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那么受商家待见的父亲节前后，各路媒体上传了科学家让公鼠怀孕产子的新闻，立即成为网络上下热议的话题。这个新闻之所以遭到围观，盖因不同的群体对此产生了多重想象，甚至让人联想到科技反乌托邦小说《美丽的新世界》即将照进现实。尽管实验小鼠和人是完全不同的物种，人们也意识到了这个实验所研究的人工生殖技术，最终会用到人身上。因此，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言谈中，鼠与人、公鼠与男生成为可以互换的符号，也难免导致各种混淆与错杂。
1 公鼠孕育实验引发的价值争议与联想
消息一出，许多男生觉得，这是不是意味着，随此颠覆性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他们也将承担起生育的负担？真是那样，将来那些勇挑生育重担的父亲们，岂不是也可以过上温馨热络的母亲节？接下来，大抵是看到公鼠产子以阉割和补充雌性激素为前提，他们便没那么兴奋了。
而眼尖的女生们很快发现，这次孕育产子其实是以雌雄共体的方式完成的。孕育小鼠的子宫是从雌鼠移植过来的，雌性激素环境则拜与公鼠连体的雌鼠之赐，再加上数百个卵子也来自雌鼠，而公鼠充其量只提供了生育场地和营养物质，不过是干了些体力活的配角。
因此，在动物保护主义者和主张男女平权的人士看来，为了一只公鼠代孕而让那么多母鼠做出牺牲，加上成功率并不高，这个实验其实是无意义的。当然，二者的出发点不尽相同。前者是觉得，这个实验让小鼠付出了太多不必要的痛苦；后者则强调，让男性生育应该研究的是人造子宫，而不是移植子宫。更有主张尊重和敬畏自然的人士指出，这个实验违反了自然规律，让雌雄两性都受到伤害，男女都得牺牲，是从根本上行不通的。
在这些议论中，从鼠到人，从公鼠母鼠联想到人类男女，人们的思绪似乎毫无违和感地在人与鼠、雌雄与男女之间进行着转换。透过这些自觉不自觉的类比思维，折射出人们对科技未来的观念和想象。不论是科学家还是普通公众，人们对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的意义的认知，大多建立在其对科学、自然和社会的想象及其背后的观念之上。尽管这些观念和想象见仁见智，但它们却赋予科技以不同的意义，也使人们对研究与创新的情感和态度不尽相同。
当前，人类已经步入深度科技化时代，生命科技、人工智能和神经科学领域正在形成一些颠覆性技术，可能给人的生命、智能和认知带来前所未有的深度改变。当一些具有颠覆性前景的研究和创新露出苗头时，规避风险的直觉会促使公众对其展开热议。尤其是那些可能改变自然和生命过程的研究，会迅速发酵为热点话题。相关讨论的焦点是：那些有争议的研究是否科学？其预设的价值观是否可取？它们在伦理和情感上可不可以为人们所接受？针对这些问题，不同群体在观念和想象层面的碰撞在所难免，而这又无疑有助于推动对此类研究的科技伦理规范与治理。
在科学家看来，好奇心驱动的探索发现似乎是科学研究的应有之义。据媒体报道，在这次公鼠孕育实验中，研究者所做的雌雄共体实验设计，受到了雄海马怀孕的启示。尽管严格地讲，海马是卵生动物，雄海马做的只是孵化工作并没有怀孕，还是可以说明，研究者对突破常规的自然生命过程具有强烈的好奇心。但这项研究所引发的争议表明，研究者可能需要对其在研究伦理和科技伦理上可能受到的质疑作出必要的回应。其中，研究伦理主要涉及科学研究过程中涉及的研究诚信、研究对象保护、负责任的研究与实践等问题；科技伦理则指特定的科技活动（如生命科技、信息科技等）在生命、人类、主体和社会等方面产生的伦理问题。具体而言，这次公鼠孕育实验需要在以下两方面作出回应。
一是该研究是否对实验动物保护等研究伦理作出了必要考量。从自然观和对待生命的态度来看，这个实验必然地遭到了来自动物保护主义者的批评。他们主张人们应该充分想象到实验动物所遭受的痛苦，对动物抱有同理心和同情心。多年前，我在牛津大学访学时，就看到动保运动者的游行和宣传活动，他们高喊“对牛津实验室说不！”，四处散发实验室动物惨状的图片，这让生物、生化等科系的门禁不得不分外严格。但实际上，不论是主张感知动物的痛苦还是敬畏自然，既很难将其立场绝对化，也不易就相对可接受的标准达成共识。鉴于科学实验不可能不使用实验动物，研究伦理在实验动物保护上一般通过优化实验设计、精简实验动物数量、减少实验动物痛苦和加强实验动物福利等实践智慧加以调节。因此，从研究伦理上讲，公鼠怀孕研究可能要回应的是，其实验设计与实施中是否对小鼠保护及其福利有所考量。
二是该研究的实施和后果是否引发了严重的生命伦理等科技伦理问题。尽管人们会不自觉地在鼠和人之间进行想象变换，这项引起热议的研究本身并非人类胚胎和人类生殖研究等生命伦理所主要关切的领域。从科技伦理研究的维度来看，可以从生命伦理上追问这种研究的价值取向，探讨其应不应拓展到人类。但从科技伦理治理的角度来讲，固然人们可以由鼠联想到人，但鼠毕竟不是人，总不能从想象的类比中得出道德判断吧。
因此，目前对实验动物保护这一研究伦理问题可以加以必要的规范和治理，但对相关生命伦理等科技伦理问题，则有待进一步学术研究和实践探究，尚无法在实践中展开治理。一方面，现有的机构生物医学伦理委员会一般不具备探讨相关问题所需要的知识和能力；另一方面，即使试图对此类研究相关的科技伦理问题展开讨论，结果很可能要么莫衷一是，要么和稀泥。
3 科学家的参与和伦理现实主义的挑战
值得指出的是，在生命伦理等科技伦理讨论中，尤其需要科学家的主动参与，因为对科技伦理问题的探讨，实际上已经成为科技创新从0到1的过程的内在环节。例如，面对一般人在直觉上对这项实验违反自然规律的质疑，研究者可以从科学上进行辩护，即他们其实是试图以这种特殊的实验设计，验证生命科学所揭示的动物胚胎的一般生殖机制。面对主张男女平权的人士的立场，他们其实可以指出，科学研究无法一蹴而就。尽管现在的实验很初步，但沿着这一探究方向不断迭代，就可能完全掌握胚胎生殖的机制，最终走向对生殖过程的人工调控，这不也是主张男女平权的人士所要的人造子宫吗？通过这些积极的互动和创造性的对话，无疑有助于厘清相关的伦理争议，为科技创新找到既能造福人类又可以避免伦理风险的发展方向。
然而，在现实的科技活动中，大多数科学家还没有迈出这一步。这使得很多颠覆性科技带来的价值伦理争议仅仅在事后或成为热点后才得到关注。因而，亟待进一步思考的是，这种事后的伦理论辩相对于那些既成事实的科学实验会不会一直处于后手？固然可以为回应某些木已成舟的争议性研究而引入的伦理审查，但这对科技伦理边界的划分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依照这种事后诸葛亮的科技伦理路线图，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无法避免堪称科技伦理震撼弹的严重违背道德、情感和常理的恶性事件的出现？
必须直面的冷峻现实是，在科技创新的风险文化的熏染下，生命科学等前沿科技领域实际上普遍存在着一种伦理现实主义的做法。在现实的科技伦理实践层面，虽然可以在原则上提出伦理优先，但如果在特定的科技文化氛围中缺乏不可妥协的价值观基点，现实的伦理抉择往往是在科技已经呈现的可能性中做出选择，而不是对科技的可能性本身做出抉择。在这项公鼠孕育实验中，公鼠扮演了活体人工生殖机器的角色，这其实昭示了最终出现全人造人工生殖机器的可能。如果没有一种共识性强烈的生命价值观，特别是那种能强化人们对生命的道德与情感感受性的观念——比方说让人想到这类实验就能感受到肉疼，科技伦理抉择就只可能是对风险与效益的权衡。也就是说，伦理抉择的内容只是哪些人工生殖是在伦理上可接受的，而不是人工生殖本身应不应该有。
总之，面对有争议的科学实验和研究，现实的科技伦理抉择最终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选择。当然，不论现实如何，每个人依然可以对各种黑科技进行价值追问和伦理质疑：这是不是你我想要的深度科技化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