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社会学家，是自然科学家。作为自然科学家，可以提出问题，加以证实或者证伪。我觉得这个提问的对象，也可以包括社会科学中涉及的问题。
自然科学家有提问题的权利，当然也有思考的义务。
我大胆地问：“世界上流行的大学模式正确吗？”
“如果大学模式的思想根基不合理了，或者跟不上社会变迁了，大学何去何从？”
这几个问题，其实内涵是一样的，也就是大学的产生与所属的环境密切相关，环境变了，土壤变了，上面结出的植物之类和果实肯定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西方大学的初始建立，得益于城市和自由人的发展。从一开始，大学并为成为社会的主流模式，更靠近社会边缘。这是因为，从一开始，大学并不产生知识，而只是保存与传承知识。创造知识的主体在大学之外，社会上各方面的大师，不在大学里任教，教授也没有那么高的社会地位。
但是，知识是文明的基础。一部分古典知识在大学里找到了庇护所，因此，大学的合理性也就被文明社会所认可。大学没功劳，还有苦劳，至少为文明的延续提供了保存知识的场所。我认为，这是大学千年不倒的最为基础的法理所在。也是大学的基本模式没有本质变化的重要原因，比如图书馆、教与学。
大学在与社会的对接过程中，对社会需求反馈，知识积累一方面提升了知识体系的活跃度，另一方面，知识体系也有自身发展的需求，尤其是知识自由的需求。
所谓自由，就是有充足的时空去发展。知识体系最终会不满足于楼阁，永远屈膝于大学之内。空间上向社会拓展，内容上，不断创新，是知识的必然需求。于是，传统的大学模式就会改变，研究型大学应运而生，这是因为在大学内部，也可以开始创造知识，符合知识的发展需求。只有在这行模式下，一些所谓的大师才愿意加盟大学，为知识创新服务。
在上一轮的大学发展中，大学中的知识体系创新主要发生与大学内部，并向外传播，是传统研究型大学欣欣向荣的主要基础模式。
社会接着发展，知识创新在大学外部也大范围发生。这对传统研究型大学模式的挑战最大。在保存知识方面，大学也不再是最完美的选择。这无形中，会让大学存在的法理失稳。
在这种形式下，大学的独立性会受损。从知识创新与传播角度看，大学只是整个社会体系中的重要一部分，不再占优绝对的统治地位。
这给大学造成了惶惶不可终日的压力。于是，大学开始为此做出各种改革，一方面要加强自己创新知识的权重，一方面与社会中的知识创新者（比如大型公司）结盟，大学的花样变得越来越多。我随便给几个例子，比如，大型公司与大学建立联合实验室、大学生的定向培养、公司与大学兼任教授等等。
在研究型大学中，科研变得比教学重要，趋势不可阻挡。这是因为大学要重新夺回知识创新权，加强让自己存在的法理。
大学与社会资源的对接，是一场双赢的谈判。大型公司开始建立自己的研究所，对大学来讲，这不是一个好兆头。如果将来社会创新知识的能力被社会资源远远超越，大学也就失去了谈判的资格。
如果知识创新这一资格失去了，大学就会岌岌可危。好在大学还有第二条法理，基础育人。大学面对的是一群思想还没有完全成熟的被教育者。大学利用充足的四年时光，软磨硬泡，让一个个青瓜变成红艳艳的水果。在这一点上，大学确实占据了绝对优势，没有任何的社会资源愿意花费大学这样的精力，在基础育人方面做出巨大的投资。
所以，大学就会保存那些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的功能，包括育人，也可能包括漫长时间才能出成果的基础学科。那些短平快的技术学科，有可能，早晚还是会被赶出大学。当然，这并不会在眼前发生，而是在将来。
中国大学的建立环境与西方国家大学完全不同。同时，中国平行建立了大学和各部委科院研究所体系。早期研究院所在知识创新方面领先，中国的大学更多是承担了育人功能，与基础知识培养功能。随着中国大学的知识创新能力加强，知识创新与流动的体系发生了变化。这促进了大学与科研院所的交流与合作。比如，研究院所主动办大学，大学与科研院所合办大学，科研院所与院系合办等等，并在今后一段时间里，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其实，这种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合作在国外也常常取得重大教育成果。比如美国的MIT和Woods Hole海洋研究所，英国的国家海洋中心和南安普顿大学等等。深圳正在建立的一些新型大学，将与大型高科技公司密切合作，形成高教领域的新常态和新模式。
在我看来，这都是在寻找各自的存在法理。只是，知识的流动，知识创新能力的提升是动态的，最终会使得公司和科研院所与大学之间达到某种平衡，形成新的教育与知识创新的大格局，这对于世界大学模式演化，提供了一种新的样板。
大学还叫大学，其内涵在变化。但只要适应时代需求，促进知识传承与创新，就会得到文明体系的认可。这是大学存在的永久核心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