种心态下，广告也往往诉诸家长的恐惧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焦虑。我们很难设想一种没有目标、享受过程的人生，因为现在这人生的享受是在终点，而不是在过程，过程中只顾奔跑冲刺，所以极累；但到了终点后又会有新的目标，或者就是根本茫然不知自己应该干嘛了——很多黄冈中学的学生在大学毕业后精神生活都相当贫瘠，这是一种把人工具化的价值取向。由于那些目标大抵是相当功利的，例如考上名校，但一个人在成长中可能又会怀疑“那考上名校又是为什么？”因此，很多中国人的精神危机都是在目标实现之际到来。不仅如此，功利的目标容易失验：等名牌大学毕业后却没赚到大钱，家人的失望和自我的挫折怨恨就来了。这一功利目标或许可以提供强大驱动力，但这种驱动力却是外在的、不稳定的，一个人难以自发持续还发自内心地享受它——除非那些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的“人生赢家”。
▲ 河南某所高中校园内的标语。 © 东方女性网
这是一种不断适应变动环境的生存模式，法语中恰如其分地称之为fuite en avant（“向着终点不顾一切地冲刺”）。之所以如此，恐怕在于中国社会严峻的现实：在这个社会尚未真正多元化的时代，正如周雪光在《组织社会学十讲》所说的，由于社会的结构和人事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已把人们的生活机遇提早规定好了，“如果开始没有进入快道，那么对后来的影响非常大”。这两年中小学教育几乎到了军备竞赛的地步，除了年轻一代父母愈加重视教育之外，恐怕也与社会上普遍的阶层固化焦虑互为一体：人们看到，机会和资源不仅没有增多，甚至还更少了，而更好的教育是保证孩子未来竞争力的唯一根本，到处用人标准都要高学历，名牌大学对个人命运的影响甚至比以前更大了，既然趋势如此，那怎么能让人放松呢？
打个比方说，这就好像对一群孩子说：你们要在限定时间内跑到终点才有饭吃。在这个律令未被撤销或弱化的情况下，孩子们势必要被迫多练习来达成这一点。此时看到他们练得太苦，说要减负，但减负的结果却是这些孩子的竞争力下降，最终还得面对残酷的结果。换言之，现在所说的“减负”，仅仅是看到了“病症”的治标不治本之举，除非社会整体的价值观多元化，不同学历、不同职业的人都能过上体面有尊严的生活，才能消除这种焦虑感。在完成这一转变之前，所谓的“减负”，其实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用更科学合理的方式来实现目标”的手段问题，也就是说，减轻孩子负担，但同样甚至更好地达成目的。
这无疑是极难的。落实到现实中，为了贯彻教育局“减负”的要求，学校通常只是一刀切地减少课时和作业；奥数课不准上了，但小升初仍然要看奥数成绩，其结果是那些老实减负的发现自己“上当”了。很多家长由此对学校的减负感到很困惑，一位朋友的孩子现在小学二年级，便抱怨说：“现在公立学校一味说减负，但教育方法不改变，只是放他们玩，2点就下课，学校又不准办晚托班，我夫妻俩都要上班，不得已只能安排孩子去私立的晚托班，那几个小时怎么弄？好歹教点什么吧？此外，关键是你将来考什么？现在学而思也不上了，因为奥数取消了，但将来仍然考成绩，那私立的就是有优势，大家还得想办法。”在此情形之下，单纯“减负”的效果如何就可想而知了，家长们反倒要多花钱、多花心思去让孩子学点什么，而纯粹的玩则无疑更是奢侈，就算不是“浪费时间”，看来也无助于加强他未来的竞争力。
三年多前，天津教育系统开始强力推进减负：小学升初中不再看成绩了，通过摇号随机分配；初中教师也开始互相调动，目的是打平教育资源，给小学生一个美好的童年。几年下来，目前天津的传统重点学校如耀华、南开等，初中部学生的水平据说已和其他普通学校没有多大区别了。但减负只在公办教育系统全面推行，其结果是这些名校纷纷将教育资源倾斜到自己办的私立学校去。于是，天津一中不行了，天津益中崛起了；耀华不行了，耀华嘉诚崛起了；南开不行了，南开翔宇崛起了；二十中学不行了，双菱中学崛起了。由于强制减负，课堂上不能多教，要想学得深，就要找老师在课外再补课，然后去考私立初中为数不多的名额。最终的结果是花钱更多而竞争更残酷。
▲ 虽然一些地方教育部门年年下发文件整治此类现象，但是违规补课依旧火热，并从之前的公开转入“地下”。违规补课折射出家长、学生和老师的复杂心态与现实需求。 © 新华网
教育和医疗是改革开放时唯一没有触碰的两大领域，因为担心影响社会福利和公平性，但也因此，这些年来问题丛生。中国公立教育以压低师资收入的方式超负荷承担了过多的教育责任，工作时间之长与其劳动投入不成正比，以至于上海这些年从安徽等地输入中小学师资，但六千元左右的月薪在上海仅相当于全市平均工资水平，在租房开支之余所剩无几。教育改革（减负、禁止老师补课、快乐教育、弱化应试选拔等）进一步扰乱了原有的教育市场，导致公立学校为保证教育质量和自身利益只能另谋出路办私立学校。最终只是证明了一件事：无论怎么改变，名校和中上层家庭肯定仍会有更好的应对措施和资源。
这就是“减负”的困局：在宏观层面上，社会尚未多元化，学历歧视和职业歧视使得人们提早就开始为自己孩子争抢资源，而国家教育还负有自己的使命来塑造新人；在微观层面上，公立和私立的“教育双轨制”使得减负在实际推动时朝着与预期相反的方向发展。这看上去只是给孩子的负担松绑的问题，但了解这个困局就能让我们意识到：要解决这个“小问题”，需要一场漫长的改革。只有使社会进一步多元化并让不同职业的人们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同时确保公立学校在教育中的主体性地位，改善基础师资分配和福利待遇，确保不同学校在教学质量上的充分竞争并普及大学教育，到时“减负”或许才慢慢地不再成为公众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