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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课两人教:教师教知识(70%)+ 大师教思想(30%)

采访时间:2020年1月10日下午

采访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将府公园漫咖啡

(采访之后采访媒体决定不写了,所以我把这些放到自己的博客里,留个纪念。文字保持口语风格,希望有亲临实境之感觉。)

记者:关注到您在《科学网》的那篇博客(《教学影响科研吗?--含泪惜别南科大》: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999994-1209829.html ),后来微信公众号转了,我们就看到了这篇文章,想了解一下是什么情况。第一个问题,您在文章中指出美国的研究型大学近年来有很多用part-time lecturer来给本科生上课的情况,以让regular faculty有更多时间做研究。您这里的regular faculty是相当于tenure-track professor吗?

王立新:是的。这个情况是这样的。我在南加州大学的师兄经常回去做part-time lecturer,教《自动控制原理》。后来我发现他们许多基础课都是由part-time lecturer来教的(网上经常有part-time lecturer的招聘广告)。我在那里上学的时候,大概三十年前,不是这个样子。后来慢慢的,基础课就由part-time lecturer来教,让他们的regular faculty有更多的时间做科研。比如我的导师后来每年就上一门研究生的课(其余教学工作量用科研经费“买”)。整个趋势就是这样,对于研究型大学来说。

记者:有资料显示,在美国,没有教学任务的基本上是research professor,不过research professor是跟着科研项目走的,学校不会长期聘任,而tenure-track professor则是有教学任务要求的。对于美国大学对终身教授有教学任务要求的规定,您怎么看?

王立新:首先强调一点,我所探讨的是教学工作量多少的问题,不是有没有教学任务的问题;是量的问题,不是有或者没有的问题。比如我在博客中说过,每年教半门课是比较合适的。至于形成这种趋势的原因(基础课由part-time lecturer来教),我想是一些大的原因吧,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大学教育的演变,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发展,这个在全世界都是这样。就本科教育来说,以前能上大学就是非常精英的,教授给你提一提,假设你自己看书就行的。后来随着学生越来越多,大一大二的课人数越来越多,教授们觉得上起来会消耗很大。

 第二个原因是科研全球竞争的加剧。随着中国及其它第三世界国家在科研上的兴起,以前美国的教授们可以慢慢做,现在他们也感觉到压力。整个趋势是这样,所以美国方面也希望给他们的faculty、他们最精英的科研力量更多的时间用于科研。这是一个慢慢的量变的过程。

记者:您觉得大学教学工作应该怎样安排比较合适?

王立新:首先,我觉得我们不能说现在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比如美国大学这样安排,我们就觉得理所当然应该这样做,因为世界是发展变化的。前几年我在西安交大,现在在国科大,有不少课程是由两位、甚至三位老师联合起来上的。在美国和中国香港没有这样,一门课是由一位老师来上的。我觉得我们这样的安排挺好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这要从大学教育最本质的核心说起。

 大学教育不仅仅是教给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是教给学生思想。知识是死的、是已有的东西,思想是活的、是创造的源泉。那么,由谁教给学生知识,又由谁教给学生思想呢?我有一种观点:教师是教知识的,大师是教思想的。所以,大学应该由教师和大师共同组成。教师的侧重点是教知识,大师的侧重点是教思想,要给学生启发、启迪,引导学生思考。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大学教育。这是最根本的。大学教育不是中学教育,只要把课上了、把知识传授给学生就行了;这是不行的,这不是好的大学教育。大学教育一定要有大师传授给学生思想。

 具体应该怎么做呢?什么叫教师,什么叫大师?如何区别,如何运作?我有个想法,大学老师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教学为主教授”,另一类是“科研为主教授”,人数比例是1比1:一个教学为主教授对应一个科研为主教授。两者的工资可以差别很大。比如,在我国南方可以给高工资的学校,像南科大这样的,在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体系下,科研为主助理教授年薪60万,教学为主助理教授年薪30万。这样是可以的,因为教学为主教授工作相对稳定,考核压力较小。每门课的教学,都有两位老师共同来承担,一位是教学为主教授,另一位是科研为主教授。教学为主教授承担70%教学课时,科研为主教授承担30%教学课时。比如一门课有10个单元,其中7个单元由教学为主教授来教,另外3个单元由科研为主教授来教。

 从教学理念与侧重点上来讲,科研为主教授应该扮演“大师”的角色,重点传授学生以思想。比如一门课10个单元,你选3个单元,主要讲你的想法、思路、联想,给人以感触。比如以前民国时期西南联大,教授拿着一只粉笔就上去讲课。可以这样的,因为你的主要任务是传授学生以思想。另外7个单元由教学为主教授来教,重点是传授知识本身。这样呢,第一对学生是好事,因为你除了学知识之外,还感触了思想的魅力。第二对老师也是好事情。比如你是科研为主教授,那么你的教学工作量只是一门课的30%,你有大量整片的时间做科研,你的主要任务、70%的任务是做科研。对于教学为主教授,不是说不做科研,而是说主要考核你的是教学,这样你反而可以在比较小的压力之下去做那些“大问题”。张益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是不是可以探讨着这样去做,我们现在毕业的博士很多,经费也有。我觉得这样对学生、对老师、对学校、对国家都是好事情。我们毕竟人多啊,和美国不同,大学多一些教师应该没有问题。

记者:您这些想法之前有没有跟南科大他们沟通过呢?

王立新:我没有机会啊。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跟你说这些。下面我们重点探讨一下有关“大师”的问题。

 大师是终身制吗?大师是“一日为大师、终生为大师”吗?不是,绝对不是。什么是大师大师一定是终身学习、终身思考、终身创造。你不思考了,你不做东西了,你怎么成为大师?这是常识问题,在国外大师都是这样,爱因斯坦到最后还在一直做他的研究。我的两位导师,Mendel快80岁了还出版他的最新研究专著,Zadeh去世的前一年95岁时还在Berkeley讲seminar介绍他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

 知识日新月异,科技一日千里。你不去学习、你不去思考、你不去自己做东西,你怎么成为大师啊。所以,大学要有大师,不是说你把现在的大师招来就行了。你要营造一种环境,让他永远成为大师才行。你不能招来时他是大师,过了两年他不是大师了。这完全有可能的,这样到头来你还是没有大师。我们说有大师对于教学来讲是至关重要的,要给学生以启迪。你要有大师,就要有一个大师的环境。大师的环境就是要有一个静心思考的环境。这是一个常识问题:你不静心思考怎么成为大师,你不精心钻研怎么成为大师

 你说,一周给本科生上4节课,没有问题呀,大家都这样,你有什么问题呀。你要这样说也可以。但是,我们说教学是良心活儿,其实科研也是良心活儿。创造,许多时候是需要用良心来做的。要做出与大师相匹配的成果,你需要非常刻苦地钻研。很难的问题,经常一头雾水。你不能由于客观的这些东西,随波逐流,放弃了追求。你知道这样的教学让你的时间碎片化,对深度思考很有影响。你可以想,算了算了,反正大家都这样,拿很多科研经费,招很多学生和助手,由他们去做吧。成果大把大把的,名誉地位都有,就这样吧。

 很多人就是这样过来的。我大把的同学,他们年轻的时候是非常有才华的。后来,慢慢有名一点了,可以当导师了。国内又特别强调“团队建设”,各种各样的事情。他们有意无意地,或者被客观环境所逼,“胡萝卜加大棒”,慢慢地降低了对自己的要求。就让学生来做吧,招点儿研究助理来做了,自己做做管理工作了。就这样,你长期不在第一线思考科学问题,慢慢地你自己就不是学者了,更不用说是“大师”了,虽然你拥有的各式各样“大师的头衔”越来越多。

记者:您以前在香港科大时也有教学任务,每周4节课,同时您也做了许多科研的工作。您是怎样做到这种平衡?

王立新:没有平衡的。如果少教课,科研我会做的更多的。实事求是地讲,这是事实。当时的教学任务下,比如我的科研有五篇论文,如果教学任务减半,我就会有七、八篇论文。我的博士后导师Zadeh教授,模糊数学的创始人,有一次他刚上完课我去办公室见他,我也没有问,他自己对我说:大学当老师,没办法,你必须要去上课的。人,一心不可二用,你的时间、有效时间就那么多,你做了一件事情就不能同时做另外一件事情,你说不影响,这不是事实。作为学者,我们要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要接受这个事实,这是生活的一部分。

 教学,就像我在博客中说的,是“燃烧自己、照亮学生”,对你自己肯定有影响。但是,你燃烧自己的同时,照亮了学生,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不是说教学影响科研就不去做教学,教育学生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前面我说过,教育学生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传授思想,给学生以启迪、让学生学会思考。你必须在一线做科研,才能保持住激情燃烧的状态,才能有感染力。否则你燃烧几下就把自己烧没了。只有在科研一线深度思考、持之以恒,才能源源不断地给自己提供燃料,去照亮学生。

记者:听您这么讲,您还是更愿意把时间放在科研上,是这样吗?

王立新:还是我前面说的,这是一个量的问题、比例的问题。我要特别强调这是比例的问题,不是0或者1的问题。我在博客上说过,每年上半门课比较合适,我没有说不上课的。如果一学期16周,那么半门课就是8周,两个月。也就是说,一年有两个月在和学生深度交流,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在“燃烧自己、照亮学生”。我觉得这不是很少了。

记者:这两个月的时间是上一门课,一周也就4个课时。您为了这4个课时,会把自己全部的时间都投入进去,从而就没有办法静心地做科研、去思考?

王立新:教学的问题是使时间碎片化,不利于长时间的深度思考。一会儿上课了、一会儿答疑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会打断你的思考,让你无法深度思考。而且,如果你用“燃烧自己”的方式很投入地讲课,那么这段时间的心思只可能放在教学上。

 但是,不是说你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在深度思考,那也是不可能的。那两个月的上课时间,我并不觉得是牺牲。为什么这样想呢?因为,你把你在科研中得到的源泉、得到的思想、得到的思考、得到的激情,通过这两个月的课,传授给你的学生、感悟你的学生,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一年12个月,我把我10个月研究中积累的能量,用2个月时间去点亮我的学生,我觉得这样对学生对我自己都是最好的。

 根据我上面提出的三七开、双教师方案,有另外一位同事给学生重点教知识性的东西,占70%,所以学生能够得到一个完整的教育。如果你让我一年都是这样去上课,都是这样燃烧自己,那么可能两年就把我自己烧焦了,我也就没有能力再去照亮学生了。

记者:您有没有考虑过去研究所里面,这样就有一个更加专注的做研究的时间。

王立新:对于大学,我还是很有感情的。我觉得大学教育需要大师,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大学就应该有这些做科研的人,一流的学者,去给学生讲思想,去感悟他们。不是说我觉得教学影响科研,我就不去做教学,不是这样的。都是有影响的,你做了这件事情,就不能做另外一件事情。关键是平衡点。如果喜欢做研究的都去研究所了,那么大学就只剩下教师了,因为大师一定是要通过科研来不断地思考、不断的创造、不断地提高自己。你不可能教学教出一个大师来,因为教学是教已有的知识,你不可能教已有的知识教出个大师来。大师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创造。大师一定不是终身制。大师一定是终身学习、终身创造。

 所以,如果我去研究所了,我会有遗憾的,因为我觉得大学需要我这类人。我的责任不仅仅是做科研。我说,我10个月做深度思考的原创科研,2个月燃烧自己、点亮学生,这是个很理想的状态。

记者:您有没有和您国内的同事,也包括您香港科大的同事,沟通过这个问题,就是教学与科研平衡的问题?

王立新:首先,我在香港教了十四年的书,1993年到2007年,我们同事中午在一起吃饭、下午一起打球,交流是很多的,联系很紧密。这份工作需要我们去教学,这是第一;第二也是最主要的,还是量的问题。这么多年,大家虽然没有明说,但心底里是差不多的。如果量合适的话,那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状态了。这些也不可能是我一时半时想出来的,是多年来的感觉。

记者:所以说在您的领域,大学的教师或教授,对现在的这个教学与科研的平衡还是有意见的,就是说现在的教学任务无法让他做到这种平衡,是这样吗?

王立新:我不知道。因为,首先,我和国内的老师们接触的很少。我2007年就从香港科大辞职了,在那儿呆了十四年。我是那里的终身教授、长聘教授,可以呆到65岁。后来到国内,在西安交大呆了三年,现在在国科大也呆了有三年。其实和大家是有些不一样的,我觉得同事们也没有真正把我当成和大家一样的。我的教学任务很少,基本上就是做自己的科研。至于大家到底觉得教学任务是不是太重,影响科研,我没有第一手别人明确地告诉我是这样。如果说有明确告诉我的,反而是南科大有这种情况。我写了这封公开信以后,倒是有同事给我回邮件,但我不能说呀。

记者:同事的意见您可以说一下吗?不用透露名字。

王立新:就是很同意我的观点,想和我聊一聊。这些东西吗,人家人在那里工作,怎么能和你明说呀。这个可以理解,不会公开地说这些,因为他们需要这份工作来养家糊口。现在考核那么重,每年一考核、聘期考核,等等。所以,领导提倡什么,我们就应该做什么,很难让他们发表真实的想法。这么多年的观察,… 讲得有点口渴,咱们喝点儿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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