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之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经不仅是“软实力”，也是构筑从基础设施到上层建筑全方位的竞争力量，更是决定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因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核到性质、方向、手段作出的战略部署，体现了对广大人民群众在新时代的历史征程中和追求美好生活的道路上展现出的社会文化新需求的深刻洞察和准确把握。
近年来我国文化领域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体系不断健全，文化市场日益繁荣，有效地满足了城乡广大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中迅速变化、愈加旺盛的文化需求。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越是超越了“供给贫乏”的短缺状态，越不能忽视那些“多层次多样化需求”。这正是党的十九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政治判断的正确性的体现。因此，只有从需求侧去深刻认识当前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新”特点、“新”结构、“新”问题，才能有效地进行文化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精准把握和有效引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第一，文化新需求体现在业态革新、模式迭代、内容垂直。首先，当前文化发展领域最显著的特点，莫过于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发展态势。过往几十年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给全球文化生产与消费的格局带来了颠覆式的变化。截至2020年3月，中国网民规模为9.04亿，较2018年年底增长7508万，互联网普及率达64.5%;手机网民规模达8.97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3%。对所有依托互联网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来说，直播、长短视频、网络游戏、网络文学等产业新形态不断涌现且用户数量激增，如网络文学、网络自制剧等部分数字内容已经在全球形成影响力;此外，博物馆、图书馆、文化站、主流媒体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和文化阵地也开发了“云看展”“云赏春”“云观景”“云讲座”等文化公益服务新手段。因此，从需求侧来看，人民群众的文化新需求愈发向“线上迁移”，而且线上线下的呼应和整合仍在诞生很多新的应用场景。近年来物联网技术、平台型智能硬件、云计算、大数据应用，社会化媒体、VR/AR/MR、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形态不断涌现，会催生更多的新业态和新服务。
其次，文化的新需求还体现在文化商业模式的快速迭代。随着文化消费日渐上“云”，各类智能媒体通过算法技术与移动媒介终端的融合，对用户的行为数据进行收集和建模，并据此进行精准的新闻分发、音视频推荐和广告投放。文化业态与其他行业深度整合，催生出直播带货、信息流广告、社交电商等新兴交叉业态，让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与物质需求变得更加密不可分，文化新需求的弹性不断降低。
最后，人民群众的文化新需求依据其兴趣、口味、审美划分为不同的“趣缘”群体。内容需求会变得更加垂直，更加分化。特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现代化”同时伴随着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对文化意义的追求更成为个体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现实生活和学理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除了早已被深入研究过的影响文化需求的收入、闲暇时间、受教育程度等因素之外，社会阶层、代际差异、工作类型、社会融入水平、家庭结构、个体心理等多重因素，都会让个体产生不同的文化需求水平和文化需求类型。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文博机构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受到年轻人的欢迎，“国潮”成为文创发展亮点。同时，众多身处基层、在不同工作岗位上的快递小哥、农村种植户养殖户、长途货车司机、出海作业的渔民……他们也在快手、抖音、小红书等短视频平台创作专属于自己的文化产品，成为传递职业自豪感的“网红”。
第二，文化新需求体现在结构升级、观念更新、诉求多元。首先，当前我国人民群众的文化新需求还体现在文化需求结构的升级。如果说上文所述基于“趣缘”的、对垂直内容的需求是个体集合为群体的需求表现，那么结构的升级则超出了以统计数据为基础的判断，而是要从需求结构的角度去理解。有研究表明，对当当网七千余本儿童图书的图书类别、图书内容等进行分析，揭示出中国儿童主流图书普遍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和文化多样性的缺失，敲响了对于千禧一代的儿童群体文化多样性塑造的警钟。这种文化需求结构升级的判断是基于全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强进行的，也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其次，文化新需求体现在人们对文化发展的观念更新。无论是文化产业还是文化事业，“文化+科技”“文化+旅游”“文化+金融”“文化+社区生活”“文化+城市规划”“文化+基层活动”等新形态蓬勃兴起，文化不仅是阳春白雪，更是“下里巴人”，是每个普通老百姓身边都可触可感、可亲可见的实实在在的物质存在，应进一步激发公众的文化需求。
最后，文化新需求还集中表现在我国的文化发展面向更加多元的文化诉求。改革开放四十余年，大量的人口处于求学、务工的候鸟式迁徙生活状态，出现了“空巢青年”“空巢老人”“蚁族”“一代二代农民工”等具有特指意义的社会群体。随着我国与世界的融入程度不断加深，20世纪90年代末香港、澳门相继回归祖国怀抱，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在中国求学、工作甚至定居，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海外长期工作、生活……面对这些新变化，这些群体的文化需求同时还与他们的身份认同、情感协商、文化适应等密切关联，这同样是我们在考虑和设计文化服务体系的时候必须重视起来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当前人民群众的文化新需求中最为迫切、最为核心和最为重要的需求。同时，人民群众的文化新需求也是“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的现实依据。
第一，文化消费能够带来更为持久和稳固的幸福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推动各类文化市场主体发展壮大，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和文化消费模式，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文化，正是“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相较于食品、衣物等物质性的消费，看电影、观赛、看演出等文化消费更能够提升公众的主观幸福感，特别是那些发展型的文化消费更能正向预测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而且文化消费带来的幸福感更加稳固而持久。因此，文化是人民群众追求个体幸福的方式。
第二，满足和创造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文化需求来增强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要增强文化自信，就要求我们以文化发展来满足文化需求的不同领域，如教育文化、科技文化、休闲娱乐、文体融合等;还要满足文化需求的不同层次，如生存性需求、保障性需求、享受性需求和发展性需求;满足文化需求的不同时空特征，如省时性与耗时性的文化需求、室内和室外的文化需求等。同时，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文化需求的领域、层次、时空特征等划分维度，并不是彼此互斥、截然分开的，一个喜欢交响乐的乐迷同样也可以喜欢看网络漫画，一个接受过海外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一样可能回到农村去经营一间民宿，文化艺术创作、文化旅游产品设计、文化授权衍生品开发也在越发“跨界”“破圈”，所谓文化内容与渠道的“杂食”或“单食”等二元对立的类型学划分，现在更多呈现出文化触达、文化消费的多义性与多重取向。我们更应该重视的是，文化需求是可以被创造出来的，是可以经由供给来引领的。因此，文化需求还应提供增强“文化自信”的力量，让“秀肌肉”的硬实力和传递观念、塑造情感的文化软实力相融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浸润于具体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之中。
尽管由文化自信到美好生活的路径已经描述清晰，但是不可否认，当前我国文化发展中仍然存在诸多不可回避的问题，导致人民群众的文化新需求不能得到很好地满足，文化权益仍然得不到有效保障。
第一，“互联网+”背景下，个体的文化消费不再依赖实体场所与具身交互，一个可移动的屏幕足以承载个体的文化消费需求。线上文化消费导致线上文化消费激发了更多上行社会比较，容易带来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下降;媒介依赖、游戏成瘾等现象越来越成为社会问题。
第二，当越来越多的文化内容成为触手可及的资源时，人们文化触达的“线上化”又将文化的采择权交给了内容平台。在智能算法技术的底层逻辑之下，缺乏媒介素养的个体极有可能被囚禁在“信息茧房”之中，重复性地消费同质性的文化内容。处于相对文化弱势的群体很容易助长其极化的文化品位，甚至成为文化单食主义者，长此以往则会影响整个社会时代精神的振奋、道德水平的提高和文化素养的提升。
第三，一些亚文化形态不可忽视。有些非主流文化承载着丰富的情感表达，又经过社交媒体广为分享，形成了较大影响，与主流文化会产生交融和抵抗。同时，大量文化内容产品会被贴上意识形态领域的标签，甚至有部分有害信息会危害意识形态安全。
第四，老龄群体、“空巢青年”“社畜”等群体的文化需求亟待深入研究，夹带着各类错误观点和错误思潮的文化产品仍然需要我们保持高度的警醒，以充分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强，去增强思想的免疫力。
对于以上问题，首先，要立足于中国的语境思考制度的定位和含义。在日常生活中，文化的存在随处可见，很多跟文化有关的概念早已潜移默化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习以为常。然而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很多概念是立足于西方的语境产生、传播、生长的，在植根于中国的语境成长之后，有哪些新的特定含义，需要经由哪些新的建构是必须经过审慎思考的。例如，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个讲话中阐述“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地位，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
其次，立足中国语境思考文化并非一味地排斥西方的优秀文化成果，要充分吸收全球优秀文化的精髓，为我所用，为我所化，融入中国文化发展的伟大实践。现代化进程中科学技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中国科研工作者在科学技术领域勇攀高峰，科学文化也需要被大众所认知，以达到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认知平衡。科学文化是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新方向，是改革开放以来中西文化相互融合的结果，科学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更是推动经济建设、弘扬优秀文化的要求之所需。
最后，文化建设制度需要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构成。文化活动从来不是孤立地，而是整合到社会发展的宏观图景。例如，有研究发现文化活动参与能够提升个体的知识和技能、增强个体的自尊与自信并创造新的关系链接，这将增加个体找到工作的机会，提升个体参与公共生活的意愿、渠道与能力。因此，区域文化产品消费能力的提升将会降低该区域的社会排斥并提升区域社会纳入的程度。进而，社会纳入将强化个体的公民身份与社会身份，增强个体对主体社会的认同，使得边缘群体逐渐纳入主流社会中，并增进其经济幸福感、心理幸福感与情绪幸福感。可见，文化建设制度需要与政治、经济、民生、生态文明等领域的制度体系形成有效呼应与有机衔接，才能更好地体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