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传统文化之中，崇德观念发端较早，可追溯至史前神话时期。不过，较为自觉的道德意识与思想则是在西周以后产生的。在《周书》《诗经》等相关典籍中，“德”字频频显见。探究分析可知，重德思想在周代的政治、伦理、宗教等各个领域中均有体现，成为统治阶层高度认可的政治管理理念。春秋战国以来，经过孔孟及其后学的进一步阐释与发扬，“德”之思想深入人心，成为有道君子的人格特质，“崇德立本”已然成为中华文化的典型特征。从两汉至近代，崇德、重德思想更是成为经济、人才、教育等诸多领域的重要价值理念。历史事实证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崇德智慧是经久不衰、熠熠生辉的。
修德立本 敬天法道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之中，先哲对“德”观念的自觉探讨是在天道与人道的互动中展开的。古圣先贤对于“德”观念的认识与探讨经过了由“行”到“性”、由“外”至“内”的发展。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人道、人德处于不断的升格过程中，与之相伴而来的，是人之主体性、能动性、实践理性的不断觉醒与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先哲认为人之“仁与义”之德足能与天道之“阴与阳”、地道之“柔与刚”并列而论，但人之所为在于仿照天之“健”而“自强不息”、效法地之“坤”而“厚德载物”，在于“与天地合其德”。在中国先贤看来，上天有好生之德。因此，人与天地“合德”的根本目的在于“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即通过尽己之性、成己之德而辅助天道之生生不息、大化流行，并不是无限扩张人欲而征服自然。
先哲之所以强调人要不断提高自我、发展自我，就是因为深信天、人之间是可以通过“德”来沟通的。这是孟子所讲的“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也是张载所讲的“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其间虽有“敬德”“仁德”“诚德”“礼德”之侧重点的不同，但先哲修德正己、敬天法道的宗旨是从未改变的。这种高度弘扬人德而又始终对天德葆有敬畏之心的天人和谐思想，既是中华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独有特质，更是中华文化历经变故却延续不衰的根源所在。
实德实修 与时偕行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之中，先哲对“德”观念的自觉探讨源于对现实命运的关切与反思。徐复观先生说：“周之克殷，乃系一个有精神自觉的政治集团，克服了一个没有精神自觉或自觉得不够的政治集团。”毋庸讳言，周人的精神自觉，正是体现在他们反思政权转移的历史现实并以“敬德”思想改造夏、商天命观的过程中。《周书·召诰》有言，回望历史，“有夏服天命”“有殷受天命”，但最终都逃不开“早坠厥命”的历史结局，究其原因，都是因为他们“不敬德”之故。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反思，正是在对自我现实命运的关切之中，周人愈加意识到“敬德”之重要性。所以，他们才会在巩固政权的过程中不断强化“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的理性道德意识。
需要指出的是，周人所讲的“敬德”，并不是问神占卜等虚玄之事，而是“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惟克厥宅心，乃克立兹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等一系列保民惠民、裕民利民、明德慎罚、以德举贤的政治管理实践。这就是说，先哲所论之“德”，从一开始就是“实”德。这是一种从精神文化自觉基点处就奠定的崇实黜虚的重德传统，它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春秋以降，礼崩乐坏。有感于社会变革时期的种种动乱与无序，孔子思而忧之，起而行之，自觉担负起文化传承与复兴的大任。鉴于历史与现实经验，孔子发现只讲外在的“德行”是不够的。只有将“德”之信念内化于人心与人性，它才能发挥更为有效的作用。所以，在“克己复礼”的文化实践中，孔子用“仁”德统摄了“恭、宽、信、敏、惠”等诸多道德条目，并将“仁”德视为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赋予“德”以内在性、形上性与伦理性。
孔子讲：“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以“仁”德为复兴礼乐文化的内在支撑，从而构建了仁礼相辅、内外相协的道德修养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在孔子看来，德性修养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事。能修德，即是君子;不能修德即是小人，即他所说的“君子怀德”。因此，当面对“知德者鲜矣”的社会现实时，孔子感叹道：“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在与子张、樊迟等弟子论学的过程中，孔子也谈到过许多德性修养的方法。《论语》载：“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樊迟)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这就是说，崇德要从忠、信、义入手，即从自我内在的心性修养与提高做起。樊迟问及修德之方，孔子答之以“先事后得”，即踏踏实实去做。也就是说，在孔子这里，人作为一种理性主体，其道德人格的修养显得颇为重要。而其中的修养方法并不是默坐冥想，而是“发愤忘食”“见贤思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实践实修。
正是因为孔子重视实行，所以他并不因为强调内在的德性修养而忽视外在的德行施行。在政治维度上，孔子强调“为政以德”“道之以德”，依然重视具体的德治措施。《论语》记载，弟子们问及为政之方时，孔子回答都是各司其职、宽容待下、举贤任能、义以为上等非常具体的德政之方。
是知，在孔子这里，“德”这个范畴已然具有了二重性。它既指道德主体的内在修养，也指道德主体的外在行为，其中内在地呈现出一种互动与关联，即由修养“德性”而实施“德行”。在《大学》之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致思进路则较为明晰地展现了“德”之二重性所具有的内在互动过程。事实上，这种互动既是儒家所讲的“成己成物”，也是儒家所讲的“内圣外王”。修德是成己与内圣的起点，成物与外王则是修德之完成。
弘毅任重 平治天下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之中，先哲探讨“德”观念的根本旨归在于治国安邦、平治天下。《尚书·尧典》中说，尧帝明察洞达、谦逊宽和、光辉明亮，能够发扬美好的德性，从而和睦九族、平章百姓、协和万邦。在这样一个施政序列中，在上位者的“克明俊德”是“亲九族”“平章百姓”的先决条件，其根本指向正在于治理国家、协和万邦。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在上位者明德与否直接决定了国家的兴衰存亡。所以周之统治阶层才特别强调德行。到孔子这里，明德之主体有所扩大，既指有德之君王，也指有德之士。不过，从现实需要的迫切性来看，在上位者能够直接地发挥实际功用。所以，孔子强调“为政以德”，申明“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一生颠沛流转、周游列国，就是希望能够唤起上层统治者的道德意识，让他们自任自觉，有效完成自己的政治使命与责任。
《论语》载：“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程子注解曰：“君子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而四灵毕至矣。”可见，在孔子看来，君子修德的根本指向还是在于以德治天下。到了二程这里，君子修德的结果已然由为政以德扩展至天人合一。
事实上，在儒家德性理论的构建过程中，孟子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孟子主张以仁、义、礼、智为人生而具有的四种德性，主张性善论，进而从内向理路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德性思想。照孟子的讲法，德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内在禀赋。因此，人之修德不能向外寻找，必须反求诸己。
当然，孟子同样懂得为政之德的重要意义，如他所言：“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所以，他的“性善论”还是落实到了君王的“仁政”之上。孟子讲，“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就是强调在上位者要充分扩展内在的仁义之性，进而“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具体而言，孟子主张在上位者既要为民“制恒产”，亦要“教民以善”，切实做到“民贵君轻”。
总之，在中华先哲看来，在国家这个政治命运共同体之中，君王之言之行均为天下法，这就是《礼记·经解》所讲的：“天子者，与天地参。故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日月并明。”因此，“其在朝廷，则道仁圣礼义之序;燕处，则听雅、颂之音;行步，则有环佩之声;升车，则有鸾和之音”。惟有他们“居处有礼，进退有度”，才能实现“百官得其宜，万事得其序”的安定局面。
当然，对于为政者而言，“修德”就意味着比一般人更高标准的克己、慎独与自律。因此，为政以德不仅需要现实反思的支撑，更需要勇于担当的内在信念的支持。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程子注解曰：“弘而不毅，则无规矩而难立;毅而不弘，则隘陋而无以居之。”诚然，对于每一位重任在肩、自觉理性的人而言，执德以弘、信道以笃、力行以久既是应然，亦是实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