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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史研究的四个“shi”

这两天朋友们纷纷转发中国科协名誉主席韩启德院士的一个讲话,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2020年度学术年会开幕式上的致辞中倡导 “做有意义的研究”。他认为,科技史研究“重要的是要通过史料揭示规律、明白道理,指导当今”。“研究历史是为了理解当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才能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可能往哪里去”。不能仅仅做史料的堆积工作,不能“为研究研究,为发文章而写文章”。 科技史研究人员要自觉把自己的研究与国家战略联系起来,以扎实的研究成果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提供借鉴,为我国科学文化建设、国家科技自主创新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关于科技史研究的意义,我国科技史学科的创始人之一竺可桢先生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专门论述(竺可桢.为什么要研究我国古代科技史[N].人民日报.1954-08-27(3));中国科技史学会首任理事长钱临照先生也有过更进一步的阐述(钱临照.应该重视科学技术史的学习和研究[A]//钱临照.钱临照文集[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505-507.)。今年是中国科技史学会成立40周年。不久前我和一位师兄弟应约合作完成了《钱临照先生与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一文(钱先生是我们的博士导师),所以,又温习了竺可桢和钱临照两位先生的关于科技史研究意义的论述。事实上,韩启德先生的观点在两位前辈学者是文章中都有类似的表达。几代学者反复强调学科研究的意义,说明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十分清晰。

我本人虽然已经离开了专业科技史研究队伍,但对科技史研究的兴趣和对这个学科的关注并未消减,也一直有意无意地思考科技史研究的意义、价值,以及应该做什么样的科技史、如何做科技史。下面不揣浅陋,谈谈我的一些想法,就教于同道方家。

西方学者为便于记忆,常以各要素首字母命名一种理论,如4P、5C之类,我且尝试用汉语拼音总结4“shi”观,若联想到赵元任先生戏作《施氏食狮史》(全文拼音均为shi),则更能加深记忆。

第一“shi”,识。识是真知灼见。史学研究,史识最重要,史料、史实和历史人物的价值判断、价值挖掘和价值呈现是史家优劣的基本分野。

第二“shi”,是。是就是实事求是,不弄虚作假,不夸大其词,不有意无意拔高或贬低,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第三“shi”,时。时有两层含义,其一,看过去。史学研究不能脱离时代背景,不能以今人眼光和今天的知识做历史判断;其二,看未来。时代在进步,不能抱残守缺、活在过去,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寻找联系、研判趋势。科学史学科兼具理科的逻辑理性和文科的个性特征,有国际性也有民族性,个性与民族性都受“时”的制约,都会体现出民族价值和民族情感。

    第四“shi”,势。这个最难。做有意义的研究需要站得高,看得远,需要眼界,也就需要一个高的位势。研究结果要产生很大影响,更需要有较大的话语权。韩启德先生的话若由一个普通科技史学者讲出来,声音就微弱得多,这是“势”的不同。势不足时,就有必要考虑借势。中国科技史学会在借势方面曾有很好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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