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近的浪墙
武夷山
最近，美国The New Atlantis杂志主编Ari N. Schulman说了以下一番话：
过去三个月来，我脑中一再出现一个意象：你和朋友们一起站在海滩上，此时海水突然开始消退。你看见，在远方有一道浪墙在移动逼近。
你说，“我觉得我们该离开海滩。” “你就是胆小吧”，一个朋友嘲笑地说， “你都不知道那个浪到底有多高。”于是你们辩论起来，而浪墙越来越近。
在冠状病毒之浪在远方涌现、然后逼近、然后打在我们身上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听到这样的声音：真正具有传染力的是恐惧；对病毒焦虑就是搞种族主义；这个病毒并不比感冒病毒更厉害；对感染人数的预测也许是错的；我们不能让恐惧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等等。
这类思路的问题，并不在于他们总是完全错误的，而在于现状要求人们在不确定性之中采取行动的时候，他们还坚持说要等到确定无疑了再行动。问题在于，他们更感兴趣的问题是“谁的想法不对？谁的情绪不良？”，而不是“我们应该如何谨慎行事？”
博主：3月间，该杂志还发表了关于COVID-19应对的3篇文章，分别论述：审慎；有必要制定关于如何结束封闭措施的计划；我们面临的不确定性。他们还发表过一篇就新冠病毒的致死性与季节性流感、过去的大流行病和汽车相撞事故之致死性进行数据对比的文章，此文受到极大关注。（https://www.thenewatlantis.com/publications/not-like-the-flu-not-like-car-crashes-not-like）
Ari N. Schulman在2017年6月出版的Commentary（评论）杂志上发表过题为The Plague and the Judgment（瘟疫与判断，https://www.commentarymagazine.com/articles/schulman-ari-n/the-plague-and-the-judgment/）的文章，是讨论埃博拉病毒传播过程中各有关方面应对失据的。读读此文，反观现状，可以看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并未吸取埃博拉病毒传播的教训。我将该文的最后几段大致编译如下：
西方的很多领袖和政策制定者将埃博拉看成是一次关于警报、耻辱、仇外、移民、非洲特殊性、殖民主义遗存、否定科学、有线电视新闻之危言耸听的研究。它也成为中期选举和总统选举中的重要话题。
这类解释的问题，不在于它们是完全错的（不过基本上是错的）。问题在于，他们把埃博拉变成了一切，就是不正视埃博拉病毒自身。这样做，他们就鼓励了非专业化的自我吹嘘和非科学的委婉表达。医学工作者热衷于把自己置于道德戏剧的舞台中央，在这样的戏剧中，对一种新型致命疾病的强势抗击姿态只会被视为种族主义歇斯底里的产物。他们忘记了，医学职业的核心义务，也是连志愿者都必须恪守的义务，乃是：首先，不要造成伤害。
科学界的思想领袖们本应处置得更好，但他们关注的却是，不要让关于感染控制的关键讨论成为证实福克斯新闻的证据。卫生保健部门的官员有误导，损害了公众的信心。本可以揭露出美国国家疾病控制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一些说法之漏洞的常识性怀疑却被视为偏执。辩论被压制，常见的感染控制措施被阻止，不必要地丧失了的性命不知凡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