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金断裂的绿色蔷薇正面临倒闭的风险，他们想尽各种办法，降薪、裁员，甚至开展“线上服务”等方式积极自救，但财务状况仍处于崩溃的边缘。
“深圳像一片灰色的大海，我不是水，但我和水一样流动。”十几个孩子正在排练一场儿童戏剧，大声讲述着他们的故事。小小的“剧场”只有50平左右，天花板上转动的老式吊扇，不时吹来一阵凉爽的风。
“剧场”就在深圳牛始埔一栋普通居民楼里，一层是深圳绿色蔷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活动空间，这是一家专门服务基层女性和流动儿童的公益机构。
中心负责人丁当站在一旁，静静地观看着孩子们的演出。每一年暑假，都会有一批孩子没有办法在深圳上学。一个男孩说，他就像漂流瓶一样，在深圳漂了三年，又漂回了老家。丁当若有所思，如果绿色蔷薇关门了，她会漂流到哪儿。
资金断裂的绿色蔷薇正面临倒闭的风险，每月租金和水电费，还有三个全职员工的工资，丁当和同事一直在自己垫付。“我们全都在降薪，上个月的工资也就一千五百块。”丁当对自己有些苛刻，机构每一笔钱都精打细算，省着花。
进入八月，绿色蔷薇女工空间的项目已经停摆，“如果机构还没有资金注入，很有可能会关闭，我们不知道还能撑多久。”她说。
当疫情袭来，更多公益机构和绿色蔷薇一样深陷财务困境。他们想尽各种办法修补断裂的现金流，或采取降薪、裁员，甚至开展“线上服务”等方式积极自救，但机构财务状况仍处于崩溃的边缘。
一份《疫情下公益组织的挑战与需求调查报告》近日指出，因疫情影响，有超过六成公益慈善组织遭受重创，除了资金压力，大部分项目及活动被迫取消，服务中断，近15%的公益机构难以为继。今年第三季度正是许多公益机构的生死时刻，或有一批机构从此消失。
疫情大考
从2015年成立开始，绿色蔷薇一直坐落在牛始埔一栋五层居民楼中。丁当在一楼租了一间房，空间不大，一进门就是活动区，墙上贴着女工和孩子的照片，天花板挂满了星星灯、彩带和气球。
深圳绿色蔷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孩子们在排练话剧。（采访对象供图）
近几年，附近的工厂陆续迁往内地，周围的人转做服务业，租金一路看涨，绿色蔷薇女工和流动儿童两个活动区，每月租金和水电费大概七千多元。
机构设有图书借阅，开办了各种培训班和作业辅导班，不定期还有讲座。丁当喜欢开设各种艺术工作坊，平时排练一些戏剧，举办文艺汇演。有时，她和姐妹们会去社区义卖，或进行反家暴宣传。
在牛始埔，社区里的孩子们总爱往这里跑，丁当和同事们开会，孩子们就在一旁自己玩，每个月大家都会一起过生日。
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所有的节奏。因为不能组织人群聚集的活动，公益机构的项目无限期推迟。这段时间，许多机构仍需支付人员工资及运营成本，另一方面，政府采购缩减，来自企业的资助下降，绿色蔷薇原有的自营收入也几乎为零。
“对我们来说，目前最大的开支是工作人员的工资和场地费。”丁当说，因为疫情失去了资金来源，他们只能削减工资。往常，丁当一个月工资五千多元，最近几个月也就一两千块。这大半年来，丁当只能选择“压榨自己”，勉力维持机构日常。
疫情发生后，一些公益机构发不出工资，员工持续流失，甚至没钱交房租，不能保证正常运营。“现在都是缺钱的状态。”丁当说，他们每天工作从九点半到晚上十点，节假日双休都不休息，“我们拿的却是最低工资，也很难留住人。”
5月下旬，中国发展简报发布《疫情下公益组织的挑战与需求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这份《报告》对来自全国范围内433份有效问卷进行分析，重在调查一线“服务型公益机构”在疫情下的生存状况。
《报告》指出，有超过6成公益慈善组织遭受疫情重大或者比较大的影响。其中有近15%的机构表示，“疫情影响很大，将使机构难以为继”。而在项目的执行方面，有67.5%的项目无法进社区开展活动，36.1%的项目因为疫情的原因而被迫暂停与社区合作。
其中，中西部地区相比经济发达地区，日子尤其显得难熬。以甘肃为例，由于财政资金紧张，一些原定政府购买项目正在待定中。最严重的一项福彩资金缩减了三分之一，对绝大多数靠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机构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云南一些县域城乡社区服务类和社工类社会组织，尤其高度依赖于线下活动的机构，从2月复工到4月就没有收入来源。在陕西，公益组织即使筹到了资金也没有办法买到物资，甚至门都出不去，所以收到捐款没有花掉反倒成了一个问题，很多机构放弃了捐款。
到今年7月，国内社会组织增至88万家。除了传统的救灾、扶贫、教育、医疗、环保类公益机构之外，更广泛多元的社会组织也在不断成立。对于后疫情时代，一些受访机构表示，“有多少钱就做多少事，先活下来再说。”
“大家都筹不到钱”
一直以来，绿色蔷薇获得爱心人士的捐款，开展项目与基金会或政府合作。但疫情中，他们突然失去了原有的资金来源。
在垫付了10万元之后，丁当和她的同事已经无力承担。“如果机构不能在一个月内筹集到15万元资金，就会面临关门的风险。”丁当尝试了各种办法，申请创投基金或基金会的公开招募，“无论是联合国的、国内的、妇女、儿童的基金会，只要发现与我们相关的，都会去试试。”但这种筹款成功几率非常低，丁当有些绝望。
基金会的筹款数字也在疫情后遭遇“断崖式”下滑。据《公益资本论》披露，6月8日，中国扶贫基金会以“南方水灾告急”为题进行网络募捐，计划筹款170万元，一个月后，筹款金额仅31万元，缺口逾八成。
绿色蔷薇负责人丁当（右一）与社区姐妹、孩子们合影。（采访对象供图）
同一天，壹基金在腾讯、支付宝等多个互联网募捐平台为南方水灾发起筹款，原计划筹款800万元，一月实际筹款金额在80万元左右，缺口达90%。而去年，为广西洪灾发起的网络筹款，壹基金在一天内就完成了150万元的目标。
6月12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家庭箱共抗南方洪灾”项目计划筹款60万元，20多天后，筹款数字一直停留在2000多元。
与此同时，一项全球公益组织调查报告显示，在涉及美国、英国在内的100多个国家中，全球公益组织在近两个月内开展的筹款活动，只有17%的公益组织完成了预定筹款目标，67%的公益组织实际筹款不及目标筹款量的一半，12%则完全没有筹到钱。
“大家都筹不到钱了。” 中国发展简报执行主任刘忠亮说，他和同事们进行调查的《报告》印证了这一点，筹款正在变得艰难。在资金方面，最大程度影响公益机构运作的因素也是新的筹资机会减少，减少的原因之一可能是资金都向疫情相关项目靠拢，导致传统项目被边缘化。
上半年来，国内企业停工停产、裁员降薪、订单骤减，不少人收入缩水，公益捐赠支出减少，无论是政府采购还是基金会资助和众筹，都呈现出紧缩趋势。
调查中，让刘忠亮感到意外的是，政府采购服务的收入是许多公益机构最大的资金来源。“我没想到公益机构对政府采购服务的依赖那么大。”他说。
往年，面向公益机构的政府采购通常都在三四月启动，并且总是逐年加大。而今年，在进行调查的四月中旬，这些采购毫无动静。
在刘忠亮看来，当政府财政收入急剧减少，同时又必须保证困难企业和个人纾困与救济，政府自然会大力压缩其他方面的开支，其中就包括政府采购公益服务。《报告》指出，2021年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尤其是政府购买服务和企业捐赠的锐减，将在未来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对公益机构产生“波纹式”打击。
一些大中型公益机构通常会提前备好至少上半年的资金，而那些基层公益组织平时也没有多少资金积累，原本就处于寅吃卯粮的境况。刘忠亮认为，真正的资金困难将在今年底或明年初凸显出来。而现在，政府采购服务与基金会资助的预算能否维持原有规模，成为许多一线公益机构能否存活下去的关键。
线上复工自救
疫情初期，丁当采购了一批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用品，分发给环卫工人和社区家庭，同时给孩子们送文具，免洗手液，还有一些防疫手册。
因为隔离，丁当也看到了比以往更紧绷的家庭关系和生活压力，孩子们停学在家，父母为收入减少而揪心，“疫情期间亲子矛盾多了。”她说，这段时间，工厂裁员，一些家长经济压力大，一个人要找两份工作，孩子根本就没人照顾。绿色蔷薇的工作量并未减少，他们一直忙着辅导孩子功课，让家长得到喘息和放松。
“这些课都在线上进行。”丁当说，他们在线上教孩子如何写作，线上课程都会请专业老师来讲解。最近，他们刚结束了六节亲子教育的课程，“很多孩子和家长发生了冲突。”
疫情打乱了原有的安排和计划，但丁当发现，线上服务依然可行。据《公益时报》报道，疫情期间，复工延期和线下活动受限，不少机构在努力开发线上业务，比如一对一线上的辅导，线上志愿者陪伴等。
报道称，上海闵行区活力社区服务中心也一直关注流动儿童的成长问题。因为疫情，他们把一些适合线上传播的课程制作成短视频进行发布，也将教师培训和家长课堂调整为线上活动。中心还在春节后开始使用办公APP线上复工。从2月底开始，巴渝公益同样组织部分有条件的职工开始了线上复工。
不过，大部分一线服务型机构在网上无法开展线下服务，线上活动的执行程度很难把控，而且活动效果与线下存在差距。例如，在农村做环保宣传教育，再高科技的线上服务也无法产生线下走访、体验的效果。
“对女工来说，她们对网络的使用还不太熟练。”丁当和同事也在探索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项目模式。绿色蔷薇一直在社区内活动，他们有时召集一些姐妹到活动室，唱歌、跳舞，“我们还做绘本。”
此外，他们还请了律师到社区群，办法律讲座，大家有什么问题就可以在线上咨询。丁当感觉机构项目活动依然丰富，“其实，我们做了很多活动，今后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她不敢想象，如果绿色蔷薇真的关门了，这个社区会变得怎样。
2013年3月13日中午，江西省修水县东港乡靖林兰鹰希望小学，学生吃上了热腾腾的“免费午餐”。（新华社 图）
如果这些基层机构难以维持，刘忠亮担心公益生态遭到破坏。“这个雨林里只有大树，没有了苔藓和小草，就意味着一群特定个体的福祉被遗忘。” 他说，有些专业领域，比如工伤保护、自闭症等，需要有专门的公益机构来服务，“你很难想象红十字会专门服务于某些特定群体，这不是他们的擅长。”
“99公益日”抢钱
《在深圳，10000个丁当需要你的帮助》，7月2日，绿色蔷薇负责人丁当在网上发出一篇求助文章。短短15个小时，绿色蔷薇就获得36万元善款资助。截至7月11日，已有超过2万网友为绿色蔷薇捐了56万余元。这是丁当意想不到的惊喜，如果这笔款项到账，机构又可以维持两年。
不少公益机构试图通过互联网募集善款渡过难关。《报告》显示，在公益机构收入来源中排名第三的就是众筹，低于政府采购和国内基金会资助，占比20%。2020年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7月14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社会各界通过互联网募集善款18.67亿元，参与人次达到4954万。
“99公益日”（9月7日-9月9日）无疑是国内众多公益机构获得输血的机会，自2015年开始，这是腾讯公益平台每年举行的全民公益活动。
8月3日，免费午餐提前一个月备战“99公益日”。“它不仅助力公益，也是一个练兵场。”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说。
九年前，邓飞联合500多名记者、数十家媒体，和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发起免费午餐基金公募计划，倡议为贫困地区学童提供免费午餐。截至2020年5月，免费午餐基金联合多方力量累计在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1283所学校开餐，共计帮助超过33万人吃上热气腾腾的午餐。
对于今年的筹款目标，邓飞并不乐观。他发现，一些地方慈善会参加“99公益日”筹款积极性日渐高涨。
慈善会是仅次于红十字会的第二大慈善组织系统，据《中国慈善家》披露，每年三成左右的社会捐赠流向慈善会系统。另一方面，慈善会的官方背景也使他们在政府资源、组织网络和媒体资源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可以转化为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
2019年，第五届“99公益日”三天内筹集了4800万人次的爱心捐款17.83亿元。腾讯公布的机构筹款排行榜前十名中有5家来自慈善会系统，占据了半壁江山，且包揽了第二名到第五名。
“看到慈善总会那么用力，民间组织都是发怵的。”邓飞说，很多机构指望这次筹款的计划估计泡汤。
免费午餐基金品牌与合作发展中心总监飘飘一直负责项目筹款。据她介绍，从去年开始，他们调整方案，将“99公益日”纳入免费午餐的开学季活动，将每一位支持者、志愿者都称作 “蝴蝶侠”。同时在腾讯、支付宝、天猫、微博等互联网筹款平台，号召“蝴蝶侠”在开学季进行一次捐赠。
据免费午餐官网公布的数据，2019年捐赠收入合计1.2亿元，“99公益日”总筹款700多万元，公众筹款350多万元，筹款人次达21万。
目前，免费午餐将筹款的重心下沉到县，汇聚当地的力量，借力形成分布式“战场”，激活基层组织，充分调动每个微小力量。
相比之下，“我们这些小机构根本没有资源与能力。” 丁当说，绿色蔷薇在“99公益日”筹款最多十万元，更多不知名的小机构筹款也就四五万元，这笔钱对机构日常运营只是杯水车薪。
造血脱困
8月12日，在杭州西面一处18亩的山谷，邓飞向来访的客人介绍他发起的花开岭公益村项目。他们正酝酿一个计划，将花开岭打造成一个乡村振兴协作实验室，收集各类乡村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建模，传播和学习。
一切都在构建中，就像花开岭公益村正在搭建的一栋小楼。这是从湖南运来的一栋吊脚楼，被拆成一块块木板，又在杭州重新拼装起来。小楼还没来得及安装窗户，穿堂风正好能把炎热吹散。
“我们采取了新的策略。”邓飞说，他们把免费午餐的开放权进一步下沉，从县城下沉到乡镇去。他们希望在基层，让当地团体加入进来，解决一部分资金。而机构所要做的就是建立模型，输出一套标准化流程，交由地方去执行、筹划、监管、维护。让乡镇成为行动主体，连接本地人民广泛参与，多方协作，努力在中国三万余个乡镇彻底解决孩子的午餐问题。
这一计划最先在江西省瑞昌市洪一乡试行。去年，一位名叫冯龙兴的干部和当地中学退休的老校长，筹集了300多万元作为教育基金，希望能够引进免费午餐。后来，“我们商谈决定，乡镇出1元，免费午餐出3元，搭建一个乡镇午餐模型。午餐就地取材，钱也就能留在本地，帮助本地经济发展。”邓飞说。
去年底，他在学校亲眼看到，400多个孩子的饭碗里，有茭白、芹菜、猪肉和牛肉。与当地民政局、社会组织、基金会、商业公司等交流后，花开岭又提交了一份《瑞昌市社会发展战略及行动框架》，推动该县社会发展系统升级。
“我们变成一个支持者，去帮助本地政府实现变革。” 邓飞解释道，他们现在跟地方政府提出来，让其承担部分餐费，最后以本地为主。“我们现在转型、升级成战略公益，去引导改变，而不是我们自己动手。”
在深圳，丁当也在探索社会企业的方式摆脱困境。八月即将过去，互联网募集的善款还没有到账。她与社区的女工们尝试用自己的牛仔裤、环保袋做一些定制产品换取收入。“家政工也是我一直想做的。” 丁当说，今后让机构像一个小企业一样，解决姐妹们一部分生计的问题，同时机构也能赚一些钱，继续为社区服务。
现在的公益生态系统是大机构资源集聚，小机构连活命都难，“只能靠自己，没钱了，机构就得关门，我不敢想那么长远。”丁当说，一想到机构今后的发展，这些钱远远不够。她希望有更多的资源引进来，让孩子们开拓视野，参与更多的活动。
夜晚，安静的牛始埔突然热闹起来。工友们下班回家，每家窗户亮起了灯，一些妇女在灯下做着手工，补贴家用。楼下的孩子比白天更活跃，成群结队嬉闹在一起。闲下来，丁当总惦记着找一处空旷的场地，墙上安装几面镜子，孩子们可以唱歌、跳舞，排练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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