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还在上班的时候，我常常是很焦虑的。白天很忙碌，下半夜很早就会醒，醒来就很清醒，再也睡不着。想些什么呢？都是学校里的事情，大大小小、林林总总。比如原来设想了一个化学反应的可能过程，但是计算的结果却无法证明；某一个研究生投出去的论文被拒绝了，该怎么修改；另一位研究生工作总是拖拖拉拉，似乎难以毕业；又如明年申请一个什么题目，怎么写才能够保险一点，没有基金，日子就不好过了；如此等等，搞得很烦躁。焦虑的结果就是赶紧出文章，不管自己感不感兴趣，能够被刊物接受就行，能够年底“结帐”记工分时不要脸面上不好看就行。自己也有一些想做的研究工作，但是怕难以得到基金支持，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来，所以也只有放下不做。
当然，这一切都早就过去了。退休多年，再也没有这些焦虑，晚上睡觉也很踏实，没有了半夜醒来再也睡不着的烦恼。但是，年轻一点的教师却不能都像我一样，他们仍然在努力工作。而正在努力工作的大学教师有时候也向我吐露他们的焦虑，大概与我当年的焦虑差不多，也是学生不好好学习、难以应付的学校考核、做不出好的论文、学校强迫他们弄虚作假等等。
许多研究生们也是常常处于焦虑之中。实验做不出好的结果，写不出论文，论文投出去被退了回来，论文的审稿者提出了很刁钻的问题或要求很难做到的修改，不能按期毕业，找不到好的工作单位，与男朋友（或女朋友）发生了矛盾，家里的经济发生了困难，如此等等。
焦虑的自然不仅仅是大学的教师和研究生，几乎所有与教育有关的人，都处在焦虑之中。
比如，我们的学生家长（从小学生到博士研究生的家长），无不处在焦虑之中。小孩子上了小学，跟不上老师的教学进度怎么办？初中生要增加这么多门课程，不早点学，中考考不上重点高中，就上不了好大学。许多学生的家长，从孩子上幼儿园开始，就对于小孩子的前途产生的焦虑。如果学生已经读到了高中，家长的焦虑也到了接近崩溃的程度。学生学习差一些的担心考不上大学，学习好一些的担心考不上理想的学校或者理想的专业。学生考上了大学，家长又担心他们将来的工作，能不能进一步读研，如此等等。
中小学的教师更是比学生还着急，一是为了“绩效”，二是为了自己的面子，第三，一些教师是真心爱护自己的学生，担心学生出问题，这种焦虑已经是他们的职业习惯。有些教师不惜拿自己的职业冒险，对于不听话的学生动粗，实在也往往是长期焦虑的结果。
其实，各级各类学校的领导，其焦虑的程度恐怕不会比教师和学生差。各种评比、考察、考核、末位淘汰、各种排行榜，时时刻刻纠缠着他们，影响着他们的“政绩”、声誉以及由此而相关于他们的仕途。有的学校领导人因为长期的焦虑甚至走上了绝路。为了在与同类单位的竞争中取得更优秀的成绩，他们在自己管辖的单位内，对自己的下属进行着越来越严格的考核、考察，进行频繁的评比。
总而言之，只要是与教育有关的人，都处于焦虑之中。
这是一个看起来很奇怪的现象。教育是将前人对于世界（包括自然世界和人类世界）的认识和经验传授给下一代人的事业，其中从事教育的人也还有进一步探索世界的责任。教人、学习和探索都是需要心平气和的事情，心不平气不和就不能很好的教和学，更难以进行有意义的探索。显然，焦虑对教育事业是非常不利的，但是现在的事实确实是大家都焦虑，所有的人都非常焦虑。
那么我们首先要问一下，现在怎么会大家都焦虑起来的呢？它的根源在哪里？
就在于过多过滥过于苛刻的评比，或者说是考察、考核、排名。这些考核总是先定下来几个指标，根据这几个指标，来看看被考核者是不是能够达标，谁“达”得最好。然后，奖励“达”得好的，惩罚甚至淘汰“达”得差的。由于害怕“达”得差了被惩罚甚至淘汰，于是非常焦虑。
焦虑的结果是什么？心里焦急，想出各种办法，急于解脱，于是急功近利。急功近利的办法就是根据上面的指标，制定必要的措施，也就是定出为落实指标而设立的二级指标，让他管辖的下属，切实落实，表彰好的，惩罚甚至淘汰差的，也就是进行审查、评比。换句话说，为了迅速摆脱可能落后的局面，就要求加强对下属的考核。于是，下属们就更加焦虑了。
是不是这样呢？由于频繁的评比、考核、考察，压力也就会依次下传，各级领导的焦虑就依次向下转移。
大学领导的焦虑转移给院系，院系转移给教师。教师也会用领导对付他的办法，拿来对付学生，给学生更大的压力。这样，到了学生这里，就会出来了一些令学校领导意想不到的事情，搞得社会上纷纷扬扬。于是，领导更加焦虑了。
中小学教育更是如此，现在据说是不能以升学率来评判一个中学的好坏了。可是家长们同意吗？某一个高中因为对于高考分数抓得松了一点，减少了学生无聊的“刷题”，高考的分数落后了一点，家长们就聚集在学校门口，要追查校长的责任。学校只好答应明年一定抓紧刷题。教育行政机构出来帮校长说一句话没有？
家长们的焦虑直接导致了中学领导的焦虑，中学领导只有用分数来考察和考核中学教师。教师当然只有压中学生，搞得中学生焦头烂额，只想把天下的书籍通通烧光。当然他们不能去烧别人都书，只有当毕业的时候烧自己的书了。中学生不肯读书，到了大学的也不肯很好读书，他们的家长和教师还不焦虑吗？
这是不是我们现在教育的现状？是不是大家都在焦虑？是不是焦虑的结果是加强考核评比，而加强考核评比的结果是更加焦虑？
这似乎是一个死结。怎么办？
前两年，有关方面已经提出反四唯、返五唯等说法，是不是可以解除人们的焦虑，朝着胜利的方向前进？实际上的作用极其有限。
我们现在的焦虑实在是过于深重，上面提出的口号，与下面的实际相差太大。吹口气奈何不了“泰山石敢当”。
拿高等学校来说，如今我们对于高等学校教师的考核，要求他们达到的各种指标之多、之详细，这些指标对于他们在经济收入和学校地位的影响，恐怕在全世界是空前的。全世界恐怕只有我们在对于高等学校的教师采取“记工分”这样严酷的工资制度。这种记工分的制度，是对教师每年所进行的严酷的考核和评比。在这种考核制度下，什么反四唯、反五唯，通通只是最上面文件上的字眼，到基层院系什么都不顶。基层院系所需要的只是它们在各种评比和排行榜上的名次。
只要上面频繁的考核评比不变，基层的紧张空气就不可能放松，人们的焦虑也只会越来越严重。
再拿高等学校的学生来说，考研已经成了又一个高考，这样的考试当然是最大的评比。数百万高校学生对于高校的大多数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基本上不感兴趣，他们所关心的只是考研所需要考试的科目。他们又有了一个新的“高三”年级。很多学校也是以此为学校的“指导方针”，它们更是向中学看齐。我们的青年人本来在高三为了高考已经浪费了一年的宝贵光阴并且焦虑了一年，现在又要为科研而浪费一年甚至更多时间也焦虑更长的时间。
我们的评比、考核与焦虑的恶性循环只有更厉害，而看不出有好转的迹象。而只有打破考核评比与焦虑之间的恶性循环，教育才有出路。
这是一个戈尔迪乌姆之结，似乎只有亚历山大之剑可以砍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