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可能都听过一个成语，叫作“为富不仁”，说的是富人为了发财致富，没有一点儿仁慈的心肠，这种富人的形象也常常出现在各种影视作品中。但同时，《孟子》中也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名言，希望人们在有所成就后能帮助他人，这些都说明我们对于不同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想象与期待。
社会阶层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早在100多年以前，社会科学家就指出，社会阶层是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社会阶层的高低是根据个体或群体的相对经济状况、受教育程度、职业等因素进行划分。一般而言，处于高社会阶层的个体或群体，拥有较高的经济收入，受到良好的教育，从事着能带来尊重的工作等；处于低社会阶层的个体或群体，拥有较低的经济收入，没有接受过教育或受教育程度低，没有工作或从事着那些没人想做并且得不到尊重的工作等。此外，人们对社会阶层高低的感知具有主观性，每个人的看法可能会略有不同。
心理学研究表明，社会阶层会影响人们的审美偏好、语言、身体健康，幸福感。不仅如此，社会阶层也会影响人们的行为倾向，例如他们的亲社会行为。亲社会行为是指人们有意而为的、对他人有益的行为，包括分享、合作、帮助、捐赠和安慰等[1]。
帮助他人就是典型的亲社会行为
（图源：Veer图库）
Part. 1
吝啬的富人和友善的穷人？
《格林童话》中有一个故事：有一次天黑了，上帝错过了宿头，他请求在富人家里过夜，结果被富人赶跑了；然后，他来到了穷人家里，穷人热情地款待他，“虽然他们拿不出很多，可是他们会真心实意地用所有的东西招待他”。
我们经常会听到各种吝啬的富人和友善的穷人的故事，也有研究者提出，“拥有的越少，给予的越多”，即低社会阶层人（如穷人）比高社会地位的个体（如富人）会更亲社会[2][3]。
社会心理学家Piff和Kraus等人研究发现，与高社会阶层的人相比，低社会阶层的人更慷慨、慈善、信任和乐于助人。他们认为，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是，与高社会阶层的人相比，低社会阶层的人由于拥有更少的资源，因此在社会生活中他们更加需要依赖他人，为此他们会更在意他人的需要，对他人更友好。
（图源：Veer图库）
然而，也有研究发现了与之相反的结果[4][5]。Korndörfer 等人收集了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大规模样本，发现与低社会阶层的人相比，高社会阶层的人更有可能做一些慈善捐款、提供更高比例的家庭收入捐给慈善机构、更有可能去做志愿服务、更加乐于助人；在与陌生人互动的经济博弈中，他们更容易信任他人，也更值得他人信任[5]。
研究者认为，高社会阶层的人之所以更加亲社会，可能存在以下几点原因：首先，他们对弱势群体具有更强的同情心[6]，而同情心能促进人们的亲社会行为[7]；其次，他们有更强的社会责任感，因此更愿意回馈社会和他人[8]；最后，高社会阶层的人也可能会将亲社会行为作为自我提升或凸显自身优势地位的途径[9]。上述观点与“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相印证，当今社会也不乏这样的实例。例如，前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将580亿美元财产尽数捐献，世界第二大富豪沃伦· 巴菲特捐出其所持财富的85%，华人富商李嘉诚至今捐助逾数百亿港元。
Part. 2
“穷人”vs.“富人”，究竟谁更亲社会？
上述研究结果不一致有许多可能的原因，比如亲社会行为的种类，以及社会阶层的测量标准不同[5]。同时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被忽略了，即在上述研究中，亲社会行为所指向的目标对象所处的社会阶层不一致。有的研究中亲社会行为的目标对象是没有告知身份的陌生人[3]，有的对象是室友或朋友[4]，有的则是生病的儿童[2]等等。这些目标对象身份的差异使得研究结果难以进行比较，并可能导致混杂甚至相反的结果。
为了更系统地回答“到底哪个阶层的人更亲社会”这一问题，我国科学家基于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化结构，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考察了社会阶层对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亲社会行为不仅取决于实施者所处的社会阶层，也取决于亲社会行为所指向的对象所处的社会阶层[10]。
研究者先是分别在湖北农村的一所小学和浙江城市的一所小学对303名高年级学生（平均年龄11岁左右）进行调研。参与调研的学生独自完成一份调查问卷，问卷测量了儿童的主观社会阶层地位、亲社会行为，以及他们的性别、年龄、家庭情况等。
调查问卷中有几个简单易懂的问题，一个会测量儿童感知到的农村人和城市人的社会地位，测量的方法是让儿童在一个金字塔中做出选择，选择位置位于金字塔的越顶端，表明他们认为的社会地位越高。这项测试借鉴了改编的《麦克阿瑟主观社会阶层量表-青少年版》（MacArthur Scale of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Youth Version）[11]。
麦克阿瑟主观社会阶层量表-青少年版（改编版）（图源：作者提供）
另一个测试叫作独裁者博弈任务，测试时会分别让农村和城市儿童假想，他和一名农村儿童/城市儿童/陌生儿童中奖获得100元，现在由他来决定给自己分配多少元，给农村儿童/城市儿童/陌生儿童分配多少元？这项测试测量的是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儿童分配给接受者的金额越大，说明他的亲社会性越高。
结果发现，无论是城市儿童，还是农村儿童，他们都认为城市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要高于农村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更重要的，无论是由城市儿童还是农村儿童进行分配，分配给农村儿童的金额均要高于分配给城市儿童和没有特定社会阶层的儿童的金额。
农村和城市儿童对农村人和城市人社会地位的评估 （*** p < .001）（图源：作者提供）
农村和城市儿童分别给农村、城市、陌生儿童分配的金钱数（*** p < .001）（图源：作者提供）
接着，研究者又在一次为期一周的公益夏令营中进行了现场研究，该夏令营由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村儿童和城市儿童共同参加。研究者分别在夏令营的第一天和最后一天对159名儿童进行了问卷调查，看看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社会接触后，儿童的亲社会行为是否会受到影响。
测量包括两种情境的独裁者游戏问题：一是要求儿童在自己和另一社会阶层的儿童之间分配100元人民币，愿意给自己留多少元，给对方分配多少元？二是要求儿童在自己和另一社会阶层的儿童之间分配10个笔记本，问儿童愿意给自己留多少本，给对方分配多少本？
在两种情境中均发现，不论是由城市儿童还是农村儿童进行分配，他们给农村儿童分配的资源（金钱、笔记本）比给城市儿童分配的资源更多；且这一趋势在分配者为城市儿童时更为显著。为期一周的社会接触也并没有影响上述结果。
农村和城市儿童分别给农村和城市儿童分配的金钱数（左图）和笔记本数量（右图）（** p < .01, *** p < .001）（图源：作者提供）
可以看出，儿童的亲社会行为会受到他自身所处社会阶层的影响，也会受到对方所处的社会阶层的影响，因此，不能笼统地说高社会阶层的人更亲社会还是低社会阶层的人更亲社会。
总的来说，这项研究不仅回答了人们关于“富人”与“穷人”亲社会行为的疑问，对于农村流动儿童融入城市生活（主要与城市儿童交往）也具有一定的启示。首先，研究发现小学生对自身家庭所处的经济社会地位受到城乡二元化的影响，无论是农村儿童还是城市儿童都认为农村人的社会地位更低，如何消除农村儿童这种“低人一等”的主观感受是政府或教育管理部门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其次，农村儿童对其他农村儿童比对城市儿童更友好（分配更多资源），这种“抱团取暖”的行为有助于他们在城市生活和学习中应对威胁情境，但可能不利于他们与城市儿童建立关系。
幸运的是，在该研究中发现，城市儿童愿意帮助和善待来自农村的儿童。因此，增加双方的社会接触，创造一个公平和谐的环境，可能会有助于城乡儿童互相理解，消除偏见，进而促进他们的融合。
参考文献：
[1]Staub, E. (1979). Positive social behavior and morality: Vol. 2. Soci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Academic Press.
[2]Miller, J. G., Kahle, S., & Hastings, P. D. (2015). Roots and benefits of costly giving: Young children’s altruism is related to having less family wealth
and more autonomic flexibility. Psychological Science, 26, 1038-1045
https://doi.org/10.1177/0956797615578476
[3]Piff, P. K., Kraus, M. W., Côté, S., Cheng, B. H., & Keltner, D. (2010). Having less, giving more: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lass on pro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9, 771-784
https://doi.org/10.1037/a0020092
[4]Benenson, J. F., Pascoe, J., & Radmore, N. (2007). Children’s altruistic behavior in the dictator game.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28, 168-175.
https://doi.org/10.1016/j.evolhumbehav.2006.10.003
[5]Korndörfer, M., Egloff, B., & Schmukle, S. C. (2015). A large scale test of the effect of social class on prosocial behavior. PLoS ONE, 10, e0133193.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33193
[6]Vaish, A., Carpenter, M., & Tomasello, M. (2009). Sympathy through affective perspective taking and its relation to prosocial behavior in toddlers.
Development Psychology, 45(2), 524-543 https://doi.org/10.1037/a0014322
[7]Decety, J., & Michalska, K. J. (2010). Neurodevelopmental changes in the circuits underlying empathy and sympathy from childhood to adulthood.
Development Science, 13(6), 886-899. https://doi.org/10.1111/j.1467-7687.2009.00940.x
[8]Handgraaf, M. J., Van Dijk, E., Vermunt, R. C., Wilke, H. A., & De Dreu, C. K. (2008). Less power or powerless? Egocentric empathy gaps and the irony of having little versus no power in social decision mak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5(5),1136-1149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95.5.1136
[9]Kraus, M. W., & Callaghan, B. (2016). Social class and prosocial behavior: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ublic versus private contexts.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7(8),769-777 https://doi.org/10.1177/1948550616659120
[10]Kuang, Y., Wang, F., & Wang, Z. J. (2020). Social Class and Children’s Prosociality: A Study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Dual Urban–Rural Structure.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https://doi.org/10.1177/1948550619887698
[11]Goodman, E., Adler, N. E., Kawachi, I., Frazier, A. L., Huang, B., & Colditz, G. A. (2001). Adolescents’ perceptions of social status: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f a new indicator. Pediatrics, 108(2), e31. https://doi.org/10.1542/peds.108.2.e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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