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剧《山海情》在2021年开年悄然出圈，似是意料之外，实在情理之中。剧作描述了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东西部扶贫协作下福建援建闽宁镇的过程，将史诗风格与脱贫攻坚的宏大叙事相融合，在孔笙粗犷而富有诗意的镜头下，产生了雄浑苍劲、沉郁绵长的化学反应，在温情现实主义招展的大旗下，绽放出夺目的光芒。该剧最大的艺术成就在于以巨大的勇气去回溯历史，以史诗手法再现了那段遍布荆棘又震撼人心的扶贫过程。
“史诗”
纵览去年以来的扶贫剧，绝大多数作品都是表现当下时空的扶贫实践，优点在于减少了与观众的情感隔阂，容易产生代入感，如《绿水青山带笑颜》《我的金山银山》《我们在梦开始的地方》等，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果对于脱贫攻坚的历程只有当代叙事，就必然缺乏了历史的纵深感和厚重感，历史逻辑的构建就缺少了最重要的一块基石。
《山海情》将故事的叙事原点一下子拉回到30年前的1991年，镜头伴随着西北黄土高原粗粝的景观进入历史时空，画外音的讲述恢复了传统说书人的叙事风格，年代感、史诗感一并呈现。随着剧情的展开，1996年向福建劳务输出并种植双孢菇，2001年花儿歌唱大赛，2004年的整村迁移，从西海固的涌泉村到黄河戈壁滩上的金滩村，从西北黄土高原双孢菇种植到厦门现代化的流水线车间，这部剧呈现了深厚的乡土情怀，鲜明的时代特色，愚公移山式的民族精神……这是以往的扶贫剧难以企及的。
我们从来不缺乏史诗的实践，却缺少创作史诗的雄心，重要的原因在于史诗难写。史诗要有悲壮的英雄牺牲，超越性的历史观，壮阔的社会风貌和丰富的人物森林。当年柳青写《创业史》，在陕西长安县后皇甫村蹲点6年。某种程度上，《山海情》就是一部上世纪90年代的“创业史”，年轻干部马得福带领涌泉村村民从“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西海固，迁徙到200多公里外黄河戈壁滩，如同《奥德赛》般的漫游，从无到有，筚路蓝缕，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重新创业，从地下的土窝子到土坯房、土砖房最后到楼房，从只想等着国家救济到主动依靠双手致富，最终从涌泉村整体搬迁……这一历程和《创业史》里梁生宝带领村民在下堡村蛤蟆滩上建立互助组搞合作化，取代原来的权威核心郭振山，何其相像也!中国土地叙事史诗在这里得以延续。
值得一提的是，《山海情》只有短短一年的创作时间，2020年还遭遇了疫情冲击，但孔笙团队以一贯的工匠精神在戈壁滩上重建吊庄村，高度还原了农村风貌，创作者与当时的历史情景发生交融，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创业”，所以他的镜头才会如此生动，如此有情。
“土”视角
史诗叙事最重要的是把叙事的根系扎稳。很多人第一眼看到《山海情》就觉得“土”，无论是人物的语言、着装、行为，都土得掉渣，这实际上也反映了作品对真实生活的成功还原。从更深层的原因看，是因为这种“土”反映了创作者本土化的视角，即强调“在乡者”的意识，凸显在场感。
当下扶贫剧在叙事模式上存在同质化问题，如基本都是采用外来者的视角，即以组织上派来的驻村第一书记为主，本地村民处于一种被拯救的地位，相对愚昧和落后，有时候甚至成为戏剧冲突中的反面角色，实际就是因为创作者没有解决好城市文明与农业文明的视角转换问题。也就是说，这些创作者大多没有深入农村，没有农村生活经验，而是以城市思维来书写农村，这必然会将农村人写得模式化，甚至有丑化之嫌，如《遍地书香》里的李化边、王可靠，《最美的乡村》里的那文斌。
《山海情》始终以本地干部马得福的视角代入，以他串联起了整个史诗叙事，他面对过坚守道德的“独木桥”还是出卖灵魂走“高速路”的艰难抉择，在当上代理镇长后也会有些官僚作风，这是对人物的真实刻画。对于陈金山、凌一农等扶贫干部，剧作也没有刻意拔高，扶贫主任张树成甚至以失败者的形象出现。马喊水、李大有等农民形象，虽有狡黠执拗之处，但始终是以平等的角度完成塑造的，是当下扶贫剧中最接近真实农民的艺术形象。相比之下，以白麦苗为代表的前往福建的务工者与城市工厂生活，就比上世纪90年代的电视剧《外来妹》里的表现力要弱一些，这也是因为离开了原有土地的缘故。
实际上，回望中国当代文艺创作，不论是《创业史》《平凡的世界》《白鹿原》这样的文学作品，还是《老井》《野山》《篱笆·女人和狗》《乡音》这样的影视作品，土地叙事最能触摸农耕文明内核，最能反映中国传统的文化本质，所以才最具生命力。
现实主义
《山海情》能成功，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坚实的现实主义态度。扶贫剧最核心的是展示主人公如何带领村民破解扶贫中的难题并获得成功，而当下不少扶贫剧就是在这一点上做得不深不透，往往以人和人之间的矛盾替代扶贫的苦难，而忽视了自然环境、普遍心理、体制机制等更加顽固的因素所带来的困难。
《山海情》的特点就是真实得如黄土地上凛冽的山风般透骨，开篇就出现了李大有吃掉了扶贫珍珠鸡，光棍三兄弟没有裤子穿只能躺在床上的惊心现状。马得福从最初动员村民迁徙到吊庄就苦难重重，反复动员只有59户人，离供电所供电要求的60户始终差一户;等好不容易安置下来，生计又成了问题，移民要靠扒火车上的化肥为生;吊庄农民因为没钱买水，地里的麦子差点旱死，差点和供水站工作人员打起来;在种植双孢菇上也一波三折，好不容易种出来却因为市场饱和价格滞销，差点全部烂在大棚;最后的涌泉村整村搬迁甚至差点闹出人命……扶贫就是一个难题接着一个难题，如果不能真实客观展示扶贫的苦难过程，而是以戏谑的方式简化、喜剧化，实际上也是某种历史的虚无，《山海情》坚守现实主义，就是对浮于表面的创作的纠偏，是主旋律电视剧创作的进步。
《山海情》的出现，标志着主旋律电视剧创作走入了一个新阶段，即从原来的主题高于影像阶段到主题入于乃至化于影像阶段，从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出发，以主流价值为基底，回归现实主义最本质的创作原则，突出电视剧讲述故事的本体特性，强化共情力、感染力，终至散发出不俗的艺术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