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星空群星灿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其中最明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揭示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根本改变了哲学与时代、哲学与实践、哲学与革命、哲学与人民的关系，终结了思辨哲学的统治，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提供了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哲学世界中的变革，更是变革世界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改变了哲学与哲学家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不是沙漠里的高僧，也不是喜欢闭门孤寂沉醉于自我直观的“高人”，而是投身时代洪流的思维着的哲学战士。
中国共产党从创立的时候起就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毛泽东同志说过，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但基础的东西是哲学。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全党尤其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两次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共产党人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看家本领”。
马克思主义哲学并非纯哲学的避风港。自它产生以来就不断引发争论，其中既有政治性的，也有学术性的，至今依然如此。哲学是智慧之学。我们要想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大智慧，就必须认真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着重培养理论判断力、辨别力和思考力，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直接地这样称谓自己的哲学，但这并不能成为否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名称的根据，因为在他们的著作中到处闪烁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光辉。
一种哲学的名称很少由创造者自己提出，而大多是由后人根据他们的思想定名的。列宁在《向报告人提十个问题》中曾向主张马赫主义的人质问：“报告人是否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如果承认，那么为什么马赫主义者把他们对辩证唯物主义的‘修正’叫作‘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还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连在一起，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称。他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列宁的这一论述特意强调了马克思恩格斯唯物主义哲学的“辩证”属性和“历史”属性，并以此作为与以往唯物主义哲学的区别。
从形成过程来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有复杂性;但从思想逻辑来看，二者的关系是明了的，它们相互支撑，相互贯通。如果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则历史唯物主义根本不可能单独存在，因为在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基础上不可能建立历史唯物主义;反之，如果离开历史唯物主义，则旧唯物主义不可能上升为辩证唯物主义。因此，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命名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完全正确的。它真实地表达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著作中始终坚持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统一，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统一。无论在自然观还是历史观上，他们都反对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关于旧唯物主义三个缺点的论述，明确地表达了这个观点。正因为如此，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公开而正式地使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称呼马克思主义哲学。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重视实践的作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实践的重要性做了最科学也最集中的论述，而且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直接把“实践的唯物主义者”称为“共产主义者”。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有“认识论中的实践标准”专节，毛泽东著有《实践论》，而中国改革开放则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作为思想解放的先声。可以说，没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不重视实践观点的，决不能把坚持实践观点与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立起来。
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要坚持世界的物质性，坚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基本原理。有的观点认为，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世界物质性原理是没有意义的旧哲学命题，因为在人的实践中，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物质与意识已融为一体，不必分也不可能分清物质与意识、主体与客体。这种观点对世界的看法，就如黑夜观牛，黑成一片，根本分不清物质与意识、主体与客体。如果这样，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将被推翻或被重新改写了。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定要真正弄清楚哲学基本问题。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又不掌握哲学基本问题，犹如牵牛不牵“牛鼻子”。可是，如果认为在人的意识之外不存在客观物质世界，物质与意识不存在第一性和第二性之分，人与世界不存在主体与客体之分，那么，哪有什么哲学基本问题呢?其实，世界物质性是关于世界客观性的总体性观点，也是我们哲学世界观的基础。世界在人产生之前就存在。不是世界的存在依赖于人和人的实践，而是人的存在和实践依赖于世界。没有人，可以有世界;但没有世界，决不会有人和人的实践。自从世界有了人，人在实践中以自我与对象构成存在与意识的相互关系，构成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人的实践是对象化活动，必须有实践着的对象，它不是打太极拳，可以自己独自一人比划。
不存在没有对象的实践活动。任何一种实践活动形式，包括生产实践、政治实践、科学实验，都有对象。而对象必须是不依存于自我的客观存在物。中国人把谈恋爱叫找对象，没有对象不可能谈恋爱。这是常识。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曾揶揄唯心主义者，说即使他们不愿意相信客观世界的存在，那么“爱情”也会迫使他们相信自己身外的“对象”的真实存在。
哲学基本问题是不能否定的。物质与意识、主体与客体的区别是不能否定的。不应该把物质与意识、主体与客体的区别，混同于主客体的分裂、主客体的绝对对立。前者是客观事实，是哲学基本问题产生的依据;后者则是一种错误的哲学观点。辩证唯物主义主张在实践基础上的主客体的统一论，反对主客体无区别论和绝对对立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定要重视哲学基本问题，并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处理物质与意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不同回答，属于科学判断，而非价值判断。并不是说一切唯物主义都好，一切唯心主义都坏。提出哲学基本问题，提出区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标准的是恩格斯，但他从来没有简单把唯心主义等同于反动，把唯物主义等同于进步。恩格斯曾经赞扬黑格尔的哲学贡献，而批判机械唯物主义和德国庸俗唯物主义。列宁也曾经说过，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聪明的唯物主义。简单地认为唯心主义代表反动、唯物主义代表进步，这是原苏联哲学家日丹诺夫的错误，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
恩格斯为什么要肯定某些唯心主义者的贡献，批判某些机械唯物主义者的错误呢?因为人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体，世界同样既是物质世界，也包括精神世界。只有肉体而无精神，就不成其为人;只有物质世界而无精神世界，这也不是人类的世界。当精神属于活动着的人类主体时，它表现为支配人活动的精神和思想，表现为现实的心理和思维;当它凝结为社会结构组成部分时，表现为文化和上层建筑中的观念形态。只要物质而不要精神，不行;只要精神而不要物质，同样不行。我们必须弄清楚应该在什么意义上赞同唯物主义，在什么意义上批判唯心主义，在什么意义上赞扬聪明的唯心主义，在什么意义上批判愚蠢的唯物主义。在世界客观性问题上，在物质和意识第一性、第二性之分问题上，我们主张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精神不是世界的本体，如果精神是世界本体，那我们的世界就不是客观世界，而是相由心生的虚幻世界;在这个世界面前，人的活动和科学研究根本不可能，因为它不是作为客观对象的物质世界。因此，在物质与意识第一性、第二性之分的问题上，我们反对唯心主义，因为，如果精神是第一性的，是本源，那么，精神的产生就是不可理解的。精神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它不是产生于无，也不可能依附于无。精神的产生必须有本有源，它的存在必须有物质的载体。但精神和意识具有反作用，具有能动作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反对机械唯物主义和庸俗唯物主义，肯定某些唯心主义者的合理思想。
有些学者总觉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不如唯心主义哲学那样玄妙有嚼头。其实，真理从来是朴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大海，浅者见其浅，因为他站在岸上只能看到表面;深者知其深，因为他跳到大海里。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大智慧，不能浅尝辄止，必须深入、深入、再深入。
二、要坚持马克思在历史观中的变革，反对各种错误的历史观点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马克思对历史观的变革，这是恩格斯提出来的，他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说，马克思“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变革的核心，就是关于“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的发现。马克思根本扭转了以往一切历史唯心主义从思想中、从政治变动中寻找历史变动最终原因的观点，从而形成了与之根本不同的历史观。
我们说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是历史观的根本变革，并不是否认历史上某些思想家在历史观领域取得的成就。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产生之前，在中外思想史上都曾包含有历史观上的合理因素。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丰富的民本主义思想，例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以及史记《货殖列传》中的经济思想，等等;西方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些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也谈到过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但真正在社会历史观中实现变革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因为它不是停留在现象层面，也不只是论述某些因素，而是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形成系统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和“序言”中，在恩格斯晚年著作和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等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对社会形态变化的规律和动力、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人民群众与杰出个人在创造历史中的作用，等等，都有明确的规律性论述。在学习历史唯物主义时，我们一定要掌握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承认不承认社会发展有规律，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学术问题;不承认社会发展规律，历史唯物主义就不能成立。
历史规律是客观的。在社会生活中，凡是阶级社会必然存在阶级斗争;凡是生产关系严重妨碍生产力发展，就迟早会发生变革生产关系的革命;凡是工业化过程，必然表现为农民不断转化为工人，农村缩小、城市扩大的过程;凡是城市化过程，都必然会发生住房不断拆迁，城市中心高楼化，相对贫困人口边缘化;凡是过量印发纸币，就会发生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无论美国如何强大和富有，并握有印钞票的权力，但只要不断量化宽松印纸币，同样会导致通货膨胀，并向世界输出通货膨胀。美联储也无法废除这条规律。历史规律是任何力量都无法废除的。一个国家可以废除许多条法律，但不可能废除任何一条社会规律。人可以利用规律，但必须首先认识和服从规律。
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反对种种错误的历史观点。要反对以重写历史之名，污蔑英雄人物的历史虚无主义。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崇敬自己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任意贬低自己民族的英雄人物，是民族的自我损毁。鲁迅曾指诽谤者为叮在战士身体上的“苍蝇”。
要区别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论和“历史决定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使用过“历史决定论”的提法，但他们承认在社会结构或历史发展过程，在诸多因素中会有一种因素，与其他因素相比，起着最终决定作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说到底就是在历史中发现这种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马克思说过，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恩格斯也说过，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他们的话中都出现了“决定”这个用语。很显然，这里的“决定”作用不是否认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会存在偶然性，而是指从宏观角度看，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中决定性因素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因而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而不是任意的。这与具有宿命论性质的所谓“历史决定论”是根本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重视人的选择活动，但任何选择都不能逆历史潮流而动，与历史规律相背而行。
要划清历史唯物主义与“经济决定论”的界线，应该科学地全面地准确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最终决定作用的原则。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的是生产方式作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作用，而不是单纯追求国内生产总值(GDP)，因为GDP表现的不是经济发展的全面指标。当然这不是轻视GDP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经济建设起着基础性作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变，它既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是社会发展基础的基本原理，也是我国实现发展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在社会发展中，从来不是单一的经济因素起作用，而是多种因素起作用。但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多因素论，因为它在多种因素中肯定其中有起主要决定作用的因素是构成社会存在的经济基础。恩格斯说经济是中轴线，其他影响因素归根结底是围绕经济这个中轴线上下发生作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的观点。
三、要重视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学会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真本领
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后，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都起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作用。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我们从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阶段、途径等的分析，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和策略的分析，抗日战争中对持久战问题的分析中，都能最深切地体会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巨大威力。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非常集中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决定作用、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等基本原理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如果我们不能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中，从以改革开放推动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解决中，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新发展理念中，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这一重大政治论断中，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树立“四个自信”，也不能真正认识到在困难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思维伟力。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重视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广大干部和党员，这其中就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十分熟悉，从他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中都可以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和智慧。他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来阐述问题，他的许多来自生活的通俗话语包含着深刻的哲理。他提出要树立几种思维，比如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等，都具有突出的哲学意蕴。他十分注重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比如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战略定力、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全面协调、坚持底线思维、坚持调查研究等基本方法，此外还有学会“弹钢琴”，善于“转盘子”，坚持“钉钉子”，牵住“牛鼻子”等具体方法，其中都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
现在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文化水平都很高，大专文凭普遍，硕士、博士也已经不是“稀有品”。这当然是大大的好事。但是，干部水平并不是仅仅取决于文化和学历高低，极为重要的一点还在于他们的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你是个什么样的干部，你的才智和能力如何，老实说并不取决于你手中的文凭，也不完全取决于你有多少知识，而是取决于你的世界观和思维方法，即你如何思考、如何工作。哲学素质是领导干部的重要素质。要思维必须运用概念，必须有思维方法。经验证明，仅仅是读书多、知识多的人并不一定有智慧。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的眼力不够，必须借助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辩证法就是我们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它使我们看得远些，看得深些。因此，要学习一些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哲学著作，比如《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矛盾论》、《实践论》等。
辩证法作为思维方法非常重要。当前，我们面对的社会各种利益关系十分复杂，任何片面性都会添堵添乱，激化矛盾。我们一定要准确把握客观实际，真正掌握规律，处理好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种重大关系。比如，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是辩证思维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思维方法。只知“两点”而无重点，就推动不了全局;有重点而无“两点”，就如同下棋，过河卒子拼命向前而无后续部队，结果满盘皆输。要坚持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在整体推进中实现重点突破。再比如，协调发展是辩证思维中应有之义。不协调就是失衡，失衡就如同缺轮汽车，不能开;而没有发展的所谓“协调”，就是彼此拖后腿。因此，必须重点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建设国防建设融合发展，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协调性。如果党员领导干部不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懂辩证法，不善于分析矛盾、化解矛盾，老是搞形而上学片面性，耳聋眼花，那就会东倒西歪，什么任务也完成不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关乎我们的信仰和工作能力问题。例如，量变到质变的道理似乎学过哲学的人都懂，但不见得都能把它转变为智慧。有的人一听说巩固和建设好社会主义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就以为目标很遥远，就发生信仰动摇。其实，它的远近取决于我们每代人的努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建设中，只要我们方向对头，齐心协力，速度就快，目标就近;否则就会更慢更远。如果背道而驰，则永远达不到目的。所以，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远近快慢问题，离开辩证思维方法是理解不透的。从具体工作来说，对这条量变到质变的道理，不同的人的理解和把握可能大相径庭。有的人能敏锐地注视着工作中的微小变化，促进和加速有益的量的积累，防止不利的因素，及时化解矛盾。有的人在矛盾积累到突然爆发之前，还是视若无睹。事物是变化的，在量变阶段往往不易觉察。量变是狡诈的、平静的、迷惑人的，但总有征兆可寻。一个人在工作中能见微知著、防微杜渐，有远见卓识，就能把量变到质变的哲学原理变为实际的智慧。反之，量变与质变的条条背得再熟，也只能打零分。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群众观、阶级观、发展观、矛盾观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原理，而与时俱进、创造性、科学与价值的统一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性，在学习时都必须特别重视。
学好哲学，终身受用。各级干部应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它化作自己的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使自己的头脑变为充满智慧的头脑，使自己成为有真本领的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好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