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梁婷
编辑/刘汨
从警多年后万飞投身反家暴工作
退休警察、反家暴公益人万飞一直强调，遭受家庭暴力以后，最有效的求助渠道是打110。但报警之后，还应该做什么？《反家庭暴力法》施行四年多以来，这依然是个问题。
万飞曾是湖北监利市的一名法制警察，2015年开始从事反家暴工作，成立“蓝天下妇女儿童保护协会”（以下简称“蓝天下”），推出“万家无暴”项目，探索出了“妇联+公安+社会组织”的反家暴联动模式。
在由多个职能部门和社会机构组建的沟通群里，当一条家暴线索出现后，公安机关对施暴者做出惩处、妇联和民政部门为受害者提供生活保障，而公益组织也给予必要的心理疏导。在这当中，政府职能部门介入的效果显著，“蓝天下”最早服务的两个县级市中，拘留的41名家庭暴力施暴者，没有一人再犯。在警方出具告诫书后，家暴的复发率也只在1%左右。
“受害者的需求非常多样，一个机构解决不了。需要摆脱家暴、需要离婚、需要情绪发泄......”服务了近3000名家暴受害人以后，万飞更有体会，公权力部门不是解决家暴问题的终点，但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这一切由一通报警电话开始，之后是相关部门的及时介入，以及社会组织的服务，真正让家暴不再只是一桩“家事”。
一名女子遭遇家暴后想要轻生，“蓝天下”成员到场参与劝说
“打110”
那个女人的情况很危险，她站在6楼楼顶，四周毫无遮挡，因为离婚不成，哭闹着要自杀。2018年6月底，监利市的消防、公安、医生都聚集到这栋楼下。事情涉及到家庭婚姻问题，出警的民警第一时间通知了万飞。
女人瘫坐在楼顶，一条腿挂在房檐边上，情绪激动。万飞劝解不成，又找来了“蓝天下”的会员杨忠，他是监利市的一名法官。
女人的情况一点点清晰：丈夫家暴，她想要离婚，但丈夫告诉她，离婚可以，必须先拿钱来。以自杀相威胁，是她当时想到的唯一办法。
杨忠把工牌扔了过去，“你要离婚得找法院对不对，我就是法官。你下来我陪你去办手续。”自九点二十分爬上楼，一个小时后，她终于从楼顶下来了。杨忠先一步陪着她到法院立案，公安局负责将男方带来。两个小时后，在执行法官的调解下，双方签署了离婚协议。
这是“万家无暴”一次成功的联动。第一时间对接了公安局、法院，最短时间内解决了一次家庭暴力引起的危机。
2014年，当时还是监利县法制大队队长的万飞，组织民警去学校普及女性自卫知识，并以此为契机，在2015年注册成立了“蓝天下”公益组织。同年3月，他们接到了多位被家暴者的求助，意识到家暴问题的严重性，决定推出“万家无暴”项目，项目的核心是公安局、妇联、其他政府部门以及社会组织的联动。
多年下来，万飞深有感触，即使《反家庭暴力法》已经推行了4年多，很多受害人并不知道这部法律，更不用说以此维护自己的权益。很多警察也依然认为家暴是家务事，不想过多牵扯其中。与之相对的，是在《反家庭暴力法》施行前，已有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也完全可以用来处置家庭暴力。事实证明，随着政府职能部门的介入，无论是判刑、拘留还是告诫，对解决家暴问题都有明显的效果。
万飞介绍，监利和潜江两个“万家无暴”最早的项目试验区的数据反应出，拘留的效果最好。目前，这两个县级市共拘留过41名施暴者，他们中没有一人再犯。警方出具的告诫书也将家暴复发率由口头处置的12%左右降到1%出头。
万飞遇到过一位施暴者，结婚19年，妻子被打了200多次，很多时候，他事后完全不记得自己打了人。最后一次，他的妻子报了警，施暴者被拘留了10天。万飞去拘留所给他做测评和心理干预，教他管理情绪。至今，距离最后一次施暴已超过1年半，万飞后来几次回访，曾经的施暴者都没有再打人。
与政府部门联动是“蓝天下”的主要工作方式之一
联动
在万飞开始做反家暴工作时，《反家庭暴力法》还在酝酿中。2016年3月1日这部法律正式开始施行，这也成为“万家无暴”项目联动更多政府部门的重要依据。
《反家庭暴力法》共六章三十八条，写明了包括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司法机关、妇女联合会等在反家暴中的职责：警察要对施暴人出具告诫书，人民法院要受理当事人的人身保护令申请。“政府部门开展工作必须要有依据，要么是法律、要么是制度，公益组织要和他们对接，就要把这些东西摆出来。”万飞说。
对于“万家无暴”项目的出现，当地妇联很欢迎，还给予了部分资金支持。监利市妇联副主席罗雳对深一度记者说，此前，妇联在面对家暴问题时，没有执法权，很难第一时间获取信息，人手也有限，只能做一些帮扶和救助。她很看重万飞的从警经历，能获得很多110报警信息，更及时的掌握家暴线索。
最近几年，监利妇联和社会组织的连接越来越紧密，逐步尝试把自己做不到的专业技能工作，交由社会组织代理。同时，在社会组织与其他政府职能部门对接中存在的限制，妇联也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因为我们是公对公的关系，优势会更大一些。”罗雳表示，有的当事人离婚官司遇到取证的难题，妇联还可以通过当事人所属的社区村干部、乡镇的妇联了解情况。
当“蓝天下”尝试联动监利市公安局时，妇联也成为了其中的一环，万飞拿到了一份以妇联名义出具的函件，上面陈述了《反家庭暴力法》中对于公安机关的要求，希望进一步重视反家庭暴力工作。万飞说，列出法条的目的是，指明作为反家庭暴力的重要职能部门，及时调查取证和依法处罚加害人是公安机关的法定职责。“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方法，把明确的法律法条拿给负责人看，他就没有理由推脱。”
2016年3月1日《反家庭暴力法》施行，这之后二十天，监利市发出了当地第一份《家庭暴力告诫书》。求助者是一名2001年出生的男孩，因为被父亲打，报了警。
与监利市公安局合作后，110接警台的接警员一旦接到家暴警情后，会发送当事人基本信息到“监利110家暴群”中，群里除了“蓝天下”的相关工作人员外，还包括县乡镇妇联、法制大队、法律援助中心、律师事务所、救助站等机构。
最初群里收集到的信息并不多，后来万飞想了个办法，2017年开始，“蓝天下”对每条由接警员反馈的涉家暴警情予以5元补贴。他特别强调，补贴是因为这并不是接警员的份内工作。“他们不是警察，只负责接报警电话，然后调配警力。他们值班也很忙，报警电话后半夜都不停。”此后，他们收集的家暴信息大量上升，2018年共接到了419个家暴信息，是2017年的3倍。
对汪桥镇一个被家暴的12岁男孩的救助，就是从一个视频的共享开始。2019年底，监利市一位团委的干部发来了视频：男孩只穿着内裤跪在路上，被一个成年男子用竹条抽打。万飞非常肯定这是家暴，不过十多分钟，他就赶到了视频中的地点，第一时间通知了当地派出所。
他们了解到，受害人与施暴者为父子关系，男人有过四次婚姻，男孩是男子与第三任妻子所生。男孩的身上，新伤旧伤已经叠在了一起。最终，派出所对男孩父亲做出了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决定。
“蓝天下”的工作人员一直跟进对男孩和他继母的心理疗愈，妇联帮男孩向监利市人民法院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要求“禁止被申请人殴打、威胁受害人”，“禁止其忽视、冷遇受害人”。男孩的父亲被释放后，抛下家人不知去向。民政部门又对接福利院，出钱资助男孩的生活保障，妇联则对接了教育局帮助他重回校园。
这个过程被万飞看作多个部门组织联动的“模板”，“家暴事件太复杂，不能期待某个机构单独解决所有问题。需要大家打破信息壁垒，在各自专业的领域贡献力量。”
作为“蓝天下”的工作人员，对于一起家暴事件的介入，几乎始自警方出警的同时。他们要与受害者尽快取得联系，了解伤情、告知自我保护措施，还要评估出警情况和处置结果，提醒受害人及时取证。评估需求后，在监利、潜江的家暴受害人，他们都会争取上门服务，若是全国其他地方，就线上提供包括心理咨询、法律援助等在内的多项帮助，再根据需要，指导受害人对接相应的部门。
最初“蓝天下”只服务湖北省内的监利和潜江两个市，最近几年，万飞先后到西安、内蒙古开展讲座，培训警察如何解决家暴警情，内蒙古的一位治安大队长主动联系他，希望做些事情。这也是万飞的工作方法，“让队伍中有更多的警察志愿者。”
一份规范的家庭暴力告诫书
难开的告诫书
“蓝天下”的心理咨询师季碧梅告诉深一度记者，在帮扶的过程中她发现，很多地方的警察和法官至今对《反家庭暴力法》的条款还非常陌生。即使到现在，很多省市都需要他们提供告诫书的模板，在这背后，是理念的滞后。
季碧梅说，每次接到求助，他们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询问对方有没有拿到《家庭暴力告诫书》？如果没有，他们会第一时间把《反家庭暴力法》的内容发送给对方，“这个是必需要拿到手的。”
《家庭暴力告诫书》是《反家庭暴力法》中对家庭暴力受害人重要的保护手段之一，也是对施暴者的警醒。报警了，没有任何书面材料，依然会留有隐患。
万飞很认可湖北荆州市和监利市公安局的做法，当地拍了两期反家暴教学视频，实行全警培训，把处置家暴警情的方式由口头改为书面。在对警方的培训中，万飞常讲，及时开具告诫书对警察来说也是一种保护，能证明警察已规范作为，“即使发生类似最近网红拉姆那样的升级事件，他们也不会因没依法作为而被追责。”
“告诫书对施暴者有很大的教育作用，它比口头教育的威慑力大很多。”万飞做过统计，截至2019年，监利县开出了六百多份告诫书，复发率百分之一点多，口头警告的复发率超过了百分之十。但在其他省市，很多当事人对告诫书的意义不重视，职能部门也一知半解。
2020年4月底，一位来自北京的当事人在听过一次直播分享以后，加了万飞的微信。最近再次被丈夫家暴后，她第一次选择报警，她向警察要求开具告诫书，但被拒绝了。警察告诉她，本地没有这个政策，只有外地才可以开。她不懂法，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万飞找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下发的文件：《北京市公安局反家庭暴力告诫工作规范》。当值的警察看到这份文件以后，回复说要去查一查。在查到这份文件之后，他们开出了这家派出所的第一份《家庭暴力告诫书》。
“北京不是没有，而是这个派出所没有学习。”万飞说，很多基层派出所都有这样的问题，对文件学习不够。“我们要做的就是用法律、规章制度反作用于执法部门，推动他们开展工作。”
为了拿到一份告诫书，有时候可能还要用些“特殊手段”。
来自贵州的一位当事人，凌晨被老公打，挨到第二天早晨报警，警方同样拒绝开告诫书。即使万飞已经把法律文件发了过去，对方还是很坚决。当事人不知所措，万飞告诉她，那就不走了。一直耗到晚上，她终于拿到了告诫书，也是当地的首例。在面对不作为的公安机关时，万飞还曾遇到过当事人以录音相威胁才拿到告诫书的情况。他坦言，“不得已的时候，这也是一个方法。”
万飞收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家庭暴力告诫书，从内容到名称，五花八门。有派出所给出告诫书的依据不是《反家庭暴力法》，而是《治安管理处罚法》。佛山市一派出所开出的告诫书叫《反家庭暴力告诫书》，常州市公安局的告诫书名为《制止家庭暴力告诫书》。万飞说，“这在语法上就是不通顺的。家庭暴力告诫书是在告诫家庭暴力这种行为。反、制止，你还告诫什么？”
在众多告诫书中，最离谱的来自苏州市的一个派出所。该份告诫书把家庭暴力受害人的姓名写在了最前面，紧接着陈述“你实施的家庭暴力行为”、“现对你告诫如下”......
“我们是法治国家，要有规范的法律文书。全国出现了从名字到格式完全不同的告诫书，这非常的不规范。”万飞希望先从最基本的法律文书上做出改变，“一直这样下去，是很奇怪的事情。”
一纸告诫书，看似只是一个告诫，背后展现的是公权力机关对家暴的态度。告诫书一般一式四份，警方存档一份、一份交给家庭暴力受害人、一份交给家庭暴力加害者，另一份留社区（村委会）保管。
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它是当事人被家暴的证据。万飞说，规范的《家庭暴力告诫书》应该写明时间、地点、造成的后果、相关证据和被告诫人的签名，这在离婚的时候可以作为很重要的证据。
作为法官，杨忠也很认同，案件审理要有证据支撑，有了告诫书，法官可能会对家庭暴力受害人有所倾向，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对判决有决定性作用。“有的家暴受害者，即使有医院的门诊病历，但没有报警记录，没有《家庭暴力告诫书》，没有《人身保护令》，我们也无从判断。”
咨询师季碧梅在给被家暴的12岁男孩做心理辅导
麻烦的家务事
一通报警电话，往往让公安机关成为最先介入家暴事件的公权力部门，在很多时候也成为了被诟病的对象。“家暴找警察，但是警察不受理，说了两句就走人了，我该怎么办?”网络上，随处可见这样的求助帖。
万飞说，有的基层民警在执法时一定程度上还把家暴视作家务事。但不可否认的是，警察在家暴警情的执法中，被很多复杂的因素影响着。
监利作为一个县级市，每个月最多有近一万警情，平时的数量大概是六到七千。这其中，家暴警情大约四十个左右之间，最多时能达到一百个。这其中，监利市红城派出所每天的警情大约30个，家暴警情每个月只有个别两三个，这并不是他们工作的重点。
红城派出所的一位警官告诉深一度记者，虽然他们遇到的家暴警情相对较少，但家庭矛盾特别难处理，会牵扯很大的精力。有的两口子打架，若是把丈夫拘留了，妻子一定会跑来闹，“我只是想让你们教育一下，你们怎么就关起来了。”
还有的公婆也跟着闹，“不解决不能走”。警察想带回派出所解决，老人不依，就要在家解决。有一家人的家暴问题两年都还拖拉着：老大的妻子打了老二的儿子，婆家又打了儿媳妇，媳妇的娘家又牵扯到一起。“毕竟是一个家庭，如果没有这些，我们直接该拘留拘留就行。”民察也很无奈，“这玩意儿，很麻烦。”
有一些家庭暴力的受害人也会成为干扰。一个23岁的年轻姑娘被丈夫打骨折了，姑娘的父母亲朋都很气愤，强烈要求公安处理。但女孩自己不说话。当值的警官找姑娘做伤情鉴定，被拒绝了，签字也不肯。没办法刑事拘留，最终只能对男方治安拘留十天。“只有极个别的受害人会强烈要求并配合公安机关处理，很多人只是要公安局备个案。然后说一句，自己两个人再解决一下，以后出现事情再说。”
这样的难处同样存在于民政部门。监利市民政局工作人员告诉深一度记者，包括救助站、乡镇民政办、村委会等在内，他们有很齐全的机构设置。如果当事人遭受到家暴以后，主动来寻求帮助，他们一定会全力解决。但如果当事人不来联系，他们也很难主动去管。
这名工作人员解释，监利现在有300多个村庄，每个村四到五千人，工作人员不超过5个，包括环境保洁、脱贫攻坚都是要负责的工作内容。主动走访在个别基层工作人员看来是件比较虚的事，“他们觉得该帮助的已经帮助了，贫困户、低保也都关照了。其他的事情就不那么重要了。所以要想做好这份工作，基层的主要领导要有意识，这也是一个过程。”
作为妇联工作人员，罗雳有时也很困惑，“有一些求助者是很盲目的，没有诉求，也不知道要干嘛，就是来哭诉、发泄。”他们求助的问题可能是：“我不知道该不该和老公离婚”、“我不知道该不该起诉他。”这让工作人员没法有针对性地实施救助，这类情况几乎占到了求助者的三分之一。
杨忠也很理解法官在家暴案中的难处，“婚姻家庭案子有它的特殊性，不比借贷案子，差多少钱，算得很清楚”。杨忠说，一些离婚案件之后，又牵扯出刑事案件，甚至是杀人案件。“作为法官，你有没有足够的判断力？你的判决会不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加剧社会的不稳定性？这些都会增加综合判断的难度。”
对错之外
当了多年警察，如今又从事反家暴工作，万飞尝试从更多元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
家暴受害者的需求非常多样，需要摆脱家暴、需要离婚、需要情绪发泄......但是警察只能做到“抓人、关人”，这能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受害者安全感，却不是解决家暴问题的终点。万飞很清楚，在法律准则之外，许多家暴事件中的“好坏对错”难以界定。
一个年轻姑娘给万飞发来求助消息，男朋友让她削水果，她不愿意，对方顶了她一下，她反过来推他，“有点力气，他差点滑倒。”男朋友又推了她一下，她想起之前男朋友欺负自己的种种，还手了。“他火了，把我按在地上，扇耳光，家暴我。”
另外一位求助者的丈夫喝多了躺在床上，她推他去洗漱，对方不动。求助者说，“我用衣服的带子抽，他还是不动，我就用衣架抽他，也不动。最后我一不小心把茶杯打破了，他就以为我把电脑弄坏了，起来吼我，打我。”
“这哪是单向的暴力啊，你打他不是家暴吗？她们都没有意识到自己也在施暴。”万飞说，这不是追求“完美的受害人”，但在一个家庭关系里面，一定是相互的。除了个别的极端案例之外，大部分家庭暴力的产生都是双方情绪的累积。除去为受害者提供人身上的保护，万飞也一直希望，能给予他们心理上的疏导。
今年2月，一个40多岁的女性来求助万飞，因为丈夫家暴，想要离婚。起因是疫情期间，夫妻俩开的小店没法经营，被困在家。她爱学习，平时听网课。老公打游戏、看短视频，她觉得他不求上进。“她跟我说，念叨了男的很多次，但他还是在那边笑哈哈地看，她就烦得要死，把手机啪的一打，激怒了老公。”
万飞一点点询问：以前有没有这种情况？男方是否打过你？求助者说都没有。“这就是一个很典型案例。你爱学习是你的事，是美德。但双方都已经四十多岁了，夫妻之间要互相尊重各自的习惯。”
发生恶性家暴以后，施暴的一方普遍会遭到从人品到性格的全方位否定。“打人这种行为肯定是不对的。”万飞说，在这种前提之下，作为专业的反家暴组织，也要考虑施暴者的处境。施暴者也都是普通人，精神病和反人格障碍是极个别的。“每个人在家庭中都有自己的体验和情绪，过多地否定、指责一方的过错无助于解决问题。矫枉过正反而会影响反家暴工作，会加剧施暴者的反感情绪。”
万飞说，求助者中有至少60%的人需要心理咨询服务，学习如何处理亲密关系。他希望能够提前预防家暴的发生，让当事人学会控制情绪，包括施暴者也包括受害者，“我们会引导求助者梳理自己的沟通方式和行为模式，看有无改进之处。家庭关系是个互动关系，只要一方有改变，另一方也会变。”
在万飞帮助的诸多求助者中，有人给他发来了长篇个人感悟，其中有一段写道：他动手是不对的，但是这个互动模式是可以改变的。之前觉得对方什么都迁就自己，就越来越任性，甚至会居高临下，言语中多有贬低、傲慢，无休止的发脾气、指责，发生暴力行为两个人都有责任，而且是可以避免的，只享受不付出不反思不花心思，换一个人，依然可能发生类似的行为。
台湾地区一位家庭治疗师的做法让万飞很受触动，他请经常吵架、施暴的夫妻24小时背着录音机，想记录下双方的冲突过程，结果他们1个月都没有争吵。咨询师问为什么会这样，两个人都说，一生气就想到录音机，如果先开口那不是我的错吗？在那一刻，没有来自外界的警告，仅仅是一个录音机，就让他们度过了想要恼怒、动手的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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