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策导向历来重视科技创新，但随着近年来一系列内外因素的变化，在一系列文件、规划和决策中，科技创新都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那么，如何理解这个背景、目标和意义？中国何时能建设成为科技强国？又如何看待新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中的各种战略、做法——如：自强自立、新型举国体制？
就上述议题，“腾讯·原子智库”日前对话中国科学院创新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科院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十四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穆荣平。
穆荣平表示：要完整地看“把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自立自强追求的是解决技术“卡脖子”的问题，我国在有限的战略领域追求自立自强，在更多的领域追求的是国际合作，开放是我们国家发展现阶段最大的战略，不能泛化自强自立。
他还强调，只有在涉及国家发展全局和长远战略领域、涉及到国家安全领域时，需要动员全国力量、举全国之力来解决；切忌泛化新型举国体制，比如基础科学研究——因其不确定性，就不适用举国体制。
穆荣平认为，科技强国的重点：一是战略科技力量，一是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当务之急是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能不能把科学价值、技术价值最后在市场上获取应有的市场价值、回报，企业是关键。
穆荣平还指出，我国的R＆D投入强度已经是OECD平均水平，因此，重视创新的战略举措是着力提升创新系统整体效能，而不是片面增加研发投入强度。
以下是访谈内容：
更多科技领域还是追求国际合作
原子智库：科技创新，多年来在我国各种国家发展层面的会议、规划中都会提及。但与以往相比，当前科技创新显然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无论是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还是十四五规划，科技创新都被放在突出的位置加以强调。在中央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开启下一个100年奋斗目标第一年的时间节点，如何理解国家如此高度重视科技创新的特殊意义？
穆荣平：无论是十九届五中全会，还是这次十四五规划，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两点：
一是“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与以往相比，十七大时是讲“自主创新能力涉及到现代化建设的方方面面”，只是“涉及到方方面面”，没有强调它的“核心地位”。这种变化可以理解为，当前中国正处在向一个高的发展阶段跃迁的关键历史时刻。
在这样一个关键历史时刻，中国和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原来我们跟发达国家是互补合作关系，比较容易相处，他们做高端的，我们可以做中低端；现在，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开始在高端产品市场与一些发达国家产生了竞争，比如5G。从目标来看，中国提出，到2035年要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到2050年成为一系列强国，提出了向价值链中高端跃升的目标。这些目标与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或者发展现状之间的关系表明，中国与发达国家正在从互补合作向竞争合作关系转变。为了适应这种关系转变，创新能力无疑是关键，没有创新能力就没有竞争力。
所以，在这样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客观上需要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不仅需要重视科学技术发展，更要重视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发展，需要用创新的思维、创新的方法，解决全球面临的大挑战。
第二，必须把“自立自强”与国家发展战略支撑放在一起理解。科技自立自强和战略支撑是相关的，也就是说，战术上的发展问题不一定要追求自立自强，因为它对于我们整个国家发展全局和长远的安全保障没有影响。例如，一般企业的兴衰对于国家整体经济安全的影响有限。这就是说，科技自立自强是在有限的战略领域需要考虑的目标，不能将科技自立自强过度泛化。
比如说“卡脖子”，大企业被“卡脖子”和小企业被“卡脖子”是不一样的，大企业被“卡脖子”和国家被“卡脖子”也不一样的。什么情况下我们才认为这个“卡脖子”问题是需要举国之力去解决呢？就是一个国家主导产业或者先导产业被“卡脖子”时，比如高端芯片，不仅华为、中兴，而且这个行业相关企业发展普遍受到严重影响了，那就不是一个企业的“卡脖子”问题，而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卡脖子”问题。科技自立自强就是要解决这类“卡脖子”的问题，在有限的战略领域追求自立自强。
在更多的领域里追求的是什么呢？是国际合作。这就要正确理解开放。稍微做过实验的都知道，把一个容器分区放置的两种不同颜色的气体置入同一个容器后，容器内气体颜色会很快趋于接近了。中国现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总体而言还有一定差距，所以开放过程就是相互取长补短、发展水平趋于接近的过程。因此，开放是我们国家发展现阶段最大的战略。
切忌泛化新型举国体制
原子智库：自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新型举国体制”，2020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发挥好重要院所高校国家队作用，推动科研力量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该如何理解这个“新型举国体制”？
穆荣平：新型举国体制，只适用于涉及到国家发展全局和长远的战略领域，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领域，需要举全国之力加以解决的问题，切忌泛化。
理解新型举国体制，一定要注意三点：一是新型举国体制资源动员范围广、能力强，政府直接动员，境内所有创新相关主体参与；二是资源动员方式上既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又要注意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注意区别所有制差异和善用市场机制，公私部门参与的利益机制可以差别化；三是新型举国体制适用于目标清晰、结果可以评价、涉及部门多的任务，因此适用范围是有限的。
例如，两弹一星、探月工程，目标很清楚，目标实现程度容易判断，任务时间、成本、质量可以计划评价，技术创新和工程试验目标清晰，适合采用新型举国体制。一般来说，基础研究不适合采用新型举国体制，因为基础研究目标难以确定、成本难以估计、进度难以计划、结果难以保证。一些创新活动对于资源动员能力要求不高，例如新药创制，也不适宜采用新型举国体制，可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采用更加市场化的方式支持。
原子智库：提及科技创新，人们常常泛泛而谈，您在《2019年科技竞争力报告》中将建设科技强国的总体思路分解成从“经济强国”向“创新强国”再到“科技强国”的梯次跃进目标，令人印象深刻，您能不能详细讲讲这三个阶段的不同？
穆荣平：我是学物理的，比较重视厘清基本概念。什么是创新？科学家、技术专家、企业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都讲创新，但是内涵各不相同。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一个要素的新组合，包括引入一个新产品，采用新的生产工艺，发现一个新市场，采用一种新的组织模式等等。我认为：创新是一个价值创造过程，包括科学价值、技术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乃至文化价值的创造。创新也是一个价值增值循环过程。科学价值创造是创新之魂，是知其所以然的能力体现；技术价值创造是创新之基，是知其然的能力体现；经济价值创造是创新之要，技术的市场价值实现是实现增值循环的关键；社会价值创造是创新之本，技术的社会价值实现是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四大价值创造的成功典范产生的示范效应，使得创新成为一种社会凤尚，成为社会尊崇的自觉行为，丰富了文化的创新内涵。
经济强国主要体现在经济价值创造能力强；创新强国主要体现在技术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创造能力强；科技强国主要体现在科学价值、技术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创造能力强。经济强国为建设创新强国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创新强国为建设科技强国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技术基础和人才基础。从创新能力角度讲，创新强国的技术价值创造能力比经济强国更强，科技强国的科学价值创造能力比创新强国更强——也就是说，建设科技强国必须从强化经济价值创造能力着手、建设经济强国开始，不断提升“四大价值创造”能力，实现从经济强国向创新强国继而向科技强国跃升。世界科技强国的一个重要标志，应该是经常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而不是偶然获得。
原子智库：从经济强国到科技强国过程中，您有什么具体建议？
穆荣平：建设经济强国的关键在于企业为核心的国家创新体系与能力建设，兼顾大学科研机构创新能力建设，着力缩小中国学术界与产业界之间创新能力差距，缩小中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创新能力差距。建设创新强国关键在于国家实验室体系与能力建设，兼顾国家研究实验体系和产业创新体系建设，着力强化国家实验室体系保障国家平等发展权益和国家安全的独特功能。建设科技强国的关键在于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体系与能力建设，着力缩小中国学术界与世界主要科技强国学术界之间创新能力差距，培育引领全球创新发展方向的能力。
十四五规划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并列，就是着眼于夯实经济强国基础和建设科技强国的战略选择。
值得指出的是，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一流的科研院所和一流的创新型行业龙头企业，也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是当务之急，不仅仅关系到创新作为一个价值增值循环的可持续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产学研合作的层次和效益，决定了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是实现中等发达国家目标和现代化强国目标的一个关键。
事实上，改革开放四十年也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建设的四十年。从推动企业技术中心建设，到推动产学研合作以及技术开发类科研院所企业化转制，特别是推动企业主导的创新联合体发展，企业创新体系与能力建设成效显著，提升了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为培育创新引领型产业奠定了重要基础。
科技成果转化思路要与时俱进
原子智库：企业与大学研究所的研发和创新有很大的不同，企业可能更靠近市场，而大学研究所的研究成果转化到对经济、民生有影响的产品，中间的环节是比较多的。
穆荣平：企业技术创新的目标是清楚的，就是要在市场上获得收益，否则企业不仅不能持续创新，甚至生存都是个问题。大学科研院所主要从事科学价值和技术价值创造。科学价值创造活动不仅风险高、不确定性强，而且经济回报可预期低，难以保证在规定时间内实现预定科学目标。技术价值创造活动的不确定性也比较强，经济回报可以有预期，但是影响因素众多，需要针对具体产业技术系统选择技术创新目标。
因此，大学科研院所研究开发成果的市场价值实现，需要进一步拓展思路。一是从加强科技成果管理向加强科研项目管理方向拓展，力求技术研究开发项目聚焦相关产业并有清晰的知识产权诉求。二是加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建设，强化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的技术创新体系，有效组合国内外大学科研院所科研成果，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三是支持产业技术研究院发展，着力熟化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成果，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更加有效的成熟技术供给。
原子智库：您如何看待大学科研院所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
穆荣平：科技成果转化率问题，我有一点不同看法。我认为：强调转化率，也许对大学来讲是需要的。因为虽然大学很多基础和应用研究的目标，就不是提供一个可以用的东西，但在研究过程中，可能会产生有用的技术，这个技术是需要转化的——也就是说，需要进一步探索实现其市场价值的可能性。科研院所的应用基础研究，可能会产生更多需要转化的技术。因此，客观上需要一批专业化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构，既要有能力进一步熟化大学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产生的技术，也要有协调风险投资、中小企业、技术发明人合作以及知识产权咨询服务能力。
尽管如此，解决大学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问题的关键，是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企业的市场目标很清晰，企业产品开发人员要做一个东西，不会从基础研究开始，而是在自己技术积累基础上广泛搜索，寻找性价比高的技术。在数字化时代，技术情报越来越方便，不仅知道技术还知道相关技术团队，必要时连人带团队一起把技术能力移植到企业。
原子智库：您刚才强调了企业创新能力关键。在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穆荣平：创新能力建设不是上课培训，而是要在创新实践中提升能力，从简单产品开发、市场化，到复杂产品系统开发、市场化，企业创新能力建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关键是企业家要真正把创新能力建设放在企业发展的核心地位。
提升企业创新能力，需要做的事情很多，最重要的有三点：一是构建企业技术创新系统，包括技术情报扫描与技术机会分析、产品和工艺技术开发、知识产权管理、产品技术标准及检测认证等功能，系统复杂性与企业所在行业属性和企业规模有关；二是构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及网络，这个网络平台建设的规模和复杂性，也是伴随着合作深度和高度变化而不断拓展的历史过程；三是构建企业核心技术能力和人才队伍。中国是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装备制造业创新能力建设需要产学研合作，需要企业牵头的创新联合体集中攻关，需要产业链融通创新。
原子智库：中国企业技术迭代升级能力还是挺惊人的。
穆荣平：中国企业技术能力提升是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起步，逐步走上集成多元技术开发新产品和服务的集成创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注重原始创新，真正从市场需求出发开发产品和服务。但是，一些企业发展到较高水平之后，仍然秉持初创企业时期的价值观“自我为中心，单边利益最大化”。我认为，技术革命将会加速企业创新国际化进程，需要更多地发现合作伙伴，建立可持续的创新发展合作关系，用“平等合作互惠共赢”价值观去拓宽发展空间，建立产学研创新发展命运共同体。为此，需要缩小学术界和产业界的技术能力差距，缩小中国学术界和国际一流学术界的研究能力差距。
原子智库：这里企业跟学术界的主要差距指的是？
穆荣平：就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够强，前瞻性研究不够，大部分企业只关注未来3年以内的技术，真正能够根据社会发展需求趋势来开发设计产品的企业，仍然不够多。
提升创新系统整体效能，而不是片面增加研发投入强度
原子智库：关于科研投入方面，2013年以来我国R&D经费总量一直稳居世界第二，与美国差距逐步缩小；2020年R&D投入强度为2.4%，已接近欧盟15国平均水平。十四五规划提到，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 7%以上、力争投入强度高于‘十三五’时期实际，您如何评价近些年科研经费的投入情况？
穆荣平：近年来我国研发投入强度稳步提升，稳居世界第二大研发投入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未来5年研发投入经费将保持不低于7%的增长率，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研发强度目标，但从研发经费增长快于GDP预期增长的角度，也可以看到对创新的重视。
原子智库：跟现在把科技创新提到现代化建设全局核心地位相比，您觉得这个投入力度够不够？
穆荣平：事实上，我国研发投入强度已经达到了OECD国家平均水平。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强调了创新引领经济、社会、环境发展的第一动力作用，并不意味着必须把研发投入强度提高到不切实际的高度。我认为，“十四五”规划提出的研发投入强度，在现阶段是合理的，重视创新的战略举措是着力提升创新系统整体效能，而不是片面增加研发投入强度。
原子智库：而且这个指标也不是硬性指标。
穆荣平：是的，研发投入指标是预期性目标。未来可以根据我国创新发展的需要，调整研发投入增长率和支出结构。例如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计划，加大基础研究投入。
原子智库：这次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也提了基础研究，中央本级基础研究增长是10.6%。
穆荣平：两会报告提出要健全稳定支持机制，大幅增加投入，中央本级基础研究支出增长10.6%，充分表明中央政府支持基础研究的责任担当。众所周知，基础研究活动的重要特点是高风险，基础研究产生的知识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因此，虽然地方政府可能支持一部分超越地方财政支出范围的经费，中央财政仍然是基础研究的主要来源。
收入与项目经费挂钩，导致科研活动“初心”异化
原子智库：人才一直是科技创新很重要的因素，您对人才的培养和评价机制有什么建议？
穆荣平：毫无疑问，人才是科技创新的第一资源，应该坚持政产学研协同培养人才，坚持在创新实践过程中培养人才，坚持“赛马不相马”。人才评价不应该由政府负责评估，而是由聘用单位负责，按照岗位评价。例如，企业的人才由企业自己评价；大学的人才由大学自己评价；研究所的人才由研究所自己评价。因为只有用人单位知道人才对于组织目标实现的贡献。
为什么会出现人才评价中的“四唯”现象？问题的本质是组织目标、使命定位不清晰，评估方法、评估过程简单化，加上管理者的懒政。例如，作为一名校长，要建设一个世界一流大学，毫无疑问会问三个基本问题：如何识别、拥有和评价世界一流学者？如何培养、拥有和评价教学名师？如何识别、培养和使用一流管理者？对于一流学者的评价，需要同行认可，而不是靠文章数量，从而引导科研人员注重“科学价值创造和技术价值创造”的质量，而不是注重科研产出的数量。
目前，科研人员收入与科研项目经费挂钩，导致科研活动“初心”异化——从注重科研成果质量向注重科研成果数量转变，从“迎着困难上”向“绕着困难走”转变，从科学技术价值导向科研向可发表结果导向转变，关键核心技术无人问津。
对于企业而言，创新仍然是跟随为主，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不多，企业技术创新人才评价偏向于产品技术开发导向评价，对于源头技术创新重视不够，原始创新的东西少之又少。
用新发展价值观拓展发展空间
原子智库：中国取得科技方面发展的同时，我们也面临着国际上的猜忌，“中国技术威胁论”、“中国技术抄袭论”都屡见不鲜；中国科技公司或产品在某些国家被抵制；中国籍科学家在个别国家受到打压、限制正常的学术交流等等。您如何看待这些外部阻力对中国科技创新的影响？
穆荣平：随着中国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我们跟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已经从互补合作转变为竞争合作，必然会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成就产生猜忌甚至是打压，进而导致大国竞争或者战略对抗。
因此，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需要我们用一种新的价值观去拓宽国际合作空间，让合作者放心。宏观一点讲，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整个地球上的事情大家一起关心，虽是大家的事情，但大国和小国承担的义务是不一样的，我们要主动承担义务。我刚才讲，要从吸引人才向成就天下英才转变，要坚持“平等合作 互惠共赢”价值观，用这种新的发展价值观拓展发展空间。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原子智库-腾讯新闻》，原标题为《对话穆荣平：不能将科技自立自强过度泛化｜原子智库独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