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7日，由阿拉善SEE浙江项目中心联合复旦大学可持续行为研究课题组共同完成的《垃圾源头分类-全球城市案例集》正式发布，这是目前国内最全的全球各大城市社区垃圾治理分享案例集。
在发布会上，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玛丽·哈德非常激动地给杭州竖起大拇指，她说：“不管在哪个城市做垃圾分类，最终要触碰到人的内心。”
现场，玛丽·哈德教授和浙江省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综合宣传组组长蒋智勇、阿拉善SEE第六任会长钱晓华、阿拉善SEE浙江项目中心主席寿柏年，以及杭州的公益组织、物业公司、学界专家、媒体、居民代表共同交流，分享垃圾分类的“杭州探索”和“世界经验”。
集合全球九个城市经验
2018年10月20日，阿拉善SEE浙江项目中心在成立之日就正式宣布启动“杭州市社区垃圾源头分类试点项目”，聚焦城乡生活垃圾分类议题。此后，浙江项目中心在杭州的5个试点小区3500户居民中试点不同类型的垃圾源头分类。
作为国内最早关注垃圾分类的高校科研团队之一，复旦大学可持续行为研究课题组进行了近9年的跟踪研究，研究城市居民垃圾分类行为如何从建立意愿、开始分类到持续养成习惯。
2019年至2020年，在杭州试点的基础上，浙江项目中心与复旦大学可持续行为研究课题组开展垃圾源头分类全球城市案例调研、梳理，根据日本东京、韩国首尔、美国旧金山、印度班加罗尔、瑞典韦斯特罗斯，以及中国上海、杭州、南京、北京等国内外九个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案例，梳理关键社区操作方法和可借鉴经验，形成《垃圾源头分类-全球城市案例集》（以下简称“案例集”）。在昨天的发布会上，复旦大学可持续行为研究课题组博士后、案例集主要负责人李长军发布案例细节。
李长军发布案例细节
早在2000年，杭州就被确定成为全国首批垃圾分类试点城市之一。当年7月，杭州市政府办公厅下发《杭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实施方案》，将杭州市的生活垃圾分为可回收垃圾、非回收垃圾、有毒有害垃圾、大件垃圾等四类。
2011年，杭州打造“国内最清洁城市”，再次强调垃圾分类，并计划到2015年实现居民社区垃圾分类覆盖率达到80%。2014年，杭州市首次提出了生活垃圾“三化四分”概念，即通过分类投放、分类收运、分类利用、分类处置“四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三化”。
2015年，杭州出台全国首部垃圾分类地方性法规——《杭州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分别对杭州生活垃圾设置规划建设、源头减量、分类投放实施管理责任人制度、收运处置等10个方面做了规范。
2017年，杭州被住建部列为46个强制分类试点城市之一。到2019年8月1日，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表决通过《杭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杭州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决定》，杭州市垃圾分类管理再上新台阶。
总量与增速控制用上“经济杠杆”
再生资源回收创新模式链接“互联网+”
在发布会现场，浙江省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综合宣传组组长蒋智勇提起了一组浙江的垃圾分类“大数据”：浙江省的垃圾总量增速从2016年的增长率10%，降至2019年的0.7%，减量效果明显。
杭州市在2014年就发布了《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进市区生活垃圾“三化四分”工作的实施意见》，以年度垃圾总量控制为目标，大力推进源头减量。在总量控制方面，杭州市政府运用经济杠杆，对各区实行“增量控制、超量加价”管理制度：以2%的年增长率为目标基数，超额度增长的部分按照一定系数的比例收取处置费用；加价收取的垃圾处置费由杭州市财政统筹管理，按年度结算支付，专项用于对垃圾量低于年度控制目标5%的城区进行补助。
浙江省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综合宣传组组长蒋智勇介绍浙江垃圾分类情况
在垃圾处理的收运环节，杭州城西文新街道早在2006年就引入杭州第一辆厨余垃圾收运车。从2009年起杭州全市开展垃圾“清洁直运“，到2014年，已有100辆绿色厨余车进入大街小巷。2017年开始，杭州市环境集团推出以“绿车绿桶、黄车黄桶”为基本标志的标准划分清运系统，并沿用至今。
在后端处理环节中，杭州布局和推进末端处理的能力建设，截至2019年10月，焚烧处理能力已经达到8500吨/日，新建成3座焚烧厂，新增焚烧处理能力5100吨/日；新建成4座餐厨废弃物和厨余垃圾处理厂，规模化生物处理达到850吨/日。根据杭州市城管局调研，到2020年，预计新增5200吨的焚烧能力，餐厨处理能力也将达到2000吨。
杭州还在不断完善回收政策、规范市场秩序、布局回收网点、加强行业支持，凭借信息技术优势探索再生资源回收创新模式，以“互联网+”为传统回收行业赋能，搭建政、企、社合作平台，有效促进了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新业态的发展，推动了垃圾清运和资源回收“两网融合”建设，孵化出了“虎哥”回收、申奇回收、物尽其用、家宝兔等再生资源企业。
北京：建立较为完善的政府推动机制
自2017年北京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意见》及《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行动计划（2017-2020年）》后，北京市逐步建立完善了示范片区建设考核和日常管理办法和稳定持续的资金投入保障机制，同时垃圾分类也被纳入各区年度政府绩效考核内容，由政府主导推动，成效显著。
南京：经济刺激推动公众参与积极性
南京市的垃圾分类服务引入专业企业，主要通过经济刺激来推动公众参与垃圾分类行动，居民进行垃圾分类可以积分，满足一定的分值就可以兑换相应的福利，绝大部分福利由政府支持，让市民意识到垃圾分类不是一件复杂和不愉快的工作，而是能带给自己实际改变甚至福利的好事。
上海：宣传+全方位动员，推动社会广泛参与
从2019年3月份开始，上海就开始了社区“入户宣传”，通过“上海发布”微信公众号为居民提供方便的知识查询和信息获取渠道。上海市政府还召开新闻发布会和媒体通气会等，加强政策解读，推出“垃圾分类听民声——区长对话居民”大型专题访谈、推动垃圾分类进课堂（制作垃圾分类知识读本幼儿园版、小学版、中学版）等多种形式，全面推动社会参与。
日本垃圾分类项目的政策与实践都是符合本国国情和在地居民生活习惯。比如东京23区作为核心地区，对资源的需求和消耗都很可观，所以选择使用焚烧垃圾处理方式；在地居民以原生日本人为主，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相似，居住模式一般为社区制等，所以确立了可燃和不可燃两大类标准，确立了在地居民为垃圾分类主体责任人、各区各辖下社区为监督负责人的运营模式。
为了强化食物垃圾分类效果，2013年韩国开始推进按重量垃圾收费制度。首尔第一批全面覆盖智能化垃圾减量模式，引入一款自动称重的智能设备，将每日食物垃圾产生的具体重量通过互联网实时反馈给垃圾产生者本人。一方面，垃圾产生越多则付费越多，反向影响产生者为了经济利益而减少垃圾产生；另一方面，垃圾产生的数字规律性反馈，可以让生产者更加明确自己的行为为环境所带来的影响，激发其反思。
印度班加罗尔：民间公益组织发起公益诉论
猛增的垃圾量超过了当地填埋容量，班加罗尔曾出现垃圾危机，关注垃圾问题和践行社区垃圾分类多年的环保公益组织发起了两个公益诉讼，将班加罗尔政府和全体班加罗尔市民告到了卡纳塔克邦高等法院。在广泛听取各方争议和意见、走访填埋场和参观社区垃圾分类和厨余堆肥试点之后，高等法院于2012年9月10日给出了印度垃圾管理历史上第一个判决，要求班加罗尔全市实行垃圾源头分类，建议采纳“两桶一袋”三分法，提出建立垃圾管理行政小区委员会等条款，为后来印度出台国家层面的垃圾管理新法规奠定了基础。
美国旧金山：关键废弃物的回收计划及法制化
旧金山通过一系列法律条例、涉及废弃物管理中关键点甚至痛点的举措，有效推动零废弃计划。在2009年，旧金山对所有企业和住宅区都提出了回收和堆肥的要求，通过了美国第一部强制性堆肥法；聚苯乙烯泡沫塑料禁令规定所有待运的食品容器必须可回收或可堆肥；市政府禁止用城市资金购买瓶装水；2012年塑料结帐袋禁令扩大到所有零售商。按照法律规定，顾客在商店、餐厅消费时，如果需要纸袋或可堆肥塑料袋，要多付10-25美分，大大增加了重复使用手提袋带到商店的人数。
在瑞典，关于垃圾分类的宣传教育持续了30年，整整的影响了一代人。垃圾分类是走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瑞典政府正是因为认清这一点，将垃圾管理的概念和生态保护的意识全面的引入教育系统，从孩童开始就植入这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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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授权转载自“杭州新闻”客户端（记者：王锦 编辑：李烨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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