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组织的门开得不够大。
2018年1月，“善行天下，暖冬行动”公益扶贫活动在贵州省望谟县打尖小学举行，孩子们领到棉衣、帽子、手套等物品。
7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联合发布了《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0）》。这是一部系统梳理、总结和评价中国公益慈善行业发展的报告。
蓝皮书认为，2019年我国慈善事业发展总体稳中向好。2019年，我国注册志愿者总数较2018年增长13.9%，累计志愿服务时间较2018年增长3.2%，志愿服务开启新的征程。截至2019年底，我国社会组织总量为86.7万个，相比2018年有所增长，但是增速明显下滑。中国社会公益资源总量（社会捐赠、志愿服务价值和彩票公益金）为3374亿元，相较2018年减少0.97%。
2019年，是《慈善法》颁布实施三周年，我国慈善事业的法治化、专业化和体系化程度得到进一步加强。蓝皮书提出，2019年民间慈善事业被进一步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当中，呈现出“治理吸纳慈善”的总体特征，慈善开始成为国家整体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并为国家治理战略目标服务。
慈善行业继续向多元和跨界融合：社会组织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慈善事业管理部门改革不断深化；慈善事业第三次分配作用更为凸显，表现在扶贫攻坚、应急救援、爱心助学、医疗救助、社区服务等领域；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向善和商业慈善方兴未艾，万向集团董事长鲁伟鼎捐资设立鲁冠球万向事业基金，引世人瞩目。
与此同时，2019年中国慈善也背负了难以预料的负累。个人大病求助平台水滴筹、德云社相声演员的百万募捐、一些慈善组织擅自变更项目善款使用对象、公益慈善行业奖项评选公信力等都引发了公众的质疑和争议。
慈善事业发展中出现的这些新变化、新趋势、新问题，迫切需要公益慈善界和全社会的深刻反思：在未来的变革中，我们要坚持什么，摒弃什么，创新什么，改变什么？为此，《中国慈善家》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社会政策中心顾问，慈善蓝皮书主编杨团女士。
《慈善蓝皮书》列出了志愿服务组织面临的主要困难，其中经费不足占比最高。
慈善组织的门开得不够大
中国慈善家：今年的慈善蓝皮书对去年中国慈善事业的总体特征概括为“治理吸纳慈善”，怎么理解这个概念？
杨团：“治理吸纳慈善”这个概念是去年我们提出来的，就是在还没抗疫的时候就提出来了。抗疫以后觉得基本思路是对的，看起来这个评价没有错。
这个概念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系。在中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包含社会治理现代化，然后社会治理现代化包含公益慈善现代化，它是一个从大到小、相互嵌套的关系。公益慈善的治理是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的组成部分，本质上反映了社会和国家的关系。
第二个含义，就是说慈善本身要和社会治理、国家治理衔接起来，而在衔接过程当中，它（公益慈善）的主动性不强，在社会救助过程中，没有凸显它自身作为一个主体的独立性，所以它是比较被动的，被行政吸纳。
这两个意思正向的和反向的因素其实都有，这个局面应该得到改变。
中国慈善家：根据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和基金会中心网的统计，2019年我国社会组织总量增长放缓。您认为放缓的原因是什么？
杨团：社会组织里，慈善组织是其中一部分。慈善法规定，作为慈善组织捐赠才能够免税，原来这一批机构想成为慈善组织，要经过政府的鉴定，后来加入的则要经过两三年的考察。慈善组织的进入门槛变高了，这里面的具体操作问题很多，但最根本的问题是：开大门，还是开中门，还是开小门？如果这个门开得不够大，就不能让更多的人愿意投入到公益事业中来。
当前人们为什么愿意做慈善公益？这是因为，人们觉得这样的一种道德高地和价值观是他们认可的。慈善公益往往是社会中非常优秀的一批人先去做的，他们发挥着先锋队的作用，带动全体老百姓来做慈善。因此，决策者应该更加重视注重慈善公益组织，它有凝聚人心、推动全民向善的作用。
中国慈善家：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社会公益资源总量为3374亿元，较2018年的3407亿元减少0.97%。慈善资源总量下降的原因是什么？
杨团：慈善资源总量下降，要考虑到它是整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反映。换句话说，慈善变成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晴雨表，而这个晴雨表恰恰能够说明：当经济本身在下行的时候，慈善收入也下降，而且它的下降是有趋势的。未来在这个方面的研究，如果能够使用上长期的历史数据就会更清楚了。此外，慈善资源总量下降，也和慈善法公布以后政府对慈善组织的严管有一定关系。
相对而言，表现得比较好的一个方面是志愿服务，志愿者组织和志愿服务都有较大增长。这与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肯定社区志愿服务的重要地位与重大作用有关系。但在另一方面，对于民间包括中产阶级产生的专业化志愿服务，重视程度还有待于提高。
《慈善法》缺乏实施细则
中国慈善家：2019年是《慈善法》颁布三周年，您对慈善法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它发挥的作用有什么评价？
杨团：首先应该说，2016年出台的《慈善法》意义重大，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出台这部法律非常不容易，是许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亲身经历了《慈善法》的起草和多次修改，我个人对《慈善法》的立法是比较满意的。
但是，2016年那个时候，《慈善法》草案其实还没有成熟，大家还在提意见，希望能晚一点再通过这部法律。但最后还是提前把它提到2016年的全国人大的议程上了。所以，《慈善法》的一些具体内容和细节因为仓促而没有讨论清楚。
所以，在接下来的实施过程中，第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很好地去研究制定操作实施的细则。后来出台的细则，让包括基金会、社会组织、社团的意见都很大。
当时，我们就提出来，在《慈善法》颁布一年的时候开展执法检查，因为越往后拖延，执法检查问题就会越大，早一点把问题提出来解决会比较好。但是当时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现在，全国人大终于决定开展《慈善法》的执法检查，就是希望用法律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杨团：具体来说，《慈善法》的“总则”部分非常重要，它对慈善的定位实际上是很宽的，包括科教文卫体、救灾的内容，以及最后社会兜底的一些条款。它所定义的慈善是大慈善，不是小慈善，不是传统的救助的慈善。这一点非常好。
2020年7月16日，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交通运输局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开展文明宣传活动。
但是，这一层意思如果没有细则规定，就无法明确下来。公益和慈善是等同的吗？还是说，有一些公益是政府的公共事务，有一些是民间的事情？哪一些东西作为大慈善是要保护的？当说不清楚的时候，社会上就会出现争议。比如，有人说科教文卫体领域的内容不是民间的慈善，它就是政府的公益。所以，光是公益和慈善之争，这三年就争得不亦乐乎。
再比如，关于税收的问题，我们是希望《慈善法》能够出台一些特别有利的条款，然后再倒回去去对税法形成一种压力。但实际上做不到。当时起草者就说这一点行不通，我们哪管得了人家税法？这样一来，《慈善法》的激励机制就不能够体现出来，人家就会说你在讲空话。
所以，慈善法的用意本来是个好事，但是没有细则，没有引导，在现实当中就很难发挥它的作用。这需要在研究的基础上，法律上做出相对清晰的规定。
中国社工不能照搬西方
中国慈善家：今年的蓝皮书把社会工作纳入慈善视野，您对当前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和作用怎么看？
杨团：社会工作原来是从西方引进过来的，当前社会工作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而社会工作具有专业性、技术性，可以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但同时它又有它的自主性、独立性，它具有社会性，但它又具有治理性，实际上很微妙，它和西方的社会工作不一样。
社工的作用很重要。比如乡村振兴，乡村现在最缺就是人才，而社工和社工组织支持帮助乡村，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中国的社工是非常基层化的，他们努力去解决社会问题。
2019年3月19日“国际社工日”,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河泥荡公园，社工与居民一起参与游戏。
西方的社工更加规范化、法制化，而中国的社工得做社区化、人情化、时尚化、工业化。为什么中国的社工要跟慈善连接，这和中国的国情有极大的关系。我们人多地少，资源局促，大量的人在乡村，城市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再加上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文化的聚集，就会产生各类的矛盾。所以说，中国的社工要跟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要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不能完全照搬西方。
中国慈善家：今年的蓝皮书对去年的慈善事业有一个评价：“总体稳中向好”。您个人对2019年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有什么评价？
杨团：2019年，在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中国慈善事业的基本面依然相对稳定，社会组织总量和慈善捐赠总量持续增长，志愿服务、慈善资产管理和行业建设等领域取得明显进展。不过，2019年说“稳中向好”还可以，但2020年就有困难了。
中国慈善蓝皮书现在已经出版第12本了，摞起来就是中国社会的历史，它其实不仅是慈善事业的历史。这个历史一定要本着公正、中道，不能说从个人好恶出发。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是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一要反映，二是评价，希望比较客观地记录、总结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历史。
图片编辑：张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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