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鄢良. 近代中国文化与近代中国医学思潮. 山东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3）：25-29
近代中国医学面临着两个重大的变局，一是西学东渐所导致的中国文化结构和社会思想的改变，也就是中国医学的社会文化环境发生了改变，中医学独尊的局面被打破而形成中西医二元医学体系并存的局势。对于中医来说，西医的传入等于为它引进了一个参照系和竞争的对手。这两种空前的变局无疑对近代中国医学发生重大影响，在这两种变局的作用下，传统的中医学也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
如果从宏观文化的整体水平上看待中国近代医学，那么就会发现近代中国医学变化的过程和情形与近代中国文化变化的进程和情形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不仅表现在西医学传入、根植和发展的历程与西学传入、根植和发展的进程大体相 同，而且更突出地表现在中西医学之间势力的消长、地位的转化、以及有关中西 医比较和取舍的各种思潮与中学西学之间的势力消长、地位转化和有关中西学 比较及取舍的各种思潮基本相同。
中西学和中西医学势力的消长和地位的转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十九世纪维新运动以前，中学势力强于西学，中学占主体和统治地位。这时候文化运动的重点在于提倡引进西学而不在破坏中学，文化界 虽然不乏对时政时弊的批评，但对中国传统文化“道”、“体”、“本”是肯定和维护的。而对西学则推崇其“器”、“用”、“末”，故而“中体西用”、“道器兼备”的汇合中西之学的思潮盛行。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维新变法到民国初西学势力大增，逐渐达到与中学相匹敌的地步，提倡西学的人已开始公然抨击中学，而且直接针对中学的核心——儒家伦理。由于中 的主体地位已经动摇，因而中学代表人物意识到了维护中学的必要，由此而产生了“国粹主义”思潮。由于中西学势力相当，所以其斗争也就很激烈，而且反复很大，从维新变法的兴起和失败到“新法”的重新施行，从“立宪”运动的兴起到“伪立宪”的失败，再到革命运动的兴起和清廷被推翻，以及以后的袁世凯、张勋复辟及其被粉碎，正是中西新旧之学势力相当而激烈斗争的表现。“革命”和“改良”或“改进”的口号在这时被公开提出。在这种斗争中，西学“新学”逐渐取得优势。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是西学取得优势的表现，新文化运动的胜利进而又大大加强了西学的优势和主导地位。这一时期新文化运动之后全盘西化的思潮盛行。此后兴起的中西文化融合论和中国文化建设和科学化运动则是在欧化热潮后对待中西文化比较客观、全面、冷静而理智的态度。总体上来说，中西学的势力在近代经历了西长中消、西升中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许许多多的中西文化比观和各种各样的对待中西文化取舍的态度。二十世纪以前的“中体西用”思潮用“道器”观概括中西学，承认中西学各有所长而主张合其所长而臻至善。而二十世纪以后 的全盘欧化的思潮则认为中学根本上劣于西学而主张扫除旧学而全盘西化。中西融合论重提中西学各有长短，但认识比“中体西用”论更全面而深刻，主张融合中西文化并建立新文化。近代的中西文化比观大多论其异，论其同者主要是国粹主义派，他们“藉西学以证明中学 ”，实际就是寻找西学与中学的相同相通之处，目的在于借人们对西学的肯定、推崇来肯定中学，保存中学。医学界的情形 大致与此一致。
二十世纪以前，中国西医学势力很弱，中西医之间的接触在范围、探度和规模上十分有限，尽管到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己有一些来自于西医对中医理论的非议，但西医还远没有形成一支独立的力量来动摇中医学的主体和主导地位，西方传教士医生不属于中国医界，他们在中国兴办西医事业是为了取得中国人的信任和好感，一般不会对中医学有过激的非议。所以这时期中医学是占绝对的优势和主导地位。当时的文化界的倾向是在主体上肯定中学，同时提倡引进西学，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对中西医学也持这种态度。中医界一些接触到西医学的人士开始注意到中西医学理论之间的不同，并承认西医学的一些长处，主要是解剖形态 学方面的精确性，但他们从主体上肯定中医学推崇中医学，而对西医学则也主张吸取其长处。这种中西医参合折衷，而以中医为主的主张是清末中医界的新思潮。这种思潮与文化界的中体西用的思潮实质上是一致的。汇通的思潮在这时尚未形成，更不存在什么“早期汇通学派”。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一方面由于西医势力渐增，另一方面由文化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日趋猛烈。欧化之风日盛，医学界西医和部分接受西医的中医也开始了对传统中医学，特别是中医基本理论的抨击。鉴于当时中国医学的现状和受社会政治领域“改良”口号的启示，医学界也兴起了改良的思潮。医学改良的基本主张是大力引进西医和改造中医。此时兴起的另一种思潮是“衷中参西”的汇通思潮。汇通思潮力图证明中西医理是相同相通的，或者说西医之理原寓于中医之中，其目的在于借对西医的肯定来肯定中医。这与“藉西学以证明中学”和从传统中学中寻找西学原型的国粹主义思想方法是一致的。所以医学中的汇通思 潮是 国粹主义思嘲在医学界的表 现形式。
当新文化运动兴起和全盘西化的思潮盛行衬医学界全盘否认中医、主张废止 中医的思潮也很快发展开来、此时中国医界的西医虽然人数少，但由子掌握卫生行政的人是西医，一些西医与上层人物关系密切以及当时大多数政府要员都是受西学教育，推崇西学的人士，他们明确站在支持西医的一面，并且不相信中医的理论，所以西医的地位迅速凌驾于中医之上，中医反而处于被排挤的境地。西医 的优势地位是当时西学新学取得优势地位的结果。全盘否认中医理论的思潮兴起后，中医界人士奋起反击，形成维护中医的思潮。
此后，融合中西医以建立中国新医学的思潮和中医建设和中医科学化思潮在二、三十年代兴起，这无疑是受中西文化融合论和中国文化建设和科学化运动影响的结果。
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中西学经历了与中医学大致相似西长中消、西升中降的势力和地位变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也伴随着形形色色的中西医学比观对待中西医学取舍问题的种种态度。二十世纪以前的中西医参合折衷论是基于 中西医各有长短且各有特色的中西医学比观。二十世纪以后的废止中医论则是基于中医全面劣于西医的中西医学比观。进行中医西医比较的人多求其异，而汇通学派则着重求其同。中西医学比较思想的变化过程与中西文化比较思想的变化过程也是大体一致的。
总之，在中国近代医学史上，先后产生了中西医参和折衷、中西医汇通、医学改良、废止中医和中医科学化等思潮，这些思潮都基于一定的中西医比观。这些医学思潮的产生都与当时的文化思潮有密切的联系，都可以从社会文化思想那里找到根源。近代中国医学思潮与近代中国文化思潮的这种关系可以从表1中反映出来。
表1 西学东渐的文化与医学比观
文化观念演变
医学观念演变
中体西用
中西医参合
全盘西化
废止中医
国粹主义
中西医汇通
中西融合
新医学
新文化运动
中医科学化
改良/革命
改良/革命
医学是文化的一个部分，医学与文化的关系就是都分与整体的关系。部分受控于整体，整体的状态制约着部分的状态。近代中国医学的变化及其种种思潮与近代中国文化的变化及其种种思潮的一致性，正是这种部分与整体的关系的结果和体现。人们或许把这种一致性归因于社会文化思潮的直接影响，这种影响确实是存在的，比如医学界的“医学革命”、“医学改良”、“中医科学化”等口号明显是来自于社会文化领域的“革命”、“改良”和“科学化”等时论。但把这种一致性完全归结为文化对医学的影响则是不恰当的。当引进西医，造成中西医并存的局面时，中西医之间的比较和取舍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的，这并不需要在 中西文化进行过比较以后，再在其影响下开展中西医学比较。而且由于中西医学与中西文化有其内在联系和共性，因而在中西医学比较和取舍方面得出与中西文化比较和取舍相似的结论也是自然的，这也不必然需要以文化比观和抉择来套用于医学的比观和抉择。当中医学受到猛烈冲击，而西医学备受推崇时，一些有深厚中医学基础知识又笃信中医学的人，自然要起来回击对中医的攻击，提倡维护中医。而化解对攻击的最有效办法，莫过于证明自己的理论（中医）与对方的理论（西医）是相通的。这是医学中的汇通派。文化中的国粹派也是这样，前者不一定受后者直接支配。总之，医学的变化与思潮与文化的变化和思潮本身就存在着自然的一致性，医学并不完全是处于被动状态。整体虽然制约着部分，但整体是由部分整合而成 的。如果部分全是被动，又何从有整体的主动？
以上叙述的，是近代中国医学思潮与文化思潮的一致性，但不能就此认为近代中国医学的变化和思潮就完全一致而没有特殊性。医学由于其非生产性实用学科性质而导致了其在近代中国文化变化过程中的特殊性。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医学由于不是清末强国御侮之急需，不受国人重视。在二十世纪以前的几十年里，中国主动引进西医的措施很少，远不及对西方军事工业、工业及格致之学那样重视，此时主要是教会和传教士医生输入西医知识，但传教士一方面由于作为外国人不便评议中医是非，另一方面由于不太了解中医而难以评议之，而中医界人士大多不了解西医，少数接触过西医知识的人对西医的了解也不深，因而与热烈而活跃的文化界相比，医界则显得比较平淡。洋务派与顽固派，维新派与洋务派之争的长时间的激烈斗争，在医学界几乎没有相应的反映。文化界大力提倡引进西学，改革中国当时现状的呼声在医学界亦无相应体现。
其二，中西学之争的关键部分是政体和伦理的问题，其取舍存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观念或信念的转变。近代西方民主和人权平等思想的传入，使国人觉悟到了中国封建专制的旧政体和三纲五常的旧伦理的极端残酷性和不合理性，由此而兴起了引进西方政体和提倡人权平等的道德规范的思潮。维新运动和革命运动就是一些觉醒者推行新政体和新伦理的政治行为。政治和道德觉悟是政体和伦理规范取舍存废的基础，而这种觉悟是可以通过宣传教育、说理启发来实现的。 医学是一门实用性学科，是一种技艺性很强的学科，其取舍存废关键在子其实用价值，在于其临床有效性，而不在于其理论性（理论性当然有影响，但不是关键），中医学的实用价值和临床有效性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连废止中医派也承认。在废止中医思潮兴起的一、二十年代，中医学的临床有效性无疑要优于西医。即使在磺胺药和抗菌素广泛应用之后，中医的作用也还远非西医所能代替的。中医学的不可替代的临床有效性，保存了它的顽强生命力。所以在文化界中学被西学打得一败涂地，在医学界，中医理论被西医贬得一无是处，甚至许多中医也不得不承认中医学理上的不足，但中医仍然顽强地生存下来而没有被废止。通俗地说，只要中医治病有效，那么就有人找中医看病，只要有人找中医看病，中医就能生存。
其三，中医中药是有几十万人从事的专门职业，其存废关系到他们的生计。废止中医的主张必然要受到他们的坚决反对。卫生行政部门不能无视这支强大的力量。而当时的西医人数相对而言很少，一九四九年全国西医师才三万八千人，他们无疑远远不能承担四亿人口的中国的医疗保健任务。废中存西肯定是行不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