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道主义救援的前线
笑梅终于在7月中旬开始了自己的假期，来到三亚学习救援潜水员课程。若非疫情，工作8年的她，从没休息超过13天。
这个在牛津和日内瓦深造，又先后在中东、中亚、东非、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和东欧从事一线人道主义救援工作的中国女孩，或许是别人眼里“理想主义”的极致，可她却活得清醒——始终清醒地知道自己对人道主义救援的热情，更清醒地相信应当坚守在一线工作。
很怕蚊虫很爱洗澡的她，也曾无数次因艰苦的生活条件而痛苦，也会为四处奔波而无暇“生活”感到难过，却因为某种力量，始终在坚持、始终在前进。
2019年笑梅生日，她正在南苏丹偏远地区的小米田，了解帮助当地农户进行病虫害防治的项目。团队同事为她拍照留念。
“我想去前线”
申请季结束手捧12个英国、欧陆顶级学校offer的笑梅，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牛津大学难民研究中心Forced Migration硕士项目。
在牛津的一年里，笑梅意识到难民研究的“交叉性”，地理、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发展研究都有所涉及，“我也特别想知道，自己到底想做一个学院派的研究者，还是实践者。”笑梅道——这些都促使着她走向第二个硕士学位。因着内心对解决难民问题的执念，她选择了联合国难民署的所在地日内瓦，进入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IHEID）修读发展研究硕士。“这样我就能离难民署近一点，会比较开心。”笑梅笑着说，学校其中一个图书馆，就在难民署的隔壁。
即使已经开始工作，笑梅还是会抓住机会回到学校、参与大学的各类项目。笑梅在阿富汗工作期间，参加布朗大学国际高等研究院（Brown International Advanced Research Institute）项目期间的研究小组活动。
自大三起，她先后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北京代表处、联合国劳工组织北京代表处及其日内瓦总部实习，研究生期间更是万国宫里的常客。
她始终记得，作为实习生被WTO派去开会的场景：万国宫大厅里有巨大的电子屏，写着会议的名称、会场位置和开会时间，恍如繁忙的机场出发层，职员们衣着鲜亮体面，会议配套的免费自助餐精致美味。
“突然觉得很烦闷，不想毕业了就直接坐到总部办公室，变成‘小死人’一样。”笑梅说。“我知道很多人，他们就是喜欢穿着光鲜亮丽的职业套装去开会，带着浅蓝色的牌子，被人说是联合国官员，就感觉很好。
但你知道吗，很多人从来没去过自己报告里写的地方，也不知道数据是如何采集的、是否可靠，感觉就像踩在云上，很不好。”
手握两个硕士学位和七八段出色的实习，她迫切地想要抛弃打下手的“实习生”身份，也终于确证了自己的热情所在：喜欢学习，却不想像专业学者一样终生钻研一个问题；感兴趣国际发展，却自认为没有扎根在一个贫困地区长年累月耕耘的毅力。
“我只想做 life saving的工作，救人一命的那种。可能我就比较想冲锋陷阵，比较想去到前线，看到世界上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情况、不同的人。”笑梅说，“我不想只看到像曼哈顿的高楼或者，罗马的广场之类的漂亮地方，我想要看到世界上惨的地方有多惨，荒凉的地方有多荒凉……我是真的觉得救人一命比较重要，我没有强烈的宗教信仰，但是我很信仰人道主义。”
笑梅参与支持南非某省抗击旱灾的项目，为当地捐赠了许多储水箱。
人道主义救援前线的“trouble shooter”
2012年9月从IHEID毕业后，笑梅在10月入职World Vision International（简称WVI），这家国际NGO的人道主义紧急救援部。
“我当时就想：这是我第一份正经的人道主义援助工作，而且在很大的国际NGO，只要我练好本领，一定可以‘崛起’。我到现在都很感激我的第一任老板，也就是人道主义紧急救援部的总监，她非常扎实地教我做每一件事，而且带我去所有地方。”
入职后，从十几个项目年度报告，到跟随部门总监和各种合作方开会、学习协商和谈判，再到突发自然灾害发生后24小时内如何调度安排，48小时内如何到达当地，如何在灾区做需求评估、写灾情报告、准备救援计划书、通过电话会议争取筹款、接受国内外媒体采访，乃至如何清点仓库物资的进出，如何把控合适的仓储温、湿度……在WVI中国办公室的每一天笑梅都在实践中学习本领。
2013年9月，WVI叙利亚难民危机响应团队向笑梅抛来橄榄枝，邀请她前往约旦担任短期借调项目官员，并在五个月后正式聘请她加入团队。“我在中国办公室的老板最开始肯定是舍不得，但后来她很理解，因为她也知道我不可能一辈子留在她身边。”
笑梅很感激上司的培养和成全，“她会觉得，自己带出来的人在更大的平台上帮到更多人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2014年2月1日，交接完工作的笑梅只回成都休息了三天，就马不停蹄地飞往约旦，参与叙利亚难民危机一线的人道主义援助工作。
“难民危机响应的做法其实和中国的灾害响应差不多，”笑梅说，“但不同的是在中国WVI和当地政府直接合作比较多，但在叙利亚难民危机响应这么大规模的行动中，是很多国际组织之间是有激烈竞争的。”
难民营外设立了一个大本营，各机构聚集于此，定期开展协调会，分享准备实施的和正在进行的项目情况，避免资源冲突和浪费。“可是出于对自己效力的机构的利益考虑，有些同事话就是不会说得很明白，因此会造成协调配合上的一些困难。”
笑梅在约旦工作期间和团队的一次野外团建留影。
2015年4月，约旦工作刚刚结束，笑梅就直接从迪拜取签证飞往阿富汗，接手WVI阿富汗国家办公室所有“资金筹集和项目设计”相关的工作。“说实话，应该设立一个部门负责，但当时整个WVI阿富汗国家办公室的预算没法满足，于是只有我一个人是‘筹钱’的。”
言及阿富汗的工作，笑梅觉得自己仿佛一个永不停歇的陀螺，要联系各国捐助方，要针对目标人群和地区设计不同的项目，要把关项目的执行全程符合资助方要求，更要为整个办公室的各个部门提供相关培训。而作为“科班出身”笑梅，与资历老但援助思维比较“草根”的国家办公室总干事之间，也有过意见相左的时候。
“他就是对技术性的方法不太在乎，比如，觉得可以赶紧发放现金，但是不太考虑是不是会造成当地市场价格的波动。”笑梅道，“遇到这种情况，我只能一次又一次的说服，具体需要按哪些步骤去做可行性研究，要如何管理可能出现的风险，如果某一次说不动了也就只能深呼吸走出去，再找下一次机会继续沟通、解释。”
在笑梅的努力下，前辈的意识也在逐渐发生改变。
笑梅在阿富汗一个项目点。项目主要通过加固河岸以预防汛期引发洪灾。
阿富汗结束后，笑梅马不停蹄赶往南部非洲，协调该区域8个国家的旱灾援助。在南部非洲“飞来飞去”的六个月里，她协助WVI各国办公室调研旱情，也继续着“筹款和项目设计”的工作。
“旱灾非常特殊，是一点一点杀人的，所以很重要的是去做donor education（捐赠者教育），跟他们阐述灾情的现状和未来趋势，让他们意识到等真正的饥荒来临，就什么都晚了。”在笑梅的努力下，仅6个月时间，支持撒南非洲旱灾响应的资金从4千万美金增加到1.55亿美金。
马拉维旱灾救援项目，他们提供农业投入品给农户并培训他们使用，进行节水灌溉。
2016年，笑梅又参与了尼泊尔地震灾后重建工作，已蜕变为团队领导的她，带领手下官员进行项目设计、监控评估、人道主义问责等多方面工作，更致力于留住尼泊尔当地在灾害应急过程中贡献突出的人才，在地震响应进入收尾阶段时帮他们转入中长期的发展扶贫类工作岗位；
2017年，她再次回到非洲，作为WVI布隆迪国家办公室新生的项目执行部的经理，负责为布隆迪国家办公室搭建项目运行和管理的健全体系，保证各个不同捐助方的项目执行顺畅，培养当地项目经理，教他们如何执行他们的项目、管理他们的团队……
提供妇女培训项目，为尼泊尔遭受地震影响的社区成员解决生计问题。
从2012年到2019年1月，笑梅在WVI迅速成长，从协助、支持，到专业的项目设计、跟进、监控与评估，再到搭建管理体系、团队能力培训，担当整个执行团队的负责人……每一个艰苦而富有挑战的工作地点，都是笑梅自己选择的，她也始终对“到现场核实”保持执念和警惕心。
“虽然前期我的大部分工作对接捐助方、合作方比较多，但我是那种逮住机会就要去项目点的人。”笑梅说，“做programming最重要的就是要每天看可能出现什么问题，要先做预防，预防不了就提供解决方案、给捐助方解释……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没有项目可以百分之百按照计划书做。我经常去实地，所以给捐助方提供的信息更准确及时，他们也更认可我，我在机构的口碑也更好，那是因为我不脱节。”
在布隆迪期间，在世界银行资助下，笑梅所在团队帮助农户建设菜园，以满足丰富的蔬菜供给。
“特别怕苦怕累”赶不上脚步的“生活”
2019年1月末，笑梅离开了WVI，加入老牌国际人道主义救助机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她先在乌克兰进行入职学习，并在去年6月前往南苏丹首都朱巴，带领整个执行团队为南苏丹南部赤道三州的国内流离失所的人群提供生存和生计援助。
在赤道州的前线项目点，她也要做许多基础性工作，包括指导自己团队以及南苏丹本国红会的员工发放物资，应该在哪里集合、怎么让受援人排队、怎么清点人数，甚至来卸货的卡车怎么进村子、怎么停车、卸货的临时工怎么培训……
相比本地员工，作为国际员工的她可以更好地保持中立性和透明度，而老练、执行力强的本地员工，也成为了她的重要助力。此外，笑梅还要带领本地员工完成必要的案头工作。
笑梅和她的南苏丹团队的成员们
每天连轴转的她，只能每8周强行给自己休假一次，用她的话来说，“不然真的会累死”。今年3月疫情之后，ICRC将她紧急撤离回国远程工作，届时她的团队刚刚完成第一播种季的种子和农具发放，覆盖了超过15个地区的1万多户人家。
远程办公时期的主要任务是设计并实施发放后的监控评估，采集受益人的意见反馈。因为身不在当地，疫情又导致南苏丹政府收紧人员流动管理，笑梅的团队只能通过极其有限的电话网对受益户一一进行采访，耗时又费力。
期间，南苏丹赤道州南部再次出现多次武装冲突，大量人群流离失所，身在国内的笑梅还要远程协调操持当地的需求评估、受益人注册、物资发放，顶着和南苏丹5个小的时差，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直到7月5日，没有一天的休息。
除了高负荷的工作强度，一线的工作状况也是一大挑战。每当有人问起，在这些地方工作最不适应的是什么，她都会无比真诚地抱怨，不遮不掩，“虫啊那些真的特别烦，而且好多地方真的特别脏，你去发放物资一天能出八次汗，晚上还洗不了澡，没有水也没有电。但是也没有办法啊，除了忍还能怎么办呢？”
项目地一段比较烂的路，我们的field trip常常花费时间在通过困难的路段上
这个成都女孩格外爽朗率真，“那些说自己不在乎的，要么就是他去的地方不够艰苦、呆的不够长，要么就是在假装个人英雄主义，特别想显示自己不怕苦不怕累。”笑梅说，“我真的特别怕苦怕累，特别受不了，尤其我们在中国城市里长大的人。吃的东西端上来，四五十只苍蝇飞来了，你当然会恶心，但你有什么办法？只能赶紧吃，否则你一口都吃不到。”
可紧接着问她，还想去实地吗，她又立刻严肃起来。“你不去很多东西做不了，那些在办公室打几个电话就能做完所有工作的人，绝对是骗人的。你打电话问村子多少人需要物资，对方说1500人，可能到了当地才发现只是500人就晚了，后续的麻烦会很多，尤其是你带着大量救援物资去到前线的话。”
今年10月，她将被ICRC派驻到叙利亚第二大城市阿勒颇，到更一线的地方，积累更多扎实的经验。
“我对未来的规划，就是我要做到紧急救援总监的位置为止。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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