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联合发布《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0）》。发布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社会政策中心顾问、《慈善蓝皮书》主编杨团主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致辞。同时与会学者也针对“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疫情下的新观察”“2019年公益慈善事业盘点-深度探究问题根源”等主题进行了深入对话探讨。
针对“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疫情下的新观察”这一议题，北京协作者创始人、中心主任李涛作为对话嘉宾，以“过去连接未来——协作者：2003到2020”为主题，分享了诞生于“非典”之时的协作者，经历两次疫情的变化，以及变化背后的成因。
本文是李涛主任在发布会上的发言。
2003年，李涛参与非典救援
过去连接未来
——协作者：从2003到2020
本次疫情对社会组织提出的一个考验是如何在国家自上而下的疫情防控中，体现社会组织的专业优势，将行政管控与专业服务结合。1月22日， 协作者紧急启动了“农民工抗疫救援行动”，将社会工作专业理念与方法，与能力和脆弱性分析框架结合起来：
一是快速识别出困境农民工家庭在态度、物质和组织层面的脆弱性，有针对性地开展信息救援、物资救援、生计救援和能力建设，同时从社会工作优势视角出发，鼓励救助对象发掘潜能，参与自救互救，实现助人自助；截至6月30日，救援行动为766个困境农民工家庭，1705名成人，5007名儿童以及11所打工子弟学校提供了救援服务。
二是发挥社会工作的公众教育和政策倡导功能，将脆弱人群的需求传递给政府和社会，促进疫情防控工作更加完善和人性化。我们从2月份开始发布了第一个困境农民工家庭的动态需求监控报告，到6月份共发布了4个报告，包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新杂志和南华早报在内的46家媒体做了报道，我们8月份会发布一个更全面的反映农民工需求与状态的调查报告。
三是突破人们对社会工作局限于微观服务的传统认识，发挥社会工作的行动研究和专业支持功能，总结提炼灾害管理经验，推动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发展。由此形成了“紧急救援——研究倡导——专业支持”三位一体的社会工作介入灾害管理的行动模式，解决了以物质救济和管控为主要手段的传统赈灾工作忽视或无力深入对脆弱性的分析和能力建设的问题。
这个三位一体的救援工作并不是本次抗疫中才产生的，它的基础是2003年协作者的“农民工抗击非典救援行动”，当年我们也是救援-倡导和专业支持的结合，除了救援了3万多个农民工外，在倡导方面通过救援行动积累的资料出版了书，发布了调查报告，以及全国巡回的图片展；专业支持方面给内蒙、河北、陕西等地的社会组织提供了防疫资料、技术培训等专业支持。
2003年，协作者创建的时候，明确了推动流动人口的社会参与，进而通过政策倡导和专业支持，推动本土社会工作和社会组织的发展，在此愿景使命下紧急启动了农民工抗击非典救援行动。从2003年到2020，跨越了17年，两次疫情，协作者身处其中，在一定程度反映了本土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参与社会应急响应的变化。前天的筹备会，杨团老师问了我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协作者前后有什么变化？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
• 变 • 化 •
一是服务关系的变化。从当年的找不到救助对象，到今天的与救助对象保持紧密的联系。2003年，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找不到服务对象，今年，我们对400多家社会组织做了一个调查，之所以有一些社会组织没有办法行动，也是因为找不到服务对象。当年是我们之所以四处寻找需要救援的服务对象，一是协作者刚成立，还没有对外服务，没有什么影响力，抗击非典是协作者的第一个服务；二是当年的社区的防疫策略是 “严防死守”，我们很难进入社区。这张照片（左下图）就是我们当年的情景，穿白衣服的是我们，每进一个社区都要费尽口舌。今天社区的防疫策略还是严防死守，但我们不需要再四处找服务对象，因为服务对象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也不用进入社区，因为我们本身就是社区的一部分。
二是服务范围的变化。从当年局部地区的救援，到跨地域的协同作战。当年协作者只在北京，且没有注册，只有1个没有工资的专职人员，现在协作者的模式被推广到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和江西农村等地区，形成了战略协作网络，今年的抗疫救援行动，我们同步在五个城市发起，投入了协作者40多名专职社会工作者，和大量的志愿者。并且通过北京市民政局委托我们运营的市级支持平台——北京市社会组织发展服务中心，为全市4000多家社会组织提供专业支持。
三是服务方式的变化。从只能开展线下救援，到线上线下的结合。之前手机都很少，更不要说网络，我们的策略是大量的印刷防疫海报和宣传单，一个城中村一个城中村的去张贴，到农民工家里去培训。而今年的“农民工抗疫救援行动”，我们仅在线服务就开展了9个主题368次的活动，以及一对一陪伴天使个案服务686次。专业支持方面，我们上半年累计为社会组织开展了2529次咨询辅导、专题培训、交流等各类专业支持活动，8974人次直接受益，大部分是通过线上开展的。
左：2003年，非典时期，协作者在城中村宣传防疫知识
右：2020年，疫情期间，协作者在线开展抗疫知识培训
四是参与方式的变化。2003年，能够参与进来的志愿者很少也很单一， 就是我们的救助对象，参与方式也单一，主要协助我们搬运发放物资，传递救援信息。比如说这张照片是当年我们到南六环的一个工厂，去给因为没有口罩而困在厂里不敢出来的工人发口罩。发放结束走的时候下起了大雨，我们的车刚开出去不远就坏了，没人打招呼说过来帮忙，然后工人全部都冒着雨过来帮我们推车。所以真正的感动的是我们的救助对象蕴含的力量，但那时候仅限于如此。
而今年抗疫救援行动中的志愿者构成更加多元，不仅有农民工朋友，还有企业员工、大学生、高中生等，参与方式包括捐赠物资、课业辅导、情感陪伴、培训等。这个过程中，我们继续坚持鼓励救助对象参与，包括组织困境流动儿童开展小记者疫情播报团，开展“用我们的力量帮助我们”每日任务清单，鼓励困境农民工家庭的参与，活动涉及到亲子阅读到电影、运动等。
左：2003年，非典时期，工人冒雨帮助协作者推车
右：2020年，疫情期间， 大量志愿者参与抗疫救援
五是管理方式的变化。从当年的人工统计，手工记账，到今天的信息化管理。及时有效地获取信息是灾害管理的基础，当年靠什么搜集信息？手工剪报，我们安排了人每天下午三点左右到报摊等着出报，买回来剪贴分类。当年外出发放救援物资，很累也很有风险，但我们不怕，我们最头疼的是一天工作结束后的统计物资环节，一个口罩数记错了，要反复查找到半夜。今年抗疫救援行动，我们在管理方式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们在第一时间建立了在线管理系统，80%以上的项目管理工作通过信息系统完成，物资实现在线统计，且五地服务数据共享。
左：2003年，非典时期，协作者靠剪报搜集信息，手工统计物资数量
右：2020年，疫情期间，协作者第一时间建立抗疫救援在线管理系统
六是专业能力的变化。2003年，我们开展救援依靠的方法还是来自国际机构传递过来的参与式农村社区发展的一些方法。对于社会工作，无论是从认识，还是人才，均缺乏制度性的系统性的支撑，是凭着朴素的感情和责任，摸索着做社会工作。本次疫情中，我们协作者已经能够娴熟地将个案、小组和社区三大方法灵活整合，开展系统性的社会工作服务，能够将能力与脆弱性分析框架、系统理论、增能理论、优势视角等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结合。
这是2003年非典，我们在一个地下室里给农民工做培训，左图中左下角的小伙子是我们当时的救援对象，是保洁工。如今王瑞海已经考取了中级社会工作师，今年抗击疫情期间，他作为南京协作者的社会工作督导，指导协作者社会工作者的在线服务工作。这是在服务能力方面的重大变化。
左：2003年，非典时期，保洁工王瑞海参加协作者组织的探访服务；
右：2020年，疫情期间，社工督导王瑞海指导了抗疫救援在线课堂
• 成 • 因 •
这些变化的背后，反映了17年来协作者外部社会环境的三个变化，以及协作者内部的三个坚持：
一是对社会组织的共识——承认社会组织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而不是可有可无的补充。从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到2016年慈善法的颁布，这个承认是改革开放以来两代NGO人的前赴后继。
二是对社会工作的共识——承认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国家策略。从1987年马甸会议，到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战略决策，到今年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支持广大社工、义工和志愿者开展心理疏导、情绪支持、保障支持等服务”。政府、教育界和实务界做了大量工作，社会工作本身其实就是科学的慈善。
三是对社会参与的共识——承认公众参与协商共治是构成社会治理体系的基础。尽管不同立场的利益相关方对以上共识的理解程度和角度不同，但在意识形态方面已经不可能退行回改革开放之前。当前的挑战是政府与社会如何通过策略性和技术性的手段推动共识转化的问题。站在历史进程的角度，社会工作和社会组织参与抗疫行动本身就是策略性推动的一个部分。
协作者实际上是受益于这三个外部环境的变化，在协作者内部治理方面，我觉得协作者受益于17年来的三个坚持：
一是坚持推动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促进社会工作和社会组织发展的使命定位不变。
二是坚持“每个弱者都有力量，每个生命都有尊严”的价值信念不变，即“团结协作 助人自助”这8个字的组织理念没有变过。
三是坚持以符合战略目标和赋权增能为导向的服务选择机制不变。目前协作者正在实施第四个组织战略发展规划，协作者决定开展每一个服务活动、每一个项目的时候，我们必定会问问自己，它和我们的战略目标有关系吗？它对推动我们的服务对象的赋权增能有关系吗？这是我们重要的服务选择机制。
• 反 • 思 •
经历了跨度17年的两次疫情，我们有三个反思：
一是为什么时隔17年，困境农民工家庭依然脆弱？
二是为什么同一粒灰，时隔17年两次落到我们头上？
三是如何避免这粒灰，未来再次落到我们及后代的头上？
依据灾害管理理论，脆弱性先于灾害而存在，并在灾害后依然会存在。灾害管理的策略是消除脆弱性，提升能力——无论是机构，还是社区，乃至个人均应如此，这也是发展的本质。
因此，从微观的灾害管理角度，协作者有两个建议，一个是社会组织救助性的服务，必须与发展性的服务结合起来；另一个是社会组织的应急响应机制的建设，必须与服务管理机制建设结合起来。因为一个组织对灾害的应急反应，实际上是这个组织长期的组织治理和服务管理在紧急时刻的反应，它不是只是在灾害发生时才构建起来的。
从宏观的灾害管理角度，需要做好三个结合：一是做好常态化防控与社会治理的结合；二是做好以社会工作为支撑的“三社联动”。为什么我要强调以社会工作为支撑呢？因为无论社会组织还是社区，如果脱离了社会工作的专业引领和支撑，都没有办法实现专业化。三是做好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三方联动，其中需要政府进一步解放思想，这是三方实现联动的关键。
17年前，社会工作和社会组织尚未获得广泛的承认，甚至看不到被承认的未来在哪里，当时我写过这样一段文字：“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我们不只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者，还应该是这个时代的建设者”。
现在再来看这段文字却是百感交集，如果有选择，我们更希望疫情不要发生，不去参与这样的救援工作，但是很多时候，这个时代不是我们能够选择的。
杨团老师让我对今天的发言起个标题，我想了想，起了这个名字：过去连接未来。今日种种果，皆是昨日因；今日种善因，明日得善果。我们正在过去构成的历史界面上；今天，我们该怎么做，将决定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化的时代的未来。
• 主持人 • 点评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社会政策中心顾问、《慈善蓝皮书》主编杨团：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协作者在17年的发展历程中不仅是见证者，而且是建设者。协作者一直关注中国农民工这个群体，中国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后先出现一个群体，而这个群体的数量非常庞大，将近2亿人。怎么来理解、研究、支持和援助这样一个群体，其实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的任务。协作者以社会工作为本，但同时又超出了社会工作领域的这样的坚持。17年的努力，从应急到常态，现在又到应急，未来还要到新常态，这样的过程其实揭示了中国民间组织、中国民间公益这么多年锲而不舍的一种努力，如果说过去它只是一抹亮色的话，那么今天这个亮色已经映照了整个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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