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科技创新的日益重视，对科学研究的资助力度逐年加大，中国科研在设备和硬件方面与国外的沟壑逐渐缩小，中国科研文章的数量也显著增加。但是，中国科研创新的质量与国外同行相比依然存在巨大差距。具体表现在中国科研文章的数量虽多，但引用频率偏低，而且科技产品的转化率也不高。此外，相对逊色的科研表现也影响了中国大学在世界的排名。考虑到中国科研经费的相对充足和中国科研人员的良好素质，那中国科技创新的短板在哪里呢？换句话说，究竟是什么阻碍了中国科研创新的高质快速发展呢？
依我之见，中国科技创新的短板可归结于教条主义的残余影响。就象当年本本主义极大地危害了井岗山时期的中国工农红军的生存一样，如今教条主义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科研创新的高质快速发展。教条主义对中国科技创新的负面作用尤其体现在人才招聘方面的一成不变的条条框框上。比如，中国招聘教授或研究员的主要条件有三：名校经历，nature/science文章，45岁以下年龄；中国招聘博士后也要求35岁以下年龄；基本不考虑候选人是否有独特的科研思维与创新主意。
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说，当年44岁由澳洲到美国，从博士后做起。44岁超过了中国博士后的年龄要求，是不可能在中国录用的。那美国的大学为什么收了我呢？因为项目负责人见我已发表了33篇第一作者文章；他把三年项目计划电邮过来，我看后告诉他，按他的计划做不可能达到项目的最终要求。他说，那至少可以得到一些可发表的东西啊。 我说，那也不一定；有些东西，从现有文献平台上查看，是没发表过，但不一定没人做过，可能是做完后，没什么值得发表的（实际上，>90%实验结果是发表不了的）；而项目负责人设计的实验就可能是别人已做过，但没有发表的。然后，我告诉他，这个项目应该怎样做才可能在半年左右时间有所突破。于是，他说，你来吧。果然，我去做了半年的实验，就达到了三年项目的主要目标，2年里投了10篇稿；我什么都没有说，他就给我升了职；在6年时间里，我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了24篇同行审阅的文章，成为那个学院最高产的员工。当然，项目负责人对他的原计划仍不死心，找了一个暑假学生按他所设计的实验做，结果正如我所料，是一些既不能发表，又不能达到项目要求的东西。
50岁时，我从美国回澳洲，在一个生物科技公司做核酸甲基化研究（他们收我的主要原因也是由于我发表了不少第一作者文章）。做核酸甲基化研究需要一个关键的转化步骤。公司里一共6人累计做了40年，将转化步骤从6小时缩短到3小时，就再也下不去了。我由分子微生物学改行，在8个月内，就将转化步骤缩短到15分钟。公司科技主管是这方面的专家，其博士研究也是做的这个，知道后，是既高兴（这个困扰多年的问题终于解决了），又痛恨（这个看似复杂的问题，解决的方案竟如此简单，而他们干了那么多年都未能破解）。
52岁时，我走访了国内某重点研究所。尽管我有不少独特的科研创新主意和成果，但所里管人事的最后私下给我交了底：他们招高层次科研人员，并不指望新来人员能搞出多少科研创新，而是要靠新来人员为所里尽快吸引到更多的经费。要想获得科研经费，光有独特的科研思维与主意不行，名校经历（或院士头衔）和nature/science文章缺一不可。
大家知道，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和里程碑。遵义会议决议完完全全地清除了教条主义的影响，从此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当前中国科研创新，在面对国外科技封锁和围剿的严峻形势下，迫切需要摒弃教条主义的残余影响。我期待中国科技界的” 遵义会议决议” 早日诞生，从而彻底地抽去阻碍中国科研创新高质快速发展的短板，让中国科技创新的帆船插上翅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