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社会学家茶座》2006年第1期，总第14辑，第63－68页。收入《有限地球时代的怀疑论——未来的世界是垃圾做的》（科学出版社，2007）、《警惕科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这里是《警惕科学（完整版）》（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7）
近两年，关于中医的话题频现传媒，有斥之伪科学者，有誉之为中华瑰宝者。又有老中医以绝食表演赚取眼球，事后被某家带有科技字号的报纸评为2004年十大科技骗局之首，随后被老中医诉诸公堂。近闻老中医初审胜诉，网上网下又是一番吵闹。仿佛回到民国初年中医存废之争的时候。想起几年前，在一个饭桌之上，一位年轻的女士义正辞严地问：“中医有什么科学依据吗？”
问话者气贯全身，双目炯炯，仿佛使出了必杀技，一道寒光呼啸而来，我只好谦虚地反问：“您说中医有没有科学依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中医有科学依据吗？这是一个只有在科学主义意识形态下才会出现的问题。然而，这个听起来很科学很有劲的反问句其实充满了歧义。在我们长久以来的大众语境中，科学是一个大词，一个代表着绝对正确，代表着最高价值判断的大词，简而言之，总而言之，就是那个超越了文化差异、地域差异、民族差异的冥冥中的尺度——冥尺。什么东西只要符合了科学，就获得了当然的正义性；而一旦被斥为非科学、伪科学，一下子就失去了立脚的地方。勉勉强强苟延残喘的，也不好意思出门见人，只好披上科学的外衣——于是就真的成了伪科学了：）然而，如果你要细究：难道科学就绝对正确吗？那些坚持要问中医有无科学依据的人士马上又会说：“我从来没有说过科学是万能的”、“我从来没有说过科学是绝对正确的”，甚至有人还可能引用一下波普尔，说：“科学是可以证伪的，可以证伪的才是科学。”当然，他们也会打个补钉：“但是没有科学是万万不能的”，“虽然科学不是万能的，但它是迄今为止最能的”。他们中的某人还可能会整出一句不知从哪儿弄来的警句：“而且科学具有自我纠错功能。”看似理所当然，其实不知所云。我姥姥家的狗狗还具有自我纠错功能呢。好比一个乡里选举，有个壮汉上来说：“大家选我吧，因为我力气最大，所以我一贯正确，就算不是一贯正确，也是最正确的。而且，我还有自我纠错功能。”如果有人追问，“为什么你能自我纠错呀？”他就会说：“因为我们家里的人个个自私，每个人都憋着劲儿找别人的错，打别人的假，所以就没有人敢犯错，没有人敢造假，就算有人犯了错，造了假，马上就会被人找出来，不就纠错了？”一下子我就明白了，反正得你们家人说了算才行。
“中医的科学依据”，这个词组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怎么样才算是有科学依据呢？
在我们的大众话语中，科学常常是作形容词用的，一个“科学的”东东，就相当于“正确的”、“高明的”、“有效的”、“经过了证实的”东东。先不管最后一个词与波普尔的矛盾，照此理解，中医要有科学依据==中医要有正确的、高明的、有效的、经过证实的证据。然而，什么是正确的、高明的、有效的、经过证实的证据呢？在表演绝食的那位老中医看来，他阅读过的古籍，他自己的行医经历，乃至于他的绝食，都已经构成了正、高、有、证的证据，都是“科学的”证据。而在他的反对者看来，这些东西连“证据”都不算，更不是“科学”。这样打起来肯定是一场糊涂仗。好比小孩子骂仗，都跳着脚喊我是好人，你是坏人，闹到最后，力气大的把力气小的打得不敢说话，或者说不出话，就可以单方面宣布胜利了。力气小的顶多是小声嘀咕一下：“可是地球还在转动。”
王朔的《顽主》里有这样一个情节，马青当街高喊：“谁敢惹我？”来了一个大汉，说：“我敢惹你！”马青大汗，马上喊：“那谁敢惹咱们俩儿？”在科学强大的话语地位之下，大家都纷纷把自己归到科学旗下，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人说：“中医是科学！”把那些眼睛里揉不得中医的科学警察弄得血丝满瞳。我也常常好心地劝告那些想要拉科学大旗做皮的中医范斯：“你干嘛非得跟人家参乎，不是科学就不是科学呗？”可是他们不干，掉头就跟我急了：“就是，就是！”这仗打得别提有多糊涂了。
说到这儿，估计早有人坐不住了：“不要搅浑水！我们说中医要有科学依据，不是你说的那个抽象的东西！”好，那我们就来点儿具体的。具体的嘛，无非就是说：中医的理论与来自西方的解剖学、生理学不能对接，比如中医的经络至今找不到解剖学的证据；中医的药方没有经过双盲实验；很多中药的有效成分至今写不出分子式；中药药理不能用来自西方的药理学予以解释……肯定我列得还不全，反正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吧。这时，我要做恍然大悟状：“噢，原来你问中医有没有科学依据，其实是要问：中医有没有西医的依据！”
那我就要反问了：“中医为什么要有西医的依据呢？”
而且我还要问：“你那个西医，它有中医的依据吗？”
二，话语权
所谓科学乃是分科之学，科学是具体的，你可以相信存在一种抽象的、整体的、绝对的、冥尺般的科学，但是在讨论具体问题的时候，如果不能落实到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理学、解剖学、神经解剖学、植物神经解剖学……之类的学科上，是否有科学依据之争就会蜕变成何为科学之争，而归根结底是话语权之争。然而，即使我们把科学具体到解剖之学、生理之学上来，仍然是一场话语权之争。凭什么中医要有西医依据，而西医天然地就不需要中医的依据呢？比如你那个阿司匹林，有中医的药理依据吗？
中医为什么要有西医的依据？因为西医是科学，而中医不是？因为中医不是西医，所以中医不是科学？然而，既然中医不是科学，为什么要求中医具有科学依据呢？——图穷匕现，如果中医不是科学，中医就不具备合理性！这话等于：如果中医不是西医，中医就该灭亡！——这不摆明了是欺负人嘛！
话说到这儿，又会有人跳出来，说：“不要搅浑水！根本不存在中医西医之争，而是中医与现代医学之争！”这种推理大概是这样的：正如现在已经没有中国天文学和葡萄牙天文学之别，只有中国古代天学与现代天文学之别，不但中国古代天学要让位于现代天文学，印度古代天学、莫桑比克古代天学等所有古代天学都要让位于现代天文学。时代在进步，科学在发展，现代医学是没有国界之别的，它是代表现在，代表未来——代表进步的。什么藏医、蒙医、印度医，都必须让位于现代医。
这种话我还学得还真是不大像，总而言之，这个所谓的现代之学，所谓的未来之学，也是一个超越地域、超越文化、超越民族的一个绝对的东东——那就是个冥尺呀！比如某些人动辄宣称，科学不是西学，而是现代学，是世界学。就是这个意思。这个说法初听起来理直气壮，却不过是流俗之见，经不起推敲。一来，这完全无视科学本身源自古希腊的具体历史；二来，如果真有这么一个代表现代、代表世界、代表世界未来的冥尺一般的东东，凭什么它就应该是来自西方的“这个科学”呢？人家朱清时还说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呢，为什么我大清我大唐我大汉的“那个科学”——那个中医所基于的阴阳五行之类的东东就不能代表未来呢？——于是又进入了话语权之争的逻辑循环。
当然，这个世界说并非空穴来风，在其更大的语境之中隐含着某种话语策略的意味。不管怎么说，放弃自己的东西，接受别人的东西，多少有点投降的意思，感情上有点儿过不去。但是，如果我们接受的不是别人的东西，而是某种代表未来的全球一统的东西，不但我们要接受，全世界人民都要接受，那就不是投降，而是迎接光明，走向进步了！比如我们把kilometer翻译成“公里”，而不是“西里”；把kilogram翻译成“公斤”，而不是“西斤”；再比如我们现在把格里高利历说成是“公历”，而不是最初的“西历”。说科学不是西学，而是现代学、未来学、世界学，大概隐含着同样的意思。然而，你说科学是“公学”，有什么“科学依据”吗？
最近我经常琢磨这个问题，我们在判断一个事物是否具有合理性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有“科学的依据”？科学依据是否是唯一的依据？在科学依据之外，我们是否还有别的“依据”？比如我们是否可以强调“经验的依据”或者“历史的依据”？在科学的依据与其它依据发生冲突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以科学依据为标准？在一种方法获得科学的依据之前，是不是应该先把它废掉？人们的生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依靠科学的？
实际上，在我们绝大多数的日常生活中，科学的重要性是很小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些事情的发生都不需要了解科学在先。你能否骑好自行车，并不取决于你是否学好了牛顿力学。倘若要先有了科学依据才能行事才能生存才能有效地生存的话，猴子们还有活路吗？我们吃大米，并不需要知道水稻的DNA图谱，并不需要知道水稻的各种氨基酸含量。中国工匠李春没有学过科学，也能造出赵州桥。对于我们的生活起直接作用的是技术，而技术并不需要有科学在先，完全可以凭借经验的累积而不断发展和完善。
人体是一个接受刺激反应的生物体，有一个刺激，产生一个反应；换一个刺激，产生另一个反应。一个正常的人在他的生长过程中，会逐渐获得足够的对外界刺激作出恰当反应的能力。一个人是否心怀恶意，我们能够一望而知或三思而知，不需要进行“科学的”调查，不需要包括科学在内的任何理论的依据就可以根据我们的“经验依据”做出判断。而科学在这些问题上常常是无能为力的。
最直接的判断依据是经验依据。而历史依据则可以看作是长时段的集体的经验依据。毫无疑问，这个依据是与民族传统和地域文化密切相关的。
比如刀耕火种，从最直观的想象和缺省配置出发，我们会觉得它会破坏环境，会认为这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如此，则从长时段来看，刀耕火种的民族所生活过的地方应该留下一片片荒山秃丘才对。然而实际上，人类学家看到的却是“一面刀耕火种，一面青山常绿。”也就是说，“刀耕火种破坏环境”这种说法是没有“历史依据”的。
中医也是这样。
在中华文明的语境之内考虑，中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已经经过了正、高、有、证的检验。在理论上，中医有着自己完备的具有生长能力的思想体系，虽然，这套体系与西方现代医学目前所基于的还原论、机械论、决定论的“科学方法”是水火不容的。在实践上，中医拥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依据，经验依据。这些理论和实践依据远在西方现代科学诞生之前就已经完善成熟了。为什么要等西医出现之后，为什么要在获得了西医的证据之后，才能获得价值、获得意义、获得生存的权利呢？
相反，按照托马斯·刘易斯的说法，现代西医作为一门年轻的科学，只有一百年的历史。也就是说，现代西医虽然有科学依据，却没有充分的历史依据。比如四环素，相信上市的时候也经过了临床实验，获得了科学依据，但是十年之后发现，小时候有幸享用这种科学产品的孩子长出了一嘴四环素牙。还有那个著名的“反应停”，只用了几年功夫，就导致了上万名婴儿畸形。这个东东刚发明出来的时候，也一定有科学的依据吧，大概也会装饰着为人类造福之类的说辞吧？当然，科学卫士们会说：反应停之所以酿成悲剧，恰恰是因为它上市的时候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从“科学依据”到“充分的科学依据”，呵呵，多了三个字。然而，怎么样叫做“充分的科学依据”呢？是不是没出事儿就做充分，出了事儿就叫不充分呢？这不是事后诸葛亮嘛！如果我们把“充分”理解成足够的时间长度，那么，又有哪一种医术比两千年的中医更加充分呢！
中医不仅仅是经验的技术，中医这种完整独立的理论，同样不需要科学赋予其正当性。
说到这儿，我已经获得了一个诡异的结论。如果从宽泛的意义上理解科学，中医已经具有了科学依据。如果从狭义的具体的意义上理解科学，中医不需要科学依据！
四、话语何以获权？
我们为什么相信一件事物，至少涉及到这样几个方面：1，个体的经验；2，权威的看法——主流意识形态；3，最广大群众的看法——大众语境。哪个方面起作用，因时因地因人而异。过分相信个体经验的，我们称之为偏执狂。所以后两者常常有决定性的作用。当科学在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话语中获得了超越一切的话语权，以至于到了要成为“公学”——于是西医成为“公医”——的地步，中医的话语空间当然就被大大地压缩了。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医是否有科学依据这样的问题才会冒出来。回到一百年前，这种问题毫无意义。
当然，否定中医者也常常喜欢问这样的问题：“现在是相信中医的多，还是相信西医的多？人们是更愿意接受中医的方法，还是更愿意接受西医的方法？”我相信，一定是相信西医、接受西医的人多。但是，这不能证明西医代表了现代，代表了未来。而恰恰表明了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对传统的压制和摧残。因为中医的文化土壤已经被消解了将近一百年了。只需要看看中小学课程就可以知道，我们现在的中小学生的缺省配置，是按照西方文化来格式化的。甚至连语文课本都是按照还原的机械的方式进行设计和教学的，在这种文化这种思维中熏陶出来的人，自然而言地亲近西医而疏远中医。
要知道，中医是在四书五经的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这种中国传统的认知事物的方式，现在只能在正式教育之外通过传统的惯性，比如通过武侠小说为人接受了！一百年来，这种惯性怕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吧。这里要用一句中学时从语文课本里学来的作为嘲讽对象的感叹：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啊！——我们变得不是中国了。我们的文化记忆，我们的思想模式，已经被替换了！如果全世界都主动地把自己给换了，你说科学是世界学，是未来学，我也无法反对。只不过那种未来，我并不觉得好。
那是一个没有多样性的世界，那是一个单一的平板的世界。并且，那个不断加速的工业文明的世界，在我看来，很快也要走到尽头了。
这里，我还要引用费孝通先生的遗训：“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