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提纲，2001年起草）
武夷山
一、 何谓国家发展战略？
国家发展战略一般指政府为实现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为提高本国的国际竞争力
而进行的全局性的谋划，其主要内容包括现状分析、战略目标、优先领域、重大措施和时间进度。
二、 研究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意义
1、 将科技计划落到实处的需要
我国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已经6年了。6年来，科技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存
在着的严重问题也是有目共睹的，最突出的问题是原始性创新的匮乏和科技成果转化的乏力。产生这些问题的可能原因之一，是我们一直没有把“科教兴国”这一口号式的战略转变成经过严谨论证的、措施完善的、可操作的战略。我们不乏科技计划（863计划、973计划、星火计划，等等），但我们比较缺乏使这些计划结出累累硕果的保障措施，例如关于如何催生和呵护科研人员的创造火花的关键性措施，包括如何向基础研究人员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世界科学史的经验表明，提供基本保障对于获得高水平成果是至关重要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英国数学家怀尔斯用了8年时间潜心思考，心无旁骛，终于证明了费马大定理。如果他面临的是争取不到课题费就衣食无着的话，可以肯定他不会取得这样的突破性成就。
2、 应对国际竞争的需要
21世纪的综合国力竞争主要是科技能力的竞争，这已基本成为共识。既然如此，就不
可能再以放任自流的（游击战式的）方式发展科技，而要像打重大战役一样，在“侦察敌情”（信息基础工作）的基础上，经过参谋部的讨论、辩论和论证（决策咨询），向总指挥提出战略方案（发展战略制订）。许多国家也正是这么做的。
3、 取得多方共识和协作的需要
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协调力量，避免低层次重复研究。国家科技发展战
略的制订和实施过程需要吸收中央政府许多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参与。通过他们的参与，制订出的战略的实施就不再被认为仅仅是科技部的事，而是大家共同的事。在制订过程中的充分信息交流，有助于避免重复研究。在战略制订阶段，弄清现状和拟定目标都需要跨部门的协同努力。例如，假定我们要选择芯片设计技术作为微电子技术发展的突破口，就要询问：我国当前芯片设计技术的总体水平与实力怎样？是否拥有关键技术、设备与条件？我们的资金和人力资源条件如何？突破时限定在何时为宜？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科技部以外的多个部门的配合。而在战略实施阶段，为了采取综合配套措施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更需要多部门的配合。仅以人才需求为例，我国自己培养的芯片设计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每年有多少？他们平均有多少能留在国内工作？回国工作的此类人才平均每年有几个？仅从数量上说，目前的培养量是否足以满足需求？如果满足不了，是否需要请教育部增加这个专业的招生量或加强这个专业的继续教育？或采取措施推动相近专业的人才向芯片设计专业转移？等等。由于科技发展战略是关系到全局的，制订和实施科技发展战略的过程，将有助于使中央政府各部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共同的事业中团结起来，有助于打破条块分割。
三、 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
1、 明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摸清国际竞争的态势，及为实现此目标、为应对国际竞争，科学技术面临着什么样的需求；
2、 从学科已有基础、学科发展前景和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力着眼，确定应重点支持哪些学科领域，尤其是跨学科领域，及具体支持措施；
3、 从技术已有基础、国际间技术实力对比、国家安全需要和产业化前景着眼，确定应重点支持哪些技术群，尤其是高技术群，及具体支持措施；
4、 为满足上述发展战略性科技领域的需求，在多长的时段内，需培养多少各类各级的科技人才，需从海外引入多少科技人才（开源），如何有效减缓人才外流（节流）；
5、 为满足上述需求，在多长的时段内，全社会需做出多少科技投入，其中政府投入占多少（开源），用什么措施保证经费的有效使用，减少浪费（节流）；
6、 为满足上述需求，在多长的时段内，对于图书文献、实验试剂、关键设备、实验动
物、中试基地、网络设施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做出什么样的统筹安排；
7、 建立科技发展战略实施过程的监控机制、阶段评估机制、突发问题预警机制和调整机制。
二战以后，科技战略的提法在西方国家中逐渐彰显。1955年，科学学创始人之一、英国著名科学家J.D.贝尔纳说，“战略”一词虽取自军事词汇，但它比“规划”这一术语更适用于科学研究。197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吉尔平教授在《技术战略与国家目标》一文中分析了美国的前沿战略、瑞典的局部化战略和日本的引进战略，并指出，“一个国家在选择技术战略上的成功与失败，将极大地影响到它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解决其内部问题的能力”。几十年来，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在实施或隐或显的科技发展战略，科技战略对其科技发展起到了导向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明确采用“科技战略”字样的情形似乎更多了一些。以下仅举数例。
加拿大
1993年3月，加拿大工业部部长和负责科学、研究与开发的国务卿共同签发了题为《面向新世纪的科学技术：联邦战略》的报告。该战略下的许多科技计划是将原有的一些科技计划重新列入，但也有新增计划，例如6500万加元、为期5年的“保健服务研究基金”。新设的“加拿大战略伙伴关系计划”并不是全新的东西，它代替了原有的“国防工业生产率计划”，但内容稍有差别，比如，在新计划中，航空航天产业获得的资助最终是要偿还的。1994年，加拿大审计总署（它负责对政府的计划进行评估）对加拿大联邦科技战略进行了审计评估。1996年再次评估，评估报告说，在采取措施改善科技活动的管理方面进展较慢。审计总署考察了7个政府部门，它们在贯彻联邦科技战略方面的进展不一，但即使是进展较慢的部门，也取得了一些可喜的进步。报告说，科技战略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政府应适时提出下一步该做什么。报告希望，政府加强领导，国会加强监督，以免联邦科技战略的最终结果像过去30年来搞过的许多类似大动作一样不了了之。
加拿大工业部还制订过“可持续发展战略”。1997－2000年为1期，2000至2003年为1期。该部早在1983年就制订了第一个“国家生物技术战略”。1998年推出的“加拿大生物技术战略”是个不断更新的过程，至今仍在实施。
美国
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负责国家科技战略的制订。迄今，它没有制订过包罗万象的科技战略，但制订过几个领域的联邦层次的科技战略。
1995年，克林顿总统发布了“国防安全科技战略”。其主要内容是：通过科技投资保持军事优势；控制军备，遏制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扩散；迎接全球性威胁（例如AIDS之类的传染病）的挑战；加强经济安全。同年，克林顿还发布了“国家环境技术战略”。
1999年4月，国家科技委员会下设的“技术委员会交通运输研究与开发分委员会”推出了“国家交通运输科技战略”。
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1998年1月推出了“国家植物基因组计划”，它应当说是国家科技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植物基因组将是继人类基因组之后的又一个极其重要的研究领域。为实施此计划，国家科技委员会成立了植物基因组跨部门工作组，成员包括农业部、国家科学基金会、国立卫生研究院、能源部、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等单位的官员和（或）科学家。凡是抓联邦层次的科技战略和科技计划，必采用跨部门协调的工作方式，这是美国的成功经验之一。
1998年4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曾呼吁将联邦政府各部门分别制订的环境科技战略修订整合为一个“国家环境科技战略”。
联邦政府的有关部门也制订各自的战略计划。他们在制订战略计划时，都会考虑联邦层次战略计划的精神，与其保持一致，而不是完全自行其是地另搞一套。例如，美国运输部《2000－2005年战略计划》中，对于国防安全就给予了充分的重视。
国防部1994年推出《国防科学技术战略》，1996年5月又公布了经过修改和调整的新的《国防科学技术战略》。
法国
法国国家教育、科研和技术部部长克罗德.阿莱热上任后，有许多大胆的改革设想，在科技界也引起了不少争议。他在1998年7月24日的《科学》杂志发表文章说，在进入21世纪之际，确定国家的教育和科研战略是至关重要的。他所设想的教育战略的目标是，小学阶段，重在对小学生关键能力（说、读、写、算）的培养，至少教1门外语，强调动手实验，引入新信息技术；中学阶段，要更新课程，但不增加课业总量；大学阶段，强调国际化和继续教育。在科研战略方面，主要任务是重组科研机构和重新安排科研重点。
韩国
韩国现推行技术立国战略，大力增加研究开发投资，重点发展11个产业基础技术和产品技术，争取在21世纪初跻身七国集团行列。他们的战略取得了一定效果，韩国在其重点领域的技术竞争力迅速增强。1997年，韩国公司在美国专利商标局获得的专利中，数量最多的4类（电视录像信号处理；电视；静态信息存储与检索；半导体制造工艺）都属于信息技术。韩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排在世界第11位。
五、 开展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应注意的问题
迄今为止，国内政府机构以“科技发展战略”的名目去做研究的不多见，习惯上大家都是在科技规划和计划的指导下开展科技活动。科技规划与科技战略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为实现国家总体目标服务的。二者的主要区别，一是科技战略为具有较强不确定性的（因而无法规划的）事物留下了更多的发展空间。二是科技战略的提法更突显把握竞争态势的重要性。既然二者有相通之处，那么，以往科技规划和计划的制订和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以下问题，也是我们在制订和实施科技发展战略时应注意避免和克服的。
1、 重点领域选择做得相对较好，措施落实很弱。
最突出的问题是，有关规划和计划尽管列出了比较合理的应优先支持的领域，但在可行措施的制订上做得较差。或者，对冲破条块分割有畏难情绪，就尽力避开跨部门协调问题，只做单靠本部门力量有可能实现的事。需要跨部门协调才能获得成功的科技领域是大量的。避开协调，就注定了许多规划和计划几乎成了一纸空文。
2、 在确定科技重点领域的过程中，产业部门的参与较弱
在各种规划、计划的制定过程中，已吸收了大量的专家参与。但是，他们大部分是学科专家和技术专家。即使从产业部门请来一些人听取意见，请的也多半是技术专家或技术管理官员，很少请到市场嗅觉比较灵敏、善于发现科技项目与潜在市场间的联系的这种专家（我国这样的专家确实很少）。结果，确定重点领域时难以逃脱为技术而技术的倾向，追随国际潮流多，响应国内需求少。
3、 跟踪计划进展、随时进行必要调整的机制几乎不存在
例如，第一批攀登计划有一个项目是经络机理研究。部分由于该项目的承担者主要是某单一单位的科研人员，缺乏多学科专家的参与，项目进展乏善可陈。可是，上海有一个未受此项攀登计划资助的研究小组却在经络机理研究方面获得了较可喜的进展。按我们目前的机制，就没有办法停止对原项目承担者的资助，或是将上海的研究力量与原项目承担单位的力量集成起来。
自1956年建所以来，本所一直保持着一支精干的信息跟踪与信息分析研究队伍。在我国历史上的历次重大科技规划（如1956－1967年科技规划，1963－1972年科技规划，1978－1985年科技规划和1986－2000年科技规划）的制订过程中，他们都提供了大量参考资料，并以其他形式参与规划制订工作，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在科技规划的决策支持方面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完全可以转用于协助科技战略制订工作。
中信所有信心可以成为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战略资料库，参与战略制订和实施的全过程。在“形势分析”阶段，帮助回答“目前状况如何”的问题，在“明确战略目标”阶段，帮助回答“希望将来如何”的问题，在“找出发展途径”阶段，帮助回答“面临哪些限制因素”的问题，在“战略决策”阶段，帮助回答“为实现目标应该做什么”的问题。在战略实施的全过程中，中信所可通过收集与分析关于战略实施进展的动态信息，对实施工作的监控与评估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