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江南地区无论经济还是文化方面，都落后于中原地带。其时江南，夏日溽热，冬天酷冷，沼泽遍地，野兽出没，人口密度仅及河南西部地区的二十分之一。这一情况到两汉时期逐渐发生变化，特别是东汉末年，群雄纷争，天下大乱，中原百姓流离失所，纷纷渡江南下。江南地区开发加快。孙吴政权中的许多功臣名将，便来自中原及江淮一带，如周瑜、鲁肃、张昭等。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引起人口更大规模的迁移。从西晋末年至南朝后期，约有百万北方人迁移南方。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带来了北方的生活方式，带来了中原文化，大幅度地促进了南北文化交流，促进了江南地区的发展。南朝中期，江南已是一派繁荣气象，经济发展，文化昌盛，不但拉平了与北方的差距，而且很多方面驾而上之。建康(南京)、广陵(扬州)、京口(镇江)、山阴(绍兴)等，都是天下闻名的都会。孙吴、东晋与南朝宋齐梁陈，均建都建康。江南文学、绘画、书法、雕刻等，均独树一帜。这就是历史上第一次著名的“衣冠南渡”，是江南文化第一次较大变化。
隋唐时期，江南平静发展，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但政治中心仍在黄河流域。八世纪中期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得北方经济、社会遭到很大破坏，大批士人避乱江南，深刻地推动着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进程。五代、北宋时期，江南经济、文化在整体上都超迈北方，文化心理上也处于优越地位。1127年“靖康之变”发生，宋室南迁，定都临安(杭州)，南宋建立，带来新一波“衣冠南渡”，这对江南文化影响极大。特别是在城市方面，随着市场的活跃，坊市制被冲破，海洋贸易的拓展，江南城市生机勃勃，杭州成为举世闻名的大城市。如果说，六朝时期的衣冠南渡主要是在北方推力作用下完成的，那么，两宋之际的衣冠南渡，则主要是在江南引力作用下完成的。这是江南文化第二次变化。
南宋灭亡，元朝建立以后，虽然首都北移大都(北京)，但中国南北经济、文化格局没有改变，重心依然在南方。元代高度开放，重视海上交通，发展海洋贸易，太仓、上海、宁波等港口受到重视，华亭由县升府，上海设县，太仓成贸易中心，号称“六国码头”。对外开放方面，宋元前后相续。历史如果沿此趋势发展下去，到十五世纪，在全球化加速的态势下，江南早就与欧洲文化直接会面了。令人扼腕叹息的是，明代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清代又沿袭明制。这使得江南文化由外向开放转向内敛收缩。这次变化带来的一个重要成果，是苏州的繁华。明清实行海禁，但不禁国内贸易。地处太湖之滨，运河边上，苏州交通优势举世无匹，于是，万商云集，人文荟萃，成为江南地区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这是江南文化第三次变化。
鸦片战争以后，五口通商，上海开辟为通商口岸。由于多种因素错综复杂的影响，上海很快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随后又成为多功能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也是江南文化中心。上海本是江南一部分，近代上海虽是五方杂处，但其人口八成以上来自江南，上海带动了整个江南地区经济发展，上海便成了江南经济龙头，文化高地。这是江南文化第四次变化。
以上四次变化，前两次都与北方战乱、衣冠南渡直接相关，南京、杭州都在政治中心基础上叠加文化中心。后两次变化，苏州、上海主要因交通条件卓越、经济地位提升而成为文化中心。上海与苏州在合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为一体方面，其形成机理与社会背景高度一致。在闭关锁国时代，苏州优势大于上海，海禁大开以后，上海优势大于苏州。于是，明清时期江南文化中心在苏州，近代开放以后，便移到了上海。苏州、上海近在咫尺，苏、沪之间文化中心的移动，放在苏松太道范围内看，在以火车、轮船为交通工具的背景下，其实就是一道所辖区域内文化结点的移动，先前苏州文化所具有的特性，几乎全盘被上海文化所继承。所不同的是，苏州目光主要向内，上海目光既向内，更向外。
江南文化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开放包容，择善守正;二是务实创新，精益求精;三是崇文重教，坚强刚毅;四是尚德重义，守望相助。这些特点在近代上海，融合了中国其他地域文化的某些特点，如岭南文化、八闽文化、湖湘文化，吸纳了西洋文化的某些元素，经特大城市的集聚升华，形成了海派文化。
如果将海派文化比喻为立在江南文化大地上的高原，那么，上海红色文化则是这座高原上的高峰。红色文化在中华大地上所在多有，但各地红色文化都带有各地特有的元素或特色，南昌首义、井冈红旗、古田强军、遵义转折、窑洞光芒、林海抗日、沂蒙支前与西柏坡赶考精神，都是红色文化，但又各具风采。江南文化、海派文化共同孕育了上海红色文化。率先传播马克思主义、荟萃八方英豪、勇敢创党、出版党刊、武装工人、严格党纪、顽强进行地下斗争，这些都是与上海城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都映射出上海红色文化中的海派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