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伟大成就，有当时的时代精神为条件，而司马迁的文化理想、学术资质、历史理念与人生意志，也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他的行旅实践，以行迹之遥远，旅程之漫长，特别是与史学考察相结合，从而在史学史记录中显出特别的光辉。与历代史家比较，司马迁作为特别重视行走的历史学者，对于历史现场有亲近真切的体验，其历史感觉逸致超绝，其历史记录具体真实，其历史理解也十分准确高明。司马迁的行旅生活与他的学术努力及文化贡献的特殊关系，能够为我们的读书思考与学术进取提供积极的启示。
“二十”出游与“奉使”西南之行
司马迁自述生平，回顾了自己最初的文化之旅：“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这次长途行走，司马迁从秦地出发，向东方与东南方向游历考察。中华文明早期形成的重点地带均一一行历。对于各地文化名城、历史胜迹，则“齐、鲁之都”，以及“邹、峄”，“鄱、薛、彭城”，“梁、楚”等地，均千里寻访。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回顾自己“二十而南游江、淮”，长途辗转，最终“过梁、楚以归”之后，又写道：“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司马迁的这次行程体验，使他对巴蜀以及西南方向更遥远的地方，有了切身的了解。
秦兼并巴蜀，建设了关中与蜀中两处“天府”，取得了向东扩张的坚实有力的经济后援。特别是与楚国对抗，因此而占有优势地位。巴蜀在战国后期以及秦代和楚汉相争时代的经济作用显著。而汉初又发育出富有的工商经济。汉武帝时代从这里起始，开始探寻丝绸之路的“西夷西”方向。
这些历史现象在《史记》中都有明确具体的记述，体现出司马迁对巴蜀及“西南夷”历史文化的熟悉。这应当与他“奉使”西南的交通实践有关。王国维总体评价了司马迁的出行：“是史公足迹殆遍宇内，所未至者，朝鲜、河西、岭南诸初郡耳。”
历史的实地访问与历史现场的考察
司马迁走了那么多地方，他在万里行途中，并不是一般的旅行游览。他的每一步行程，都是其学术生命的一部分。司马迁游踪万里的实践，实际上可以说是与现代文化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有着某些相似之处。
除了《史记·太史公自序》有关“二十”出游的回顾之外，司马迁曾经在《史记》中的很多篇章以“太史公曰”的形式说到通过行旅实践艰苦的史学考察历程。例如，在《史记》第一篇《五帝本纪》的最后，司马迁写道：“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他在传说中“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对当地“长老”进行以口述史学为形式的访古调查。
《史记·孟尝君列传》中说“薛”地民风自有区域文化个性，于是“问其故”。此外，《史记·魏世家》说“秦之破梁”，“墟中人”“说者”有自己的理解。这些都是实地访问得到的信息。“问其故”以及对“说者”言辞的记录与分析，是司马迁史学行旅的重要任务。《史记·河渠书》作为最早的水利史文献，是在现场考察的基础上撰述完成的。“余从负薪塞宣房”，是亲身参加抗洪抢险工程的实践。
古来英雄名士的遗迹，包括古都城、古战场，司马迁的实地考察体会融入了他的历史理解，完善了他的历史记述，提升了他的历史说明。如《史记·伯夷列传》：“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登箕山吊荒陵，得到了特殊的文化感知。
对于孔子这样的文化巨人，司马迁除了前引“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考察其事迹，体会其精神之外，《史记·孔子世家》还写道：“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作为历史学者，对孔学的深刻理解和崇高景仰，会因现场考察而有所增益。所谓“至圣”的赞美，后世得以继承。
对于历史文化信息之“世之传”者，司马迁有所采纳，但是也进行了认真的考量和思索。如《史记·魏世家》写道：“太史公曰：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可知司马迁的实地调查，在倾听当地民间声音之外，还加入了自己的深刻思考。
司马迁行旅感念涉及秦朝史迹的，有《史记·蒙恬列传》所说：“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对蒙恬等人严肃的历史批评，是在考察秦朝长城和直道之后形成的真知。这里所发布的重要史论，有长久的影响。胡亥明确取得帝位继承权后，蒙恬被迫吞药自杀，临终前有关于主持修筑长城与直道“绝地脉”，可能“罪于天”的感叹。对于所谓“绝地脉”，司马迁发表的否定性意见，体现了他清醒的历史认识。
山川行历与“文气”养成
司马迁远程行旅的意义，文论家和史论家多以为有益于其精神与文气的涵养。《史记》非凡文化品质的形成，确实与作者的行旅体验有关。
苏辙曾经写道：“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
凌稚隆《史记评林》卷首引马存语，又是这样评价司马迁出游的：“子长平生喜游，方少年自负之时，足迹不肯一日休。”他说，司马迁的出行并不是简单地为出行而出行，而是有更高的文化追求：“非直为景物役也，将以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根据这样的总结，司马迁的行迹均有助于他的“文章”：“凡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而为文章，是以变化出没如万象供四时而无穷，今于其书而观之，岂不信矣！”
司马迁远游，百千路径，万里山川，四方传统，九州民风，当然有益于《史记》这部巨著文采神韵的焕发，同时，这位伟大史学家的辛苦行旅，其文化意义是复杂的，其文化作用也是多方面的。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