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宽，独立撰稿人，长期关注城市化、公民权利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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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供事实孤儿情感陪伴的这些年，康勇忠始终觉得，民间机构力量薄弱，情感支持作为帮扶事实孤儿最重要的一环，执行难度也最大，相关专业人士也最缺乏。他指出，政府需要出台政策覆盖这一环，可向具有正规资质的民间机构购买专业服务，或安排儿童主任，关注孩子内心的成长变化。“这只是一个方向，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康勇忠说。
当同龄人还在吃喝玩乐的时候，8岁的西西却掉入了一个巨大困境——她无法确定自己是不是孤儿。
西西出身湖南，在长沙周边的小村庄长大，由奶奶抚养。父母未成年时生下她，却又匆匆“逃离”。父亲19岁那年，突发脑溢血身亡。曾打算将西西养到3岁才外出务工的妈妈也突然变卦。丈夫死后两个月，她就离家出走了，留下西西与奶奶相依为命至今。
现在，8岁的西西想要一个身份，却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谜题。
在中国，像西西这样的儿童被称为“事实孤儿”——一群父母没有双亡，但家庭没有能力或没有意愿抚养的儿童。2019年，民政部公布数据称，全国范围内的事实孤儿共计50万。他们的父母或重残、重病，或服刑在押、被强制隔离戒毒，或一方死亡或失踪，丧失抚养子女的能力。
2020年1月1日，由民政部、教育部、公安部等12个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正式实施。这是针对事实孤儿议题国家层面首次出台专门意见，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正式纳入政府制度性救助体系。
但西西却被拦截在门外。母亲改嫁后一直未出现，却在不久前给西西寄过一次生活必需品。这个突如其来的关爱却把西西推向边缘——它证明了母亲的存在，使西西在制度上不被认定为“事实孤儿”，换言之，她无法接受面向事实孤儿的政府援助。
西西的救助方——大爱无疆公益文化促进会（以下简称“大爱无疆”）秘书长康勇忠估计，全国范围内，像西西这样的事实孤儿大约30万。他们父亲过世，母亲改嫁，大部分与老人为依。但政策的一刀切，却隔绝出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群体”。“（它）将母亲改嫁的这一类儿童全部剥离在事实孤儿政策之外，这是很不合理的。”康勇忠说。
▌分别
西西只有3个月大时，家里的变故就来了。19岁的父亲暴发了脑溢血。处理完儿子的后事，奶奶很快向17岁的媳妇黄静做出安排：孙女还很小，你不要走。我每个月给你300块钱，把女儿带到3岁吧。
黄静点了头。当时，黄静未成年，她没做过妈妈，没把过尿、没喂过奶。两个月内，她的生活一团糟，和婆婆不断起争执。有一天，她终于熬不住了，什么也没说，抛下了尚不足半岁的西西，不知所踪。
其后八年，西西和奶奶平淡地生活在这个小乡镇，她没有爸爸妈妈，看见同龄的小伙伴一家三口其乐融融时，她问奶奶：“妈妈在哪里啊？”奶奶语气怨恨：“你妈不要你了。”
2015年，当康勇忠和同事探访西西家时，他还能感受到这个事实孤儿的脆弱和无助。“她不敢说话，很胆小”，康勇忠让她填心理评估问卷，西西把整个身子躲在了奶奶后面，头刚刚从老人的腋下刚刚探出来，又小心翼翼地躲开了。整张心理评估问卷，西西只答了一半，在愿望一栏中，她写下：我想见自己的妈妈。
电影《何以为家》该片讲述了一个12岁的黎巴嫩男孩扎因悲惨的生活经历，
他控告自己的父母，原因是父母生下了他，却没有能够好好的抚养他。 © 《何以为家》
当时，康勇忠担任“大爱无疆”的秘书长，常常到湖南各乡镇寻访事实孤儿。在湖南省未成年人劳教所探访的一次经历告诉他，劳教所里这些孩子大概率犯了重罪，比如抢劫、杀人、贩毒。
“他们要么就是事实孤儿，要么就是父母闹离婚对孩子不管不顾。”康勇忠说，破碎的原生家庭提早终结了他们的童年，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社交圈。
“他们经常到网吧，两三天不回家。社会上专门有人盯着这些小孩，知道不回家的他们肯定没人管，就带他们去上网，请他们吃饭，给他们买BB机。”经不住诱惑的小孩会顺从这些人的话，去偷、去抢、去贩毒，直至坐进监狱。
2019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做过一期有关事实孤儿的跟踪报导，报道揭示了2017年陕西渭南警方侦破的盗窃案。窝点在一片鲜有人踏足的荒地，上面散落着破旧的电脑、牛奶、散盒的烟，荒地的角落是一处罪犯聚集点。
警方发现，犯案者全是事实孤儿。记者问其中一位犯案者亮亮的爷爷，知不知道孙子在偷窃？爷爷很平静，说没人管的小孩就是这样。爷爷还透露，亮亮的父母在其一岁半时已离婚。离婚后，母亲再无音信。有一天，外出打工的父亲打电话回来，说：“我已经在外面成家了，还有了一个孩子，就这样吧。”
▌无奈
从2012年成立至今，“大爱无疆”持续帮扶事实孤儿。他们从助学、环境支持、成长陪伴、营地体验和政策倡导五个方面入手。经验丰富的康勇忠知道，当其他四项做足做尽时，依然无法弥补“成长陪伴”的缺位，而母亲的陪伴则在所有陪伴中重中之重。“（孩子）对母亲的依赖是天然的。”而缺少这类支持的孩子往往会自卑、自闭，阴影伴随一生。
靖州“大爱无疆·爱助成长”事实孤儿项目走访调查进行中。 © 靖州县义工联合会
这些年，康勇忠始终不放弃为西西寻找妈妈这一最重要的情感支持。康勇忠从村干部那里打听到黄静的下落。2012年出走后，她前往长沙市里打工了。随后又改嫁，嫁进离原来家庭20公里外隔壁镇的一户人家。可好日子没过几天，问题又来了。
“你现在是什么情况？”第一次接触黄静时，康勇忠听到电话一头的女人在哭泣。
彼时，黄静刚刚遭遇丈夫的家暴，从丈夫家中逃了出来。她躺在床上一边哭，一边说：“我想要离婚。”
2012年改嫁后，黄静生下一个孩子，她没有工作，在家中的地位很弱。婚后，夫妻双方因为养育儿子的观念不和，矛盾激烈，丈夫常常什么话都不说，就将她一顿暴打。站在一旁的公公婆婆不出声，忽然联合儿子一起打她。
黄静想过要离婚。可康勇忠带着黄静在长沙市妇联寻求专业律师意见，威胁短信来了：你要离婚，就干掉你全家，说你在外面做婊子，我要把这些公开，让你永世抬不起头。律师去调解时，丈夫坚持不离婚，要求黄静每个月交800元的抚养费。“500行不行？”丈夫没答应，最终婚也没离成。
黄静不是没有想过要回到原来的家庭找女儿。但早年的不辞而别在西西奶奶心中留下怨恨挥散不去。黄静知道，在老家，西西奶奶逢人就说她冷血没感情，女儿那么小，只有蛇蝎心肠的女人才会把女儿抛下。
黄静不知道怎么办。
▌困境
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也投射在女儿身上。
现行《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规定，只有两类儿童被认定为事实孤儿——父母服刑或吸毒，子女无人看护照顾的，以及父母均属于重度残疾，丧失劳动能力的。像西西这类，父亲一方过世，母亲改嫁的则不被算在内。
而只有在官方所认定的父母单亲失踪两年以上，并去公安机关报备的，以及失联半年以上、做过信息登记的，其子女才能纳入事实孤儿的保障政策。每月享受475元的补助，被划入贫困标准内的，则可享受每月950元补助。但补贴标准各省标准不一，往往按当地的财政状况而定。
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每一个地方的民政部门的负责人，或者说民政的领导，对于政策的解读不同，也会导致事实孤儿没有明确的认定标准。”康勇忠希望，国家能出台统一标准，资金由中央拨付，切实保障事实孤儿的权益。
过去五年来，康勇忠一直希望事实孤儿保障制度能进一步完善。2012年后，“大爱无疆”就一直邀请长沙市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写提案，呼吁国家出台关于保障事实孤儿利益的专项意见，其间不断得到官方的积极回应。
2020年1月1日，《意见》出台后，康勇忠发现申请表格中，在父母单亲状态一栏中，只有“失踪”、“失联”选项，西西这一类母亲改嫁的儿童不被纳入政策范围内。
尽管西西的母亲健在，但因为其再婚后成立新家庭及自身经济状况等原因，她确实无法承担抚养女儿的义务。康勇忠解释道，一般事实孤儿的生母会二婚，而在农村的婚姻市场中，这样的女性选择往往不多，“能找的不是丧偶，就是农村的光棍”。
再婚后，为了稳定婚姻关系，她们往往会与现任丈夫诞下第二个孩子。也因此，她们无暇照顾前一个子女。更重要的是，女方往往因为家庭琐事无法工作。经济地位直接决定了她们对生活的主导权，“没有很多钱，你根本无法抚养从前那个孩子。”
“所以，黄静无法照顾女儿是多个原因导致的。”康勇忠说。
▌团聚
经济实力成为改变西西困境的重要推力。“大爱无疆”介入西西的案例后，第一件事就是鼓励和援助黄静找工作。在长沙，她成为了一名收银员，收入3000。随着警方的介入和关注，丈夫一家的家暴也偃旗息鼓。
有空的时候，黄静会带着西西与另一个陪伴她成长的孩子一起滑雪、吃火锅，加强亲子联系。而当西西越来越开朗后，奶奶对黄静的怨恨也在慢慢变少。最近一次见面发生在不久前，黄静给女儿买了礼物。临走的时候，女儿抱住黄静，哭个不停。
问题并没有终结。在提供事实孤儿情感陪伴的这些年，康勇忠始终觉得，民间机构力量薄弱，情感支持作为帮扶事实孤儿最重要的一环，执行难度也最大，相关专业人士也最缺乏。他指出，政府需要出台政策覆盖这一环，可向具有正规资质的民间机构购买专业服务，或安排“儿童主任”，关注孩子内心的成长变化。“这只是一个方向，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康勇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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