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中国大学科研乃至中国科研过于注重有用而不注重有趣。好奇心是科学研究最原始最朴素的动力，在中国科研和中国大学科研中被长期漠视。“有趣”而“无用”的高深学问，在中国科研生态中被边缘化。中国科研重技术轻科学，重工程轻理论，重有用轻“无用”，这种弊端自古有之。对未知世界探知的深度代表着人类智力发展的高度，是人称之为人的哲学意义所在。科研上过度追求实用，使科研成果缺乏科学和哲学底蕴。大学之“大”在于对“无用”之高深学问的包容和鼓励，这个在中国大学里很难看到。
第二，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科研尚未形成自成体系的科研生态环境。中国科研发展到今天，已经产生很大的“量”的变化，但还没有产生“质”的飞跃。从“量大”到“质优”转变，从“重复”到“颠覆”转变，是中国科研目前要面临的局面。今后的中国科研不应再做西方科研的“应声虫”，应逐渐形成自己独创的科学观点和理论体系，科学研究进展不应再高度依赖西方科研生态环境。
第三，行政过度干预科研，使学者失去学术自由和学术初心。行政对科研和学术的干预主要表现在科研评价体系的不科学和资源利益分配的不公平。科研评价体系的不科学导致资源利益分配的不公平，资源利益分配的不公平又助长科研评价体系的不科学，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简单粗暴的科研管理体系下的学者，苦不堪言，不得不迎合畸形的科研评价指标，丧失的是学术自由和学术尊严，浪费的是宝贵的学术生命。同时，一些优秀学者主动或被动参与行政管理，逐渐忘记了学术初心，非常可惜。
以上三弊，前两弊是现象，第三弊是本质。除第三弊，前两弊自除。
一是大学科研人员不应有行政职务，不要让“运动员”去当“裁判员”。优秀科研人员走向行政管理岗位，是科研人才的极大浪费。高质量科学研究需要全身心投入，大学里的科研人员应该去做自己最擅长的事，而不是“学而优则仕”。如果科研人员非要担任行政职务，应该放弃科研，专心去做行政。只有“运动员”和“裁判员”形成相互监督和互相制衡的局面，行政资源和学术资源才可能相对公平透明分配。行政人员和科研人员做不到泾渭分明，就永远别谈学术自由和学术公平！
二是大学行政管理无为而治，倡导大学教师科研（及教学）管理自治，使教师代表委员会、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及教学委员会）行使具体事务管理职能。行政为科研（及教学）做好服务和监督，不参与科研（及教学）评价和具体专业事务管理；行政人员不得进入各委员会，并接受各委员会和群众监督，保证公共资源分配流向公开透明。每位教师最多可被选为一个委员会委员，各委员会职能明确，并相互监督，同时也要接受行政监督和群众监督，保证专业事务公正公平优化科学处理。
三是摒弃违背科研发展规律的科研评价体系，引导高质量科学研究，回归科研初心。扭曲的科研评价体系必然导致逆淘汰，使劣币驱逐良币，恶化科研环境。科研评价后的奖励和惩罚，并没有起到正面引导科研行为的效果，反而助长了急功近利和成果粗制滥造。“一刀切”式科研管理逼迫科研人员去做自己不擅长或不热爱的迎合指标的“科研”，浪费了他们宝贵的时间，大幅降低了他们产生优质成果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有些科研人员从“指标式科研”、“快餐式科研”中尝到“甜头”，更加助长了其追名逐利。进行科学的科研评价也是有代价的，让我们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否有必要对所有人在所有阶段的所有科研成果进行评价？我认为完全没有必要。一方面密切关注学者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另一方面可以考虑废除对大多数学者的科研评价。学者取得重要代表性成果可主动申请在学术委员会进行成果评价，以获得职称或资源支持。减少没必要的科研评价，创造自由宽松的科研环境，让科研真正回归科研本身。同时，国家及省部级层面应大幅减少学术荣誉头衔种类，割裂学术荣誉和学术利益的逻辑关系，让学术荣誉真正回归荣誉本身。
四是国家科研政策的导向要有大格局，鼓励和包容中国大学“无用”之科研。目前国家科技重大需求当然应是中国科研的重点方向之一，但从长远看，重视基础理论研究，重视对未知事物的探索，才是我们作为一个大国应该有的“大气”。只有能包容现在中国大学科研之“无用”，才能成就未来中国科研之“大用”。
1. 科学化。管理是一门艺术，更是一门科学。如果不承认管理是一门科学，不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违背管理原则，在实践中，随心所欲自以为是地进行管理，必然会遭到惩罚，导致管理效果不佳或失败，最终伤害的是整个科研生态。遗憾的是，我们的管理工作不但缺少艺术性，更缺少科学性，过于感性，缺乏理性和严谨的逻辑。科研管理的科学化决不是量化，不是为了方便管理。大学科研管理应举一反三，从科研活动的初心和科研管理的科学性出发进行大胆的思想解放，有所为有所不为。比如，目前“反五唯”里没有反“唯经费”，而项目经费只是科研投入，本身并不是成果产出。用经费数量来衡量科研人员的学术水平或学术贡献也是不科学的。“反五唯”本质上反对的是科研管理不尊重科研发展规律，如果大学科研评价再走向“唯项目”“唯经费”，就走向了另一种非科学化管理。科学化不是复杂化，必要的简化，少管或不管，或许胜过什么都管的做法。
2.民主化。大学管理应改变“我定政策你服从”的单向权力逻辑。行政过度干预学术和科研，使学者失去学术自由，偏离学术初心。大学的科研管理政策应该有宏观性，能不管的细节就不管或少管，“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科研人员实行科研管理自治，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经过广泛征求基层教师的意见建议，制定尊重科研发展规律的政策，并接受行政和群众监督。民主化也包括行政事务公开化，公共资源的分配流向必须公开透明，让行政事务在阳光下运行，接受各委员会和群众监督。民主化应带来公平化，大学不应成为给少数人提供大服务的平台，也不应成为多数人追名逐利的大平台。
3.人性化。大学环境中的核心因素是“人”，大学的主要行为应该是为了教育人，培养人，发展人，用人向社会输出思想、科技和文化，提高社会文明和生产力。一所好大学应该是激发人美好积极的一面，让每个人做自己热爱擅长的事，获得成长和自我价值实现。政策的导向不能激发人贪婪自私虚荣阴暗的一面，诱导人去追名逐利，去做一些完全是内耗自娱自乐对大学对国家长远发展无益甚至有害的事情。大学科研管理应该相信科研人员，尊重科研人员，把他们当成人文意义上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而不是完成科研任务的“机器”。一所大学的人文环境和科研环境，一方面受国家层面政策导向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应该尽可能建立自己小范围的优良生态环境，不能把责任全部归罪于大环境。
4.法制化。不公正的恶劣科研评价损害的是科研生态和国家利益。应建立科研评价专家的诚信体系，对专家评价意见进行永久备案。对那些进行主观故意不公正评价造成恶劣后果的专家进行终生追责，造成国家和单位损重大失或恶劣社会影响的应进行法律问责。科研活动和科研管理中其他破坏科研生态和损害国家利益的恶劣行为，也应追责。
要真正解决中国大学科研之弊，需要我们静下来好好思考一下，什么是大学？大学的本质是什么？大学承担的特殊社会职能是什么？大学和研究所的区别在哪里？我们的努力方向是否已经与此相背？
大学应以“大”为格局，以“学”为中心。大学之“大”，在于对“无用”之高深学问的包容，在于有孕育“大师”的健康学术生态，在于对“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之大学灵魂的高度认同。大学之“大”不是围绕“名利”的“大××”口号系列，有大格局大情怀的大学不会喊一些内容空洞、立意浅薄、动机庸俗的口号。大学之“学”，是学问的“学”，学者的“学”，学生的“学”，求学的“学”，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的“学”。老师不好好教学，不是大学；学生不好好学习，不是大学；只求有用不包容无用，不是大学；不让学者好好做学问，不是大学！
“赛先生”的理念一百年前来到中国，并逐渐深入人心。一百年来，中国科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中国科研之弊也是客观存在的。中华民族是特别善于学习善于自我更正的民族，过去的一百年我们向西方学习，也保持了中国特色。摒弃中国科研之弊，我们将迎来“中国创造”的下一个一百年。我们有理由乐观地相信，中国科研和中国大学科研将逐渐形成自成体系的健康科研生态环境。
2020年3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