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好像习惯了这样一种思维，做什么事情首先都得想想是“有用”还是“没用”，如果一样东西不解决实际问题，就是没用;没用的东西，不值得去做，在中国是绝没有市场的。这种“实用主义”在刘云枫眼里，正是导致中国文化落后的一大痼疾。
学以致用，是中国传统。如果一样东西不解决实际问题，就是没用;没用的东西，在中国是绝没有市场的。
与此相对，作为西方文化源头的古希腊，却热衷于不切实际的纯粹思维训练，爱智慧，哪怕这种智慧看上去很幼稚、很荒诞。如芝诺，古希腊智者，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他就闲极无聊，设计了若干芝诺悖论，其一是阿喀琉斯追不上乌龟。
阿喀琉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百米冠军，可是，芝诺悖论中，他是跑不过乌龟的。芝诺如此说：乌龟在阿喀琉斯前面100米出发，阿喀琉斯在后面追。假设，阿喀琉斯比乌龟快十倍，当然，多少倍都没关系，不影响最后结果。阿喀琉斯跑到100米，乌龟又向前了10米;阿喀琉斯追到10米，乌龟老弟又向前1米;阿喀琉斯再到1米，乌龟又往前爬了0.1。不管阿喀琉斯多么努力，乌龟总在他的他前面一点点，而且，这个过程是无限可持续的啊。
实际上，阿喀琉斯在极短时间内，就追上乌龟了。一个是有限，一个是无限，这就是悖论?为什么?这是一个无限级数收敛问题。级数收敛，就追上了;不收敛，就追不上。但，对于没有级数概念和计算方法的古代人，芝诺悖论是无解的。
在柏拉图学院，有一个学生弱弱地问柏拉图：你的学问有什么用啊。柏拉图并不回答他，而是马上通知教务处长，给这个学生一个银币，让他开路。
庄子大鹏展翅，不知其几万里，好像很逍遥，其实，庄子也很中国。他对学而无用的技艺，起了一个雅号：屠龙之术。《庄子·列御寇》讲了一个故事：“朱泙漫学屠龙于支离益，单(通“殚”)千金之家(家产)。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技巧)。”——一个叫朱泙漫的人，跟着支离益学习屠龙之术，把家里千金之财都花光了。可是，三年学成之后，哪儿也用不上。
之后，屠龙之术就泛指技术高明，却和实际脱离，派不上用场，成了中国人嘲笑的对象。
杞人忧天的故事，尽人皆知。这个故事，也在一遍又一遍地告诫国人，要务实，操心天是否会塌下来，纯粹是吃饱了撑的。大诗人李白也说：“杞国无事忧天倾”，连诗仙都嘲笑国人的好奇心，也难怪中国人始终没有“世界观”，对天文地理，几乎完全停留在杞人之前的水平——直到利玛窦来中国，中国人都不知道地球是圆的，也不知道中国在地球上的位置，至于日心说地心说，更是杞人忧天，没人关心。换言之，伽利略、布鲁诺、牛顿、爱因斯坦和霍金之流，都是杞人。
世界上第一本关于雪花图案的研究专著，是日本人土井利位于1832年出版的《雪华图说》。利位开始研究雪花，是在1813年。当时，他只有15岁，是古河藩主的养子。他当时看到西方学者Martinet对雪花结晶的描述，产生了极大的好奇，于是，就和之后成为其家老的鹰见泉石投入到雪花形状的研究中。
每到冬天，总有两个男人对着天空发呆，盼下雪。当天空中白雪飞舞，慢慢地从细雪变成雪片，庭院中，树木和假山上白茫茫一片。这时，利位就会在屋檐下，拿出荷兰造的显微镜，兴致勃勃地观察其雪花来。他和鹰见泉石用镊子把雪花放到黑漆的盒子里，一边看，一边一丝不苟地描摹雪花。
这一干，就是20年，直到1832年出版《雪华图说》，书中收录了利位亲自绘制的86种雪花图案。又在八年后的1840年，出版了《续雪华图案》，使雪花图形的种类增加到200种。也就是，土井利位为此耗费了27年的时间。
《雪华图说》出版时，幕末时期著名汉学家磐溪大槻先生，用中文草书为土井利位写了序言，书法之美不得见，文字之雅，照录于此：
凡草木花多五出，雪华独六出。其说由来旧矣，而未曾闻有一验其实者也。故古河藩主土井侯，好事之余，留意于此，每冬下雪天，以黑色髹器承之，天花辄现。洁白玲珑，细视之，琼葩瑶蕊，疏密有態。似菱者，似堇者，似紫藤者，似水仙梅花者，凡五十余种，而仅一不六出者焉，乃图而作之说，名曰雪华图说。
事在天宝初年，迄今三十年，世人知之者鲜矣。顷者，确堂老人观而叹曰：汉土物理之起源，率先于西洋诸国，若夫解剖之术出于灵枢，地动之说载乎博物志，而雪华则见于韩诗外传，所憾莫后人继而明之，故凐灭终不传矣。今如土井候，生于千载之天，发挥古来未曾验之雪华，图而传之，其见出西洋人之上，谓之披青覩白之手，其谁曰不然。遂命侍臣校而重刻之，余谓是亦。确堂老人慨世之所波及，不特好事为之也。
此序，有四点可注意。其一，三十年;中国读书人十年“寒窗”就呲牙咧嘴、嚷嚷得满世界都知道了，且“寒窗”未必是实，大多是“红袖添香夜读书”，最不济，还有狐仙化身白娘子夜半三更，来嘘寒问暖、共度良宵。土井利位可是在冰天雪地里，坚持了近30年。
其二，中国凡是识字的，都把功夫用在读圣贤书上了。要是看了别的书，就是旁门左道了，就像贾宝玉和林妹妹夜读西厢，被其父贾政骂了个狗血喷头。也不怪贾政，科举又不考西厢记，读西厢记，于科举没有一点帮助，于功名没有一点好处。“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当所有人的精力、智力和努力，都集中在故纸堆里时，谁还有余力关心外部世界的雨雪风霜呢!
其三，其见出西洋人之上。历史上，日本一直将中国当老大，可是，自从唐代中止遣唐使之后，中国在日本如落日西沉。崖山之后，更无中国。尤其是，当荷兰人登陆日本，一种完全不同于汉学的兰学在日本萌芽，科学登场，汉学颓败。《雪华图案》即是日本在科学上所取得的最早成果之一，而且，令日本人自豪的是，这一研究超越了科学的发源地西方，“其见出西洋人之上”。
其四，最要紧的是，《雪华图案》之研究没用。没用、无利可图还研究得如此痴迷，那就需要一种精神、一种探究自然奥秘的好奇心、一种持之以恒的毅力。
日本人无疑是重视实利的，可是，由于日本之封建体制，封建领主(在日本叫大名)及其家臣，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统治集团。乱世纷争之际，大名和家臣四处征战，无暇旁顾;可和平时期，他们就有雄厚的财力、充裕的时间，像土井利位一样，花间流连，月下低徊，风花雪月，好高骛远。
一个社会的物质财富，一定是劳力者生产的;与此相对，一个社会的精神财富，一定是有闲阶级之智慧结晶。没有劳力者之付出，社会将陷于匮乏;没有劳心者之思索，一个国家和民族将堕入停滞的泥潭。中国社会的悲剧就在于，自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一方诸侯、豪门巨富、世袭贵族、书香世家，一网打尽，一扫而光，除去皇室贵戚，其他所有家族，都不是世袭的，都富贵不过三代，都需要首先为稻粱谋。
只有帝王家，是衣食无忧的;此外，就算是一品大臣，你也不能把你的职位传给你的儿子，更不要说孙子了。以此观之，康熙帝是爱好科学的，据当时的传教士记载，康熙爷的几何原理，很是了得;八旗子弟，是撩猫逗狗提笼架鸟捧戏子的;慈禧老佛爷更是把徽班从大江南招进了紫禁城和颐和园，如此种种，都是游戏，没有一样是务实的。
但是，纵观大清朝，有哪一个汉族官僚或者其子弟，如此游戏人生、不务正业呢?为什么汉族大员不学几何原理呢?没用啊，科举又不考;为什么汉族子弟不纵马驯鹰呢?没那个财力和闲心啊。不念四书五经，不中举，家以何为?为什么汉族官僚不捧戏子?不是不想，是没那个实力。只有皇帝、王爷、贝勒的位子，是世袭的，是有保障的。所以，也只有他们才玩儿得起，才能游手好闲挥霍人生。
因此，我们也应关注，中央集权制度事实上铲除了非实用主义的土壤;没有世袭，就难有财富积累;没有财富积累，就没有闲人;没有闲人，就要务实，就要为稻粱谋。就只好下地耕田，而不是坐地观天。饿着肚子，是想不出好主意的。
天文，不是为了探索星空和宇宙的奥秘，而是为了预测人间的灾异，并吓唬皇帝，让帝王多行仁政，否则，就会遭受天谴;算学，不是为了揭示数量之间的关系，而是用于测量土地、土方，以丈量土地多收税，计算土方修筑大坝抵挡洪水;炼丹不会产生化学，因为，目的是寻求长生不死的灵丹妙药;地理是堪舆和风水，动物学是撩猫逗狗，植物学是栽花养草，物理学不存在，质量运动加速度惯性等等，全然无知。
一味地追求实用、不求甚解，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只看到表象，却不知道背后成因，在“四大发明”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
先做一个更正，造纸术被称为“四大发明”，是不成立的。所谓“发明”，是独有、领先、且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但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埃及用尼罗河三角洲地带的莎草造纸，比东汉蔡伦早了3000多年，且，影响远播所有地中海沿岸国家。莎草纸一直使用到8世纪左右，最近的莎草纸实物文件，是1057年的教皇敕令和一卷书写于1087年的阿拉伯文献。也就是莎草纸，在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使用长达4000余年。
指南针虽是中国的“大发明”，但包括沈括在内，中国人始终没搞清楚什么是磁!
秦之前，古人对磁就有了认识。《管子》曰：山上有磁石者，其下有金铜。《吕氏春秋》有：慈招铁，或引之也。以有慈石，故能引其子。石之不慈者，亦不能引也。为什么磁铁可以有磁性、可以吸铁?古人这样解释：石是铁的母亲，但石有慈和不慈两种，慈爱的石头能吸引他的子女，不慈的石头就不能吸引了。
汉以前，“磁石”写作“慈石”。据说，秦统一六国后，在咸阳附近修阿房宫。有一座门是用磁石做成，如果有人身穿盔甲，暗藏兵器，入宫行刺，就会被磁石吸住。
直到宋朝，中国人也不明白磁和磁石是什么意思。宋代学者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写道：磁石之指南……莫可原其理!不过，这并不妨碍指南针之应用。同一书中，沈括介绍了指南针的四种用法，和每种用法的注意事项。
沈括具有科学精神，对自己不理解的事情，不瞎解释。其他中国人，则秉承国人一贯之“大胆瞎说、信口胡诌”，用莫须有的“理论”阐述莫名其妙的事实。成书于宋代的《管氏地理指蒙》，提出：
磁针是铁打磨的，铁属金，金生水，而北方属水，因此，北方之水是金之子。铁产生于磁石，磁石是受阳气的孕育而产生的，阳气属火，位于南方，所以，南方相当于磁针之母。这样，磁针既要眷顾母亲，又要留恋子女，自然就要指向南北方向。
黑火药是一种混合物，而不是诺贝尔发明的黄色炸药。黑火药是炼丹家长期摸索的偶遇，而非一种必然。常在河边走，哪儿能不湿鞋，可因为没有任何理论支撑，不通晓爆炸产生的原理，所以，黑火药是一支独苗，既没有前驱，也没有后继。
活字印刷术，更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更别提理论了。印章古已有之，和氏璧之传国玉玺，公署衙门之官印公章，以及文人雅士之间诗书唱和，哪一个不用闲章。活字印刷，只是数量上增加、规模上扩大以及降低了成本，仅此而已。
实用既成为一种主义，其覆盖的范围就绝不仅仅限于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在精神领域，同样弥漫着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以宗教为例，中国人得意时信儒，失意时信道，绝望时抱佛脚，儒释道三合一，哪一种适合自己当时的心态，就用哪一种，完全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
18世纪，最早接触中国的法国著名思想家伏尔泰，因为极其厌恶欧洲中世纪天主教和教会对民众的麻醉和控制，忽然听说有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帝国，居然是没有宗教的。于是，伏尔泰欣喜地写道：
中国人特别在这方面胜过世界上的任何其他民族。他们的孔子不创新说，不立新教;他不做受神启者，也不做先知。他是传授古代法律的贤明官吏。我们有时不恰当地把他的学说称为"儒教"，其实他并没有宗教，他的宗教就是所有皇帝和大臣的宗教，就是先贤的宗教。孔子只是以道德谆谆告诫人，而不宣扬什么奥义。
但我们不得不说，伏尔泰的这种欣喜，一半源于对欧洲中世纪教会的厌恶，另一半是由于对中国文化的无知，就像雨果对圆明园的无知一样。
如鲁迅先生所言，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是有迷信而无坚信。中国人敬神，真想要的是控制神和利用神，烧香拜佛都是利用神帮助自己发财、升官、治病等自己不能完成的心愿。说白了，就是和鬼神做生意买卖而已。是一种实用主义加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无关信仰。
因为，无关信仰，所以，来者不拒。儒释道哪一个门都进，哪一路神仙都拜，既不虔诚，何来排他?信仰一个，就会排斥另一个;因为，不能有两个不同的神。要是不信，就无所谓了。中国人照单全收，显然不是什么宗教宽容，而是没有宗教精神和宗教信仰。
有一个笑话，或可一用。
某人向佛，出家却受不了青灯古卷之清苦，于是还俗。俗世里呆了一段，又受不了喧嚣吵闹，又到寺院里出家。如此反复。后来，老和尚给他出了个主意：你也不必出家，也不必还俗。就在半山腰摆个茶摊吧。这人想：嘿!老和尚的主意不错，我摆个茶摊，既可交友，又可念佛，又可以赚钱享乐。
中国人的宗教，大多数是那位在半山腰上摆茶摊的人。无论基督教、佛教，大部分宗教活动都有祈祷或者冥思，是给自己一个自我反省的机会，是实现自我救赎的过程。信仰与迷信不同，迷信没有反省，只有盲从。
追求实用，是人类极大化个人利益的正常反应，但，虚虚实实，文武之道也。一个人，不能不务实，也不能只务实;一个社会，也是如此。打个比方，务实者是水手，务虚的是领航员。只有水手而没有领航员，将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迷失航向，永远也找不到充满希望的新大陆。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一大原因是，实用主义像空气一样，充满了中国历史和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实用主义带来的消极影响，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 重视用，轻视学。学和用，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学，关注的是为什么;用，关注于如何。两者有关联，但绝不相同。如上所言，包括四大发明在内，中国人的所有智力成果，实际上都集中在“用”，而不是“学”。这就使得中国人放弃了对终极真理的追求，孜孜于小技，荒废于大道。
第二， 重视物质生活，轻视精神生活。世界范围内，每六个人就有一个人没有宗教信仰。其中，超过四分之三的无宗教信仰者住在亚洲、住在中国。如果，没有信仰还不能说明精神生活的匮乏的话，有一项数据：中国是世界上平均阅读量最低的国家之一。中国人年均读书0.7本，韩国人均7本，日本人均40本，俄罗斯55本，与此相比，中国人的阅读量少得可怜。
世界上仅有两份报纸的日发行量超过了一千万份，一个是读卖新闻，一个是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是日本第一大报，1994年，日发行量突破1000万份，1995年日刊与晚刊共发行1450万份，曾被《世界吉尼斯大全》列为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日报。日本作家春上村树的小说《挪威的森林》，在日本的发行量，也突破一千万册。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十多倍，可是，没有任何一本书的发行量，能达到千万数量级，即便是莫言的作品，能到百万册，已经是破天荒了。
第三，重视现世，忽视前生和来世。以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为例，它显示出与佛教、基督教极为不同的实用主义特色——佛教，是求来世;基督教也为信徒描绘天堂的美好生活，但都是来世，是下一辈子，不能马上兑现。道教却孜孜以求于长生不老，追求现世的享乐。换言之，来世如何，中国人是不在意的。他们关心的是现在过得好不好，至于未来，随他去吧。
第四， 重视短期，轻视长期。时间是有成本的，因此，从成本最小、利益最大化的实用主义角度出发，所有长期或不可预期的社会活动，都是不经济的，也是不实用的。以今日中国经济为例，所有赚大钱的企业，都是商业企业，而少有制造型企业。制造型企业，也少有拥有核心技术的，因为，新技术的开发周期太长了，成本太高，不合算。联想集团起家的三字诀也是“贸工技”，贸易是第一位的，技术排在最后。世界范围内的华人企业，也多以商业取胜，而不是以专注于某一项技术而著名。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是商人型的，无论做什么，赚钱就行，而且，要赚快钱、赚大钱。因此，中国企业频繁“变换车道”，哪一个行业赚钱，就蜂拥而上，然而，也是一哄而散;日本是匠人型的，只要做好某一个产品，或磨练某一项技艺，就Ok了。至于是否赚钱，那是另一回事儿。所以，日本才有像雪华图案的研究者土井利位那样，坚持三十年研究雪花的人。
但，历史就是这么讽刺。以实用为目标的中华帝国，却败在了“善知识求智慧”的西方。孔夫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只有孔夫子这一句话，是求道的，是不务实的，可是，和强大的实用主义洪流相比，过于微弱，终究被碾压得支离破碎无存身之地，只留下一声无奈的叹息，不可追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