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宇鹏. 从范式的不可通约性看中西医学关系.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6，22（3）：326-327+341
摘要： 根据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理论，中医与西医应属于相互竞争的两个不同“范式”，有着完全不同的符号系统与价值标准，那么这两种医学间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可通约”的问题。不可通约性会引起交流困难并妨碍理性比较，在很大的程度上限制了两种医学间的相互交流与融合。因此，从理论上弥合两种医学差异的中西医结合医学，由于缺乏哲学基础的支撑，面临很大的困境。然而这却并不妨碍中西医学在各自范式内的发展与积累，甚至可以在坚持自身范式的基础上吸收与借鉴对方的精华以获得创新的灵感。而中医研究，首先应做好对传统的继承工作，进一步的创新才有可能成功。
科学哲学又称科学逻辑学，始于 20 世纪 20 至30 年代，以石里克、卡尔那普等为核心的维也纳学派所开展的逻辑实证主义运动。按照卡尔那普的观点，奠定科学认识的基础，即是“经验科学的命题与概念的逻辑分析”。逻辑实证主义者则进一步认为“假说演绎法”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并将之简单归纳后得出如下步骤：根据观察收集科学数据；依据归纳法提出假说；由假说演绎出可以归纳的命题；通过实验检验与反证可以验证命题；在被验证的假说基础上形成理论。
然而美国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学家托马斯·库恩却对这一模式提出了尖锐批判。库恩认为，这是被“理想化”的科学，并非是穿越真实历史过程的活生生的科学形象。正如理想气体那样，逻辑实证主义者所描述的科学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系统阐述了一种十分新颖的科学观，即把科学看作一定的“科学共同体”，按照一套共有的“范式”进行专业活动，而不是一个不断增长的庞大知识堆。库恩所说的“范式”是指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而这种信念又建立在具体的科学成就，主要是重大理论成就的基础上。这些成就不仅提供了一种新的思想框架，而且提供了一个可供模仿的具体范例，从而规定了一定时期这门科学的发展道路和工作方式。另一方面，库恩也同时深刻地认识到，这种“范式”所带来的共有信念也决定着某种“形而上学模型”及某种价值标准，并由此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形式系统或符号系统，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不同“范式”间的“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问题。
所谓不可通约性是来自于古希腊的数学概念，在欧几里德《几何原本》中的定义是：“根据相同尺度可以分割的量叫做可通约的量，没有任何共同尺度的量叫做不可通约的量。”如整数 3 和 5 都包含 1这个共同的尺度单位，所以二者是可通约的量；相反，边长为 1 的正方形对角线的长度为无理数根号2，因此正方形的边长与其对角线之间就没有共有的尺度单位，二者具有“不可通约性”。库恩把这个概念转用到科学史和科学哲学领域。他明确指出，在从一种理论到下一个理论的转换过程中，单词以难以捉摸的方式改变了自己的含义或应用条件。虽然科学革命前后所使用的大多数符号仍在沿用，例如力、质量、元素、化合物、细胞，但其中有些符号依附于自然界的方式已有了变化。此时，无法找到一种中性的或理想的语言，使得两种理论至少是经验结果能够不走样地“翻译”成这种语言。由于不同的范式只是应付不同问题的工具，总是赋予概念不同的含义，因而库恩认为两个不同范式之间在逻辑上是“不可通约”的。
库恩的理论在医学领域也是同样适用的。很显然，依照库恩的解释，中医与西医应当属于相互竞争的两个不同“范式”，有着完全不同的符号系统与价值标准，那么这两种医学间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可通约”的问题。依照库恩的理论，不可通约性会引起交流困难并妨碍理性的比较。库恩把不可通约性看作是分离两个专业的概念屏障，这种差异就会使其中一个专业的实践者不能完全和另一个专业的实践者交流，这种交流上的困难则大大降低了（虽然未能彻底消除）从这两个专业中繁衍出新的专业（从而弥合它们之间的差异）的可能性。因此，尽管中西医结合在临床上卓有成效，但由于“不可通约性”的存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两种医学间的相互交流与融合，它们在相互评价时会遇到不可逾越的困难，使得力图在理论上统一两种医学的努力陷入了一种难以自拔的怪圈。
中西医学之间的不可通约问题首先就反映在相互翻译的问题上。众所周知，当西医学传入中国时，借用了很多中医学的名词作为它的专业术语，然而这些名词一旦成为西医学的专业术语后，其内涵就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如中医学的“心”与西医学的“心”，虽然两者所指向的对象在某种意义上是同一的，然而其本质内涵上却是截然不同的，无论是在中医使用西医“心脏”（heart）的概念，还是在西医使用中医“心藏”的概念，都必然会导致理论与实践的混乱。这一问题在“脾”的概念上表现得更加明显，中医的“脾藏”与西医的“脾脏”（spleen）间几乎没有任何共通之处。此外，中西医学间各自还有很多的专有名词，在另一个理论体系内是完全找不到与之对应的对象的，如中医学的“三焦”“经络”“相火”等，西医学则有“神经”“淋巴”“补体”等。因而，人们在讨论分属两种医学的不同的理论、概念、术语时，不可避免地将遇到翻译困难的问题，就如同在与一门外语打交道。不可通约性限制了概念意义的变化，而且演化成为一种不可翻译性。
当然，不同范式间“不可翻译”并不意味着“不可理解”。“不可通约性”只是在技术意义上与不可翻译性相关，两种理论不可通约虽然意味着它们的概念无法通过词或词组的替换来互译，但人们仍然可以借助“诠释”来学习处于不同范式中的理论。
在阐述这一问题时，库恩使用了一个“双语者”的类比。双语者的学习过程有两个很重要的特征：首先，是当双语者学习第二语言时无须将每个词都翻译成母语，即双语者是直接通过第二语言的语法与语境来直接掌握这种语言，而无须借助第一语言作为中介；同时双语者所学到的是与母语不同的一个词汇分类系统，而这个新的词汇分类系统却无法通过一个更广泛的词汇系统与母语兼容，因此两种语言是被分别独立的学习与运用。这种双语者的类比很容易被我们所理解，作为正规中医药院校培养的广大的中医从业人员，绝大多数都经过中西医两种医学的系统学习，对两者都有着很深的理解，也有很多人能够熟练的分别运用两种医学来解决实际问题。
然而我们却失望地发现，虽然我们可以同时学会并掌握两种截然不同的医学，但我们却只能做到“分别运用”，无法从根本上弥合两者间的差距。正如我们在分别说中文或英文时，都必须遵照各自不同的语法及语言习惯一样，当我们在运用中医的方法解决问题时，就只能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反之亦然。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即为脉象仪的研制，全国集中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前后研制了不下十几种脉象仪，但却没有一种能够真正运用到临床实践当中，在申请了成果与奖励之后，最终往往都因为难以实用而被束之高阁。这很突出的表明，中医学的方法一旦脱离开中医学的理论，马上就会面临“不可通约性”的难题而无法解决，即由于不可通约性的存在，中西医学之间的结合仍然是异常困难的。
中西医学结合的根本性困难，实际来自于不可通约性所隐含的不可比较性。与逻辑实证主义不同，库恩的研究表明，不同的科学共同体所形成的不同范式，也往往具有着完全不同的科学目标与价值标准，因此在两种范式之间，即使能够很好的相互理解，也是难以进行理性的评判与选择。这一点在中西医学比较过程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如整体观念与还原论思想，辨证论治与消除病因等，不同的目标取向与价值标准始终困扰着我们无法解决。比如，一个西医看来非常健康的人，在中医看来则很有可能被辨证为气虚或是脾虚；而另外一个经中医治疗已经完全康复的患者，也很有可能经西医检查后仍然发现大量的尿蛋白流失。在这里，我们很难理性地比较与评价这两种医学间的优劣得失，因为两者对疾病与健康的概念有着巨大的差异，由此也导致了两者的价值取向与标准的分离，我们将很难获得一个两者共通的评价标准来对这两种医学进行客观、理性的比较。这使我们最终痛苦地发现，当我们试图处理具体问题的时候，就不得不选择其中某一方面的理论作为出发的基础，从而放弃另一方面的观念，非此即彼，没有中间路线可走。因而，使得从理论上实现中西医结合的理想变得愈发不可能，最多只能是在表面的枝节问题上修修补补而已。
至此我们似乎已经得出结论，即试图从理论弥合两种医学差异的中西医结合医学，由于缺乏哲学基础的支撑，因而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困境。然而其实这并非一定是一个糟糕的结论，因为深入研究库恩理论后发现，虽然由于不可通约性的存在而限制了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发展，然而这却并不妨碍中西医学在各自范式内的发展与积累，甚至可以在坚持自身范式的基础上吸收与借鉴对方的精华以获得创新的灵感。
库恩在深入探讨有关不可通约性的双语者类比后发现，双语者所实践的是一个语言添加过程，他们新学到的词汇系统虽然无法在一个更广泛的词汇系统中与母语兼容，但通过将 2 种不同的语言相添加，双语者却能够将新学到的外语词汇加进母语中而丰富自己的词汇系统。这种例子比比皆是，如汉语中的“科学”一词最初即来自于日语，而“浪漫”则是英文的音译等等。在医学领域也是一样，坚持原有范式的同时，汲取另一种医学的营养而获得创新的灵感也是非常常见的方法。最为典型的当属青蒿素的发明。毫无疑问，青蒿素最初的灵感是来自于古人对中药青蒿的描述，但是在青蒿素的开发过程中，却完全遵照西药的开发标准与程序，而在成品青蒿素的临床使用上，也是完全遵照着西医用药的规程，至此青蒿素已经完全变成了一种成熟的西药。自青蒿素之后，中药有效成分的研究迅速发展起来，已成为中医研究的一个热点与重点。然而深究起来，这种说法却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在中药有效成分的研究中，运用的完全是西药的开发方法，是坚持西医的范式，因此准确地说，中药有效成分的研究应当是西医学研究的一个方面，一个新兴的领域。
然而，青蒿素的成功仅仅是一个典型范例而已，并非所有的从另一个医学获得的灵感都能够获得成功，2003 年出现的龙胆泻肝丸事件就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西医使用中成药已经是一个非常广泛的现象，但是若一个西医并不非常熟悉中医理论，或是这个中成药在开发过程中没有如青蒿素一般经过西药开发程序与标准的彻底改造，则两种范式间的冲突就很难避免，龙胆泻肝丸事件与日本的小柴胡汤事件都说明这种情况是存在着巨大风险的。类似的问题在中医学中也有集中表现，如辨病与辨证的争论，即是西医病因学说对中医界的冲击。
针对这些问题，促使我们进一步的思考，中医学与西医学的相互交流与融合是否一定是医学发展的方向呢? 当我们重新深入研究库恩的理论时发现，实际上这个问题在论文“必要的张力——科学研究的传统与革新”及后来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就已经做出了回答。库恩认为，对于科学研究的进展而言，在需要超脱式思维的同时，向心式思维更加是不可缺少的条件。所谓“范式”这一概念问题，与其说是在说明科学革命，不如说是在形容常规的科学研究形式。因此传统与革新是辩证统一的，是一对必要的张力。常规科学研究是一种高度向心的活动，只有在常规研究的条件下，科学的积累与进步才成为可能，也才能够为科学的革新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过度强调思想的灵活性与思维的开放性并不适宜。在中医研究中也同样是如此，我们首先应做好对传统的继承工作，只有在充分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创新才有可能成功。而自 20 世纪以来中医学术发展缓慢，中医临床阵地逐渐萎缩，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源于我们对继承的忽视。
不可否认，从近代到现今中医学始终处于学术危机之中，但笔者认为目前中医学只是处于范式的反常阶段，尚未达到全面危机的程度，距离完全革新相对就更加遥远。就中医而言，当前仍然是一个可与西医学相互竞争的不同范式，未来将要有一个根本性的发展是肯定的，也是必须的，但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而在新的范式产生以前，“向心式”的研究更加重要，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是要在继承中积极探索，进一步开发中医药的原创性优势，这才是中医学进一步发展与创新的根本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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