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的引领下，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进入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与此同时，中非学术界日益认识到，未来中非关系的深化发展离不开高水平的文明交流互鉴，更离不开伟大思想和科学理论的指引。非洲学术界始终密切关注并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近日，围绕近期中非学术界热议的习近平文化思想，本报记者采访了南非中国问题专家、哲理中非国际交流智库(Sele Encounters)董事长谭哲理(Paul Zilungisele Tembe)。谭哲理认为，非洲社会应当积极接触中国文化，研习中国历史和汉语，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国则需要根据非洲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非洲本土价值观，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传播中国好故事。中非双方打破文化壁垒、增进中非民心相通，有利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非洲的广泛传播，提升非洲自主发展的能力。中国也将提升软实力，在国内和国际层面赢得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与各国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科学指引和行动指南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文化的角度看，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如何促进了非洲的现代化进程?
谭哲理：曾经占据全球主导地位的多边机制，正在面临挑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和技术合作，正在通过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得以维持。然而，一些国家倾向于竞争而非合作，或者诉诸单边主义而非多边主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能够绕过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约束，打造开创性合作空间，建立新的合作伙伴关系。正是这样的大国外交能力，让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越来越受欢迎。中非合作论坛、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成为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重要平台。在这里，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致力于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
中非合作论坛是中国与非洲国家增进集体沟通与经济合作的关键平台。首先，中非合作论坛向非洲国家展示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消除绝对贫困、工业和技术进步、国家治理现代化等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奇迹。其次，非洲国家通过中非合作论坛引进中国的商品和技术，为非洲发展注入新动能。最后，非洲国家深入了解了传承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如何孕育出一条伟大的复兴之路，让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认为，非洲国家能否深入了解中华文明、吸取中国经验、制定理想的非洲大陆发展蓝图，决定了中非合作的可持续发展和未来影响力。
《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显示，非洲的转型发展离不开充分借鉴全球南方摆脱贫困、提高收入、促进经济和社会转型的经验。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2021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中国提前十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实现经济、工业、技术、教育和民生高质量发展，这得益于中国立足国情、基于本土文化价值体系的治理方案。
研究中华文明使许多非洲人明白这样一个道理：非洲可以独立自主地实现现代化。非洲人民完全能够利用本土文化进行抽象化、合理化和政策落实工作，带动非洲的现代化。只有更坚定地探寻非洲自主发展的道路和更接近本土的解决方法，才能为非洲人民和整个非洲大陆带来最理想的发展成果。中国送给发展中国家和“南南合作”对象最宝贵的礼物，就是将“中国特色”注入中国的发展理念和治理模式当中。作为科学指引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巩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
“象征性投资”体现国家软实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非洲学者，您如何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
谭哲理：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中具有重要的价值。文化传承是保证一个国家的价值体系具备连续性的核心驱动力。一个国家通过历史、故事、诗歌和纪念标志性事件等方式向下一代传递文化信息，实现文化传承的使命。国家价值体系的连续性进程需要不断与本地实际情况和全球发展趋势相结合，使人民选择最符合当地条件的发展方式。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五个突出特性，让中华文明不断巩固它在各个历史时期取得的成果，让中国领导人在经济、社会、工业和技术发展过程中发挥统一指挥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文化自信，并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对新时代的中国人来说，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的是加大力度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构建“讲好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体系。做好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工作的前提，是全面深入学习、研究、阐释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在中国历史语境中的含义。否则，这些突出特性对于中华文明的独特意义就会迷失在翻译过程中。随着更多国家理解中华文明的本质和中国的自身利益，以超越文明冲突论的视角看待中国，中国故事也将越来越精彩，中国智慧将在解决全球性危机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与西方文明相比，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谭哲理：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西方世界把源于中国和其他文明的发明创造贴上原创标签，对所借鉴的技术从属于非西方知识体系的事实不予承认。西方的傲慢也体现在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和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论述中。但是事实却是，两位学者在20世纪末出版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和《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的假设已经站不住脚。在过去40多年里，中国不断超越新自由主义模式，采取立足基本国情、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成功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十年前甚至更早的时候，中国就已经成为国际专家预测短期和长期的世界经济形态变迁的大背景。
21世纪中国的崛起建立在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基础上。包括非洲文明在内的许多人类文明，都遭受过殖民统治，因此缺乏从古至今的连续性。五千多年来，中国采取了各项保护措施，让中华文明如山脉一般绵延不绝。除此之外，中国能够成功地将外来的创新形式转化成中国文化，不断为经济、社会、工业和农业等领域的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诚然，社会发展总是会受到“我们与他们”“二元论与整体论”等观念的影响。在以西方国家为代表的个体主义文化当中，二元论往往意味着对立和冲突。然而，在以中国及周边地区为代表的集体主义文化当中，人们认为对立事物的本质是互补的。因此，每当外来文化和外国技术传入中国，一定会经历吸收、融合、重构的过程，符合当地的规章制度，适用于本土的发展需求。例如，将外来物品的名词和术语翻译成中文，并被本土的各个文化领域所吸收。
中国与世界分享发展机遇和成功经验的实力与意愿，推动中国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在《习近平与欣欣向荣的新时代中南关系》(Xi Jinping and Thriving China—South Africa Relations in the New Era)一书中，将这种影响人类团结的能力和与世界分享发展成果的意愿称为“象征性投资”。与其他投资类型相比，象征性投资往往带来比原始投入规模更大的产出。在外交和国际事务层面，围绕象征性投资开展的活动可能会产生更高端的商品，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构成要素。我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和拓展，受益于中非之间的象征性投资以及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合作，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中非合作论坛、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一带一路”倡议等。
融合中国梦与非洲梦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智库专家，您对中国如何继续向非洲民众讲好中国故事有哪些建议?
谭哲理：中国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同时，也在一直研究最前沿的公共外交途径。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开启了中国梦的伟大愿景。从中国用公共外交补充常规外交的政策实践的角度出发，我发现中国梦成功地捕捉到中非合作中历史、文化、身份等话题的普遍性，还与全球发展和人类繁荣产生了强烈的共鸣。随着中非关系日益密切，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持续增加，中国需要在非洲民众当中继续打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在强化硬实力的同时提升软实力。对此，我在《中国在非洲的形象取决于“非洲的中国成功故事”》这篇文章中提出“两步走计划”，中国与非洲各国在政府平台之外开辟文化交流空间，提升中非形象在双方民间的受欢迎程度，全面发挥公共外交优势。
“两步走计划”侧重于向非洲人提供讲述“非洲的中国成功故事”的空间。反过来，“非洲的中国成功故事”又可以读作“中国在非洲的好故事”。2014年12月，中南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南非共和国5—10年合作战略规划2015—2024》，旨在不断深化双方文化领域交流合作，充分研究彼此国家的语言、文学和文化遗产。孔子学院和中国文化中心代表着中国知识资源库在南非的实体存在，在推动中国文化的非洲传播方面硕果累累。我在“两步走计划”第一部分提出，中国应当建立与非洲孔子学院相对应的曼德拉学院。它将成为中国人民了解非洲历史、非洲文化和非洲人民当代生活的重要知识库，同时也带给南非人民无比的文化自豪感，夯实中南双边关系的社会和民意基础。
“两步走计划”的第二部分旨在推进中非流行文化的交流和传播。一方面，中国在现有的流行文化消费平台上为非洲娱乐产业提供了空间和观众;另一方面，非洲流行文化机构和专家真诚邀请中国文艺界人士在非洲传统节日和庆典上登台表演。这样一来就诞生了更多符合非洲当地风俗、传统、文化、表达与理解方式的中国好故事。简而言之，双方可以在中非合作的现有框架和空间内，找到促进和消费彼此流行文化元素的实用方法。贯彻落实“两步走计划”将为巩固中非贸易、投资等合作消除文化障碍，带动中国梦与非洲梦进一步融合。
在全球媒体空间迅速传播的思想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国文化研究方面收获了重要成果。您研究和书写中国的初衷是什么?
谭哲理：随着互联网、社交媒体、云系统等数字科技的普及，全球媒体景观和叙事范式正在迅速改变，将非西方文化和叙事推向边缘的单边霸权力量再也无法主导媒体空间。我在国际传媒秩序重构的背景下研究和书写中国，为的是给不熟悉中国文化的学者和相关人士搭建一个桥梁，让更多人了解中国发展和治理的真实故事。我的早期作品主要关注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及其在中国成长为统一多民族国家过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近年来，我逐渐转向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并在南非当地报纸发表有关文章。后来，我将这些研究文章整理成册，在2022年出版了《南非人眼中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Xi Jinping’s Thoughts Through South African Eyes)。
习近平主席的著作指明了中国在成功脱贫、经济快速增长、成为全球制造业强国之后，如何走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一方面，中国将维护和巩固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发展成果。另一方面，中国将在精准脱贫、乡村振兴、以科技创新引领各产业转型升级等领域开疆扩土。此外，面对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中国将维护人类共同利益，重塑国际秩序，为全球和平发展作出贡献。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将不断超越自我，成为更好的中国。
全面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助于非洲人民撇开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叙事之争”，更直观地了解中国的治理之道，借鉴有益的中国经验，破除对中国文化的假设和偏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优势在于，它能够在一个更加开放的全球媒体空间中迅速传播;在同一空间当中，西方主流叙事不能代表全世界人民的心声。据我观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新塑造了非洲人对自己的祖国和非洲大陆的认识，并再次重视起本土价值体系和本土文化。许多非洲学者、政策制定者和利益相关者深受启发，在非洲的文化范围内努力寻求基于本土价值体系和文化的治理模式，以更符合当地条件和人民理想的方式方法解决发展难题。这些都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送给非洲人民的宝贵礼物。
《习近平与欣欣向荣的新时代中南关系》一书于2023年出版，是对中南关系研究的及时补充。我探讨了同为金砖国家成员的中国和南非，应该如何建立一个多模式的多边合作框架，进一步加强中南协同努力，引领发展中国家合作。我认为，多形式、多渠道、多角度深化的中南关系最有可能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金砖合作机制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再次证明，南非的国家治理与发展范式正在发生转变;南非力求摆脱西方模式，倾向于借鉴“南南合作”所见证的中国国家治理与发展范式。随着中南友好合作惠及非洲大陆，“一带一路”倡议的格局也将变得日益宽阔。我真心祝愿，蓬勃发展的中南关系使两国人民受益，成为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